五律 大连日本风情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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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龚自珍《咏史》 就我个人阅读习惯，比较偏爱于透视社会本质，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群意愿，鞭挞人间丑恶的审美认识深刻富有思想意义的作品。龚自珍的旧体《已亥杂诗》，是我喜爱的读物。其中第220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第五首“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是其代表作，被人群认识度和其思想艺术性，无疑可以列入千古名作之中熠熠生彩，以此亦可称谓其是一位有性格有思想的中华大诗人。 《咏史》，是《已亥杂诗》里的上乘之作，也是可以充分说明龚自珍诗风格的七律。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首联点题，总起。”金粉十五周州”的环境是典型的，”恩怨名流“的性格演绎将会怎样呢：在”吴越“这个繁华之地，诸多恩恩怨怨的故事都生发在社会名流之中。“十五周”与“万重”，都不是实指，前者泛指，后者极言之多。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颔联承首联之总而分。主要脚色当然是“牢盆”代喻的盐官和盐商，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话语权和生杀权，有多大主就有多大奴，“狎客”这些附庸小人虽则狐假虎威、狗仗人势，但同样也是这个环境里的主角部分。而上流社会的舞台上，到处充斥着不明事理、百无一用的酸腐们，他们一阔脸就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硬作出头、丑态百出：有权有势的官商和依附势力的小人们控制着局面，轻薄无行的文人盘踞着社会要职。“操”与“踞”，两个动词很是生动的画出了这几种人的霸道与强横。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颈联继续颔联之分，延伸、扩展。在颔联的背景下，作为众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环境是高压的、恐惧的、忧虑的，他们很难有个性、思想和自由，他们在噤若寒蝉中生活，他们因此也不会有更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他们庸庸碌碌，苟且自保：避席是害怕听到文字狱，写书都是为了填充肚子。“避”，回避，躲避，活画出了一种畏惧，又反衬环境的险恶。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尾联由转而合收束全篇。用事对比，感慨议论。又采用了反问，激问，强化了感情色彩：田横那五百义士在哪里呢？难道都回来封侯晋爵了？用典秦末抗秦齐王后裔田横及其五百义士宁死不臣刘邦事，拿来讽刺当朝士子们没有节操、不讲廉耻、龌龊市侩的人生状态。形象，鲜明，深刻。 此诗题名”咏史“，实为纪实，讽时，警世。 龚自珍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前驱，他的思想是清醒的，目光是犀利的，纪实是真实的，笔触是批判的。清朝道光吴越之地，那里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社会繁华。那里有权的盐官和有钱的盐商以及依附帮闲的门客们主宰社会，他们淫权仗势，作威作福，纸醉金迷，指点江山，颐指气使，翻手云雨，草菅人命。轻薄浮浪的文人们，则占据着社会各个要津，他们左道旁门，唯利是图，拉帮结伙，捕风捉影，深文周纳，蝇营狗苟，声色犬马，多行不义······ 如此上流社会，如此生活背景。給士的影响，是巨大而全身心的，他们没有理想，唯利是图，平庸柔弱，得过且过。 龚自珍的批判，具体正是表现在以上两个层面：一在上流社会的掌权者，一为得志不做好事的知识分子。而透过这些，他批判的是清代的社会政治、社会专制，批判的是文字狱，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写作方法和表现风格上，《咏史》集中反映了龚氏“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的文学主张，关照社会，重视反映重大题材，认识上理性思维色彩浓烈，语言上求新奇拒绝平庸。 在宏大的社会背景下撷取细节，在典型的环境里刻画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互为做用，龚自珍这首七律的写作实践，较之恩格斯有关阐述要早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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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低俗·赵本山 文艺，形式不同特点亦不同，属于民间的艺术自然有其通俗化的特征，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都为存在，毋庸置疑都要有一席之地。 但是，通俗不等于低俗，通俗不可以脏丑。赵本山团队的颇多作品和表演，不是通俗而是低俗。二人转近些年很火，都市有专场，县城有票房，靠什么？绝大部分，靠低俗感官刺激，靠男女逗色抖荤甚或下流。这是相当部分民间二人转的基本特点和近乎于普遍的风格。它适应它所在的人群，它的存在就是靠这样一种土壤。 又但是，文艺是担负提高人群精神素养、陶冶性情任务的，片面迎合所谓的掌声和叫好、一味迎合市场，则很可能是错误又有害的。文艺固然需要大众化，也更需要高雅化起码通俗化，它需要承担和引领提高人群精神层面健康向上的任务，不独娱乐，这就需要清新以至高雅，这就要有意识且主导性的去改造某种土壤。 还有，一个民族的文艺水准，更应也必须体现在主流艺术形式上。要保持民族或世界高度，完全靠娱乐，仅仅靠下里巴人，是难能奏效的，这会在世界落伍。仅以俄罗斯为例，它的文艺名片是什么？是以“胡桃夹子”、“天鹅湖”为代表的古典芭蕾舞，是以穆索尔斯基、基柴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音乐创作，是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奥特洛夫斯基和果戈里为代表的戏剧创作与演出，是以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 黄宏说：“咱谁都别装！”很多人说这指的是赵本山。不知具体，但我欣赏这句话。来的直接，没有客气，也说到了点上。固然春晚常客，固然有不断的喝彩和掌声，固然开了不少刘老根大舞台，固然收了颇多徒弟，还买了飞机，还使得其他艺术形式的明星们顶礼膜拜······但做人的谦虚，对他人的尊敬，对社会的敬畏，自己姓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等等，是不应该忘记的——发热不好，夜郎不宜，牛叉不得，硬装不伦。 一招鲜吃遍天下，炫小技睥睨世人。二人转转出了东方的卓别林，粗俗和娱乐炙手可热轰动朝野······当事者不可一世，旁观者不可思议！ 或许目前的冷却和再落一落降降温，才是赵氏的本来。楼市过热，总是要跌的，尤其泡沫楼市。 赵本山现象，非完全为赵本山个人因素，数十年社会因素、文化因素要反思。如果习近平在文艺上不高屋建瓴，问题还要继续。赵本山现在自己有道白（认识），这可以看做是一个注解：“农民戏曲演员不容易，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这句话，当然只是说明了一个方面。 赵本山给人民带来很多快乐，对此当客观。但低俗、庸俗，也是明显存在尤其后来有些过于招摇。他不该被捧到这么高，庸俗市场也不该搞到这么大，这教训文化界、文艺界要总结。 个人因素，诸如信仰、追求、文化、思想、品位等等无疑是内在起先发作用的，是主要的。王昆、胡松华等，肯定不会与他一个模式。但更要总结：撇开政治不论，赵氏也的确有其特点和成绩——我们社会、文艺界或把持文艺方向的那些人，任由一个或推崇一个还算有一招鲜的艺人在低俗、庸俗、封建、落后、自大的道路上纵横驰骋，使之成为文艺界的南波万甚至一代宗师而令高雅相形见拙、退避三舍，这都因了什么？该怎样以后？ 这是十几年文艺界的巨痛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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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雀在吕文珠的帖子里斥责：“我说你是个势利之徒，也是一点没说错。现代诗词第一二人是郭沫若、艾青(编者加：我本人说的是"艾青可以超过郭老")？你访遍当今网络，恐怕也找不到一个认同这“观点”的诗家吧？” 前因是这样： 大有版主在北戴河a的帖子里发言说：“郭（沫若）从来就没有写过高雅的诗词。” 我跟帖提出询问：“你了解郭多少？” 罗雀遂即向我斥问：“你这是以空洞的结论来代替有理有据的反驳，不但不能达到你的主观目的，反而容易给人留下不讲道理的印象。比如这个帖子，你给人下了“绝对化”的断语，质问别人“你了解郭多少？” 可这并不能证明你对郭了解得比人多，也不能证明别人对郭了解得比你少。假若你能举出几首郭的“高雅之作”，用事实反驳对方的论点，其效果必然比这样空无一物的“怒斥”会好得多。你说是不是呢？” 我回答:“郭的历史地位（文学），但凡有一点现代文学史知识的都知道，还用得着在这里啰嗦？你是不是白话惯了"圆规"也要求别人都来这样？但说那诗词，我在楼主那里举了若干，那还是旧体。新诗呢？现代诗词，除了艾青，其他都不会超过老郭吧？” 罗雀说：我说你是个势利之徒，也是一点没说错。现代诗词第一二人是郭沫若、艾青？你访遍当今网络，恐怕也找不到一个认同这“观点”的诗家吧？ 有关对话其他内容和罗雀的恶劣、讥骂情绪，这里忽略。只向大家求教：现当代文学诗词领域，谁的成绩最大？艾青不行，谁在前头？ 我先说说认定标准。 1、须以现当代文学史为基本依据，某个人或民间一般不作数（除非老百姓一致赞扬或一致反对）； 2、综合考虑该人的创作实绩、文学影响和历史地位； 3、名家与权威者的基本认同。 我的十大诗人排座次： 艾青、郭沫若、郭小川、臧克家、雷抒雁、闻一多、舒婷、昌耀、海子、北岛 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一般网友和初来网友身上，我不会说什么，人的知识面毕竟有限，不可能全知，这很正常。但荒唐连续的发生在一位自诩诗词研究方家、不断与叶嘉莹等前辈专家叫板过招的罗雀身上，我就不能不单发帖让诸位网友见识见识，评说评说了。人可以无知，但绝不可以既无知又无畏。做学问需要老实，做人得有耻感。 另外，这话题其实涉及的是现当代文学史常识、诗词创作与诗人常识，议一议，还不能算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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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上论坛版主 有人群就有管理。网上文化园地乃骚人墨客集聚无以“自化”亦无以“自正”，版主应运而生。 版主是官又不是官。是官，确有生杀予夺之权；不是官，毕竟山寨与现实官员完全是质之区别。故无论念及的确需要还是所虑到底虚无，版主大可不必把自己当回事儿：放下不该有的空架子，收起不合时宜的傲慢，更不必装屁，不必盛气凌人，尤不可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为非作歹。 版主的基本素质在法律意识和政策水平，这是版主之所以版主的基本条件；版主的根本任务在于维护网民，这是版主存在的基本理由；版主的主要职责是保障底线，这是版主管理的基本着眼点；版主的基本功是文明对话，没有文明尊重的对话就没有交流也不会有和谐。 版主实质是服务。有人对此异议强烈，不过过分珍视现实未得而网上之得之不易而已：无知有之、自慰有之、炫耀有之、滥权有之。“巴黎公社”之官员尚且“公仆”，网上版主也只能是“店小二”，网站大一点充其量不过星级酒店服务员。版主之全部工作，都集于招呼网友和维护栏目，行权是手段，终极在服务。 弟子不必不如师，版主不必高于网民。倘版主一定要高于一般网民，无疑在奉献精神、公道境界、政策意识和法制能力诸因素上。版主，道德比诗词，要重要的多。能诗词不一定列版主，无德一定不能事版主。道德与文章与管理俱佳，可遇不可求，乃理想人才。 版主之于网友，根本有二：一尊重，二宽容。有此，待人如友，敬人如宾，出言有礼，坦率真诚，虚怀若谷，宽容谦让，从善如流。无此，居高临下，装腔作势、好为人师，不懂装懂，自以为是，训诫呵斥，打压异见，从恶必崩。 版主之于无行，责任就是制止。考验的是政策、法制和胆识。维护善美、制止邪恶，规劝偶犯、限制无赖，刹住纠缠、惩治漫骂，尤其对蓄意纠缠捣乱者要坚决抵制，乃版主天职。版主面对无行、龌龊和邪恶而置若罔闻，或任由恣肆，是对栏目、法律、网友的亵渎和犯罪。 版主是管理链条之一环节，是论坛这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从这一意义上说，版主没有个人意志，唯有大局，唯有网民。版主离开栏目意志，离开大局、离开和谐而强调一己“天马行空”、“自行其是”，既不懂组织，亦不知纪律。 版主不是奴隶，不可“诺诺”。面对装官、面对淫威、面对欺民而不能"谔谔"，或逆来顺受，或为虎作伥，都无益栏目，都有害正义。 版主之交淡如水，版主不党，乃版主之君子，乃论坛之幸。版主结帮成伙，沆瀣一气，蝇营狗苟，串跳帮闲，无行打斗，妄议挫屎，是管理异类，是论坛之祸。 治版版在一定意义上说比治栏目更重要。立一人即旗帜，任一版主即导向，决定论坛兴衰，事关人心凝聚。 对于立栏为公，胸怀大局，敬人敬业，敢于管理，拓展局面，富有凝聚者，要鼎力支持，适时推举，榜样的力量无穷，论坛需要脊梁；对于心中无民，眼中无法，颐指气使，滥用权力以至素质低下，行为低劣，到处干涉，恣意招惹，动辄谩骂、不断纠缠者，应坚决制止，果断拿下，养痈为患，臭鱼腥汤，劣马害群；而对于以栏目为个人领地，泄私愤、图报复、搞攻击，集结无行、网络泼赖、相投腥臊而构建邪恶飞地者，要坚决取缔，论坛有此丑类，是对网络文明的讽刺。 有什么样的站长，就有什么样的高管队伍。人才资源充足可供选择的前提下，有什么样的首席版主就有什么样的版主团队。 版主素质，决定栏目素质，当然也决定论坛素质。论坛兴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版主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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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箴>——皮日休 原文：“古铭金人，谓多无言。互有所发，不可不论。既有所发，复谓多言。中庸之士，由兹保身。吾谓斯铭，未足以珍。出谓忠臣，言则及君。入为孝子，言则及亲。” 大意：古代的《金人铭》说不要多言，忽有所感，不能不论。既然要发，又说多言。平常的人用这个来保身，我说这铭，不值得珍视。出家为忠君，说话就为了国君，回家做孝子，说话就为了双亲。 皮日休，唐代诗人、文学家，年少成名，为人耿介，在京做过太常博士。《金人铭》相传为黄帝所作，但皮日休对其“不必多言论”直说自己的观点，并就此一点评价《金人铭》不值得珍视，是率意直言的，也有见的。 此文集在《古代座右铭》里，读此，于当今做人，于网上交往，有现实意义。做人交往，大都经由言论，如何用嘴用键，大有讲究，这是人之素质、修养、品德和风度的具体表现。 做人说话，表态，要讲原则，注意政治，说事实，有分寸，能辩证。该说的不能沉默，不该说的不能多嘴。为公，为正义，为说理，知无不言；为私，为媚，为谗言，为邪意，皆应打住。 为争鸣，为自由，为和谐，为正气，为尊严，坦率交流，秉公直言，坚持实事，仗义说理，依法行事，人人有责。 为恐惧权贵，为明哲保身做所谓好人，一言以蔽之为私而缄默，不敢伸张正义，这是庸俗、油滑，是不负责任。为巴结，为取悦于人或为搞垮一个人而跟风或墙到众人推的言辞表态，是趋炎附势，属龌龊行径。为一点旧隙，狭肠小肚，鼠目眈眈，燕雀戚戚，总是恶语，宛如跳梁，小人无疑。为山头，为帮派，淫威拉打，一副刁蛮，赵高指鹿，秦桧罪岳，此为邪恶。为整人攻谗，造谣诋毁，辱骂咀咒，不择手段，丧心病狂，串跳不已，长期纠缠，这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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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虚拟朋友转载的高平诗论，很看好认同这个诗话。对其中亦有不同看法和补充，在此略说一二（高平帖还没看完，陆续看，陆续写）。 1、就新诗，郭老说得好，没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句式不限，长短不限，参差不限。可三美，可鼓点，可阶梯，可参差······ 2、读者与诗，感情合与不合，外形是一个因素，但就绝大多数人及其婚姻来说并非主要因素。读者看重的，不能不是诗的写什么，还有诗意。 3、新诗并非流浪儿，她的家在新诗实践者的心里。而时代和大众，把新诗做宠儿。 4、诗无达诂，是说诗之含蓄、诗之深刻、诗之朦胧和诗之丰富会使不同经历、阅历的读者见解不一，如果把它拿来作不可解论或不会有共同见解论，则一定是错的。 5、不在于是否有说教，只在于是否是形象表达。 6、诗欲想不讨厌，真情，真意，大我，是根本。表达一种虚假情感，捏鼻憋嗓歌唱，离了表意只在字词句上雕琢，或一心制造所谓的古董卖弄典故，或一味自我抚摸，这是旧体时下的一个通病。 7、对于大众文化园地之业余民间写作，或者爱好与消遣，对于这文化园地的绝大多数人，应该毫无名利也带不来名利，所以要看得开，放得开，友善待人，和谐唱和。 8、新诗入门容易，入得门后要搞出好作品，应该很难；旧体入门难，入门后要搞出有模有样的东西，相对容易。 9、高平用小说家和诗人来比较，并且揭示两者写作区别异同，解译是准确的。我要说的是，就文学表达的共同性和旧体写作与时俱进，诗人是完全可以借鉴小说的写作发方法的。比如用细节，比如诗人不必站出来可以隐藏在诗后纯客观描写，比如用杂文手法等等，都可为诗所用。 10、“自我打假”提的好。这里有种情况，一是没有真情不写，二是纯是虚假不写。头一个写出来不会打动人，因为自己首先还没有被感动，但这一种没有危害。第二种有讽刺意味，无行者讽无行，龌龊者讥龌龊，下流者骂下流，这就违反了文学真实，于诗坛有害，这样的东西是垃圾制造，写得艺术一点儿的，可以算自画。 11、讽喻诗、讽刺诗，古已有之，三百篇里痛快，此后历代不衰。讽喻讽刺，在传统诗学上是诗之怨，诗之刺，其对象是封建、黑暗、落后、丑恶、奸诈、虚假、愚昧等等。诗歌里没有了这个品种，诗歌不够立体，当是瘸足，也失去文学的批判意义。讽喻讽刺，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存在决定意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中并非都是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文学对于假恶丑的揭示、批判，是文学的天职。讽喻讽刺，在审美上，是道德审视，良知呼唤，正义喷张，三者缺一不可，而正义宣扬，是其主旨。讽喻讽刺，生命在于真实，拿来虚假，用以猜测，在题材上就已失败。赵高辨马，王莽斥伪，秦桧弹奸，牛二厌赖，巧云烦淫，柳氏恶泼，苍蝇议闹，屎壳郎嫌臭，癞蛤蟆说膈应人······这是反串，当然滑稽。讽喻讽刺不能不讲对象，对敌人，对同盟，对群众，目的与手法会是不同的。讽喻讽刺不是骂，不是咀咒，不是歇斯底里，不是丧心病狂。在艺术上要讲究，要用形象说话，体现风雅；而其根本，是生活真实，离开这个，与大街流氓泼妇叫骂何异？讽喻讽刺在网上，作品多见，好篇什不少。但也该看到，于今网上的讽喻讽刺，不在少数，已偏离传统。已成为敌意诋毁，狭隘攻击，泄愤报复，无行恣肆的一个媒介。这样的货色没有正义，不是善意，离开大我，失却责任。有的只是一己任性，狭隘放大，耿耿纠结，道德沦丧，邪恶恣意，无行延续。这是网上文化的堕落、反动、悲哀，这是文人、诗人准文人、准诗人的新时代无行，是流氓文化的泛滥，要有办法制止、引导。 12、判断一个人的德行操守，在网上，仅仅经由诗，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诗与人有关系，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一般说来是不差的。但又不能绝对，诗与人很多时候又不会完全相同。但一个网上写者或爱好者，他（她）的“诗”，总是在野性的荷尔蒙冲破道德的节制上没有检点乖戾恣肆，主题帖里骂诗不绝，粗鄙叠加，有的甚至占据全部诗帖的十之五六以至十之八九——那，此人狭隘、猥琐、低劣、阴毒、邪恶无疑。诗，毕竟是诗词网上网人的一个主要言行实践。 13、诗须有情，诗是情感的产物。但这情，是需要过滤、把关的，不是无节制，不是什么情绪都可以往诗里装，更不能恣意泛滥下流、丑恶。诗不是马桶，诗苑不是垃圾场。制造、批发垃圾、腐败，是对传统国粹和现代文明的亵渎与犯罪。 14、自我抚摸已经够无聊了，而神经质的猜疑影射就又促使了矮化，恣意而经年累月的敌意诗骂证明的则只能是下流——有湿人们在小技中已严重背离国粹，却呈不顾白眼又斗志昂扬的地接过无行，欲把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中的辱前臭后——进行到底。 15、贺敬之新诗里对于古诗的借鉴，还是明显的。比如他较为著名的《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后来贺老主张一种新古体，也有实践，是创新的，也有味道。 各有专攻。他的着力点在新诗。 16、如果以为诗人是高级劳动，工农是低级劳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诗人高。这不但是对生活的无知，亦是对诗的无知。这种无知和狂妄，是诗人浅薄、妄自尊大、不知天高地厚的集中表现。 17、没有模仿不会有诗人，一味模仿不会成为真正的诗人。 18、尽管是在大众诗坛，即便是象牙塔尖的诗人，诗，亦并非第一位的。与任何门类一样，人，做人，是第一位的。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在一个环境里居然连遵守公共秩序都不知，不知尊重别人，这样的人，是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的。有的则是出口骂人，污言秽语，动辄攻击，流氓习气，这样的人，不过流氓。流氓性，自古是文人通病，文人之下流。对此等宽容、欣赏，是忽略了道德品性，立场先就错了。 19、散文家周国平较早提出高贵之气，那是在光明日报上，是谈素质与修养，谈心灵完善，配合国家的和谐国策，是对大众而言。当时觉得提法新，观点好，有益处。后来中国第一诗评家谢冕，也讲过，他的观点是专用在诗人身上，他讲诗人是小众，要有高贵之气。对谢冕观点，我只能同意一部分，有一部分以为不妥。 周国平的提法，在这一时期，是创建性的，面对全民族，面对文化科学还不够先进的国情，从完善心灵、培养人性、增进和谐、提高民族素质来谈，很有针对性，也振聋发聩。因为近百年来尤建国以来，提到高贵，会与帝王将相、蒋宋孔陈、资本家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这与老百姓是格格不入的。从没有人要求人民大众“高贵”，有的只是对它的批判或轻蔑。“高贵人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泥腿子好得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英雄”——这些思想，与大禹的“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是一致的；与历史长期以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贱官贵等，是反动、逆向，当然是进步。周国平在历史提出和谐的转弯处，要泥腿子们和一切阶层都要讲高贵，是思想家的思想启动，大胆而意义非凡。 谢冕説诗歌是小众，从创作来说，可以这样讲，从受众来说，小众是不妥的。文学如果只是象牙塔的东西，如果只是小圈子的沙龙行为，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如果不能为大众接受或喜爱，这文学是失败的。如同哲学，在人们有了一定的文化以后，在全民族文化得以提高以后，哲学不该是哲学家课堂和讲义里的事情，当是人民大众认识生活、改造世界的常规武器。 而诗人的高贵，文学的高贵。是诗人们首先得是个有抱负、有思想、有胸襟、有高洁、有格调的人，要远离世俗和平庸。有了这，文学才可以是载道言志的，才有可能与时代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可能有高级劳动，才有可能有纯洁、善良和高尚。才有可能接近思无邪，接近屈子，接近老杜，接近欧阳修，接近辛弃疾，接近闻一多······ 讲高贵，是精神气质文化修养胸怀见识骨气风度和为人素质，不是物质，不是权势。高贵，不是贵族，贵族一词有与高贵一致的东西，但毕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意义有很大不同。 讲高贵，是讲作家、诗人或创作爱好者精神领域的某些方面的完善与培养，是要求创作中的某些内容需要用高贵做指引。讲高贵，是视点要高，身份是大我；立意要高，有大局观，有民族性；格调要高，此其主要，是高雅，圣洁，拒绝世俗、鄙夷低俗、仇视丑恶；情操要高，乃其重要，是不可撼动的正义感和真理观，是尊重与悲悯。 讲高贵，不能忽略接地气，不是轻视草根。高贵不是拽着自己头发要离开地球的人，高贵之母是地气。高贵离开生活，离开实际，离开大众，离开民族，高贵也就不复存在。 高贵不是作家、诗人思想与境界之全部，高贵不能代替一切，高贵之车所载内容有限。不是有了高贵，其他的什么就都有了，其他就统统不要了。 20、文学创作与社会事物不同，用进化论不科学。文学是艺术，是个性化的，一是不好比，二是应该不存在一代比一代强。 屈子是伟大的，你不能说后来者老杜超越了他。而屈子和老杜，后来人至今无人能及。 曹雪芹也是，恐怕很难有小说会超过《红楼梦》 欧洲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恐怕要永远令人望其项背。 21、讽喻、讽刺，自古有之。判其性质关键，在于其表达的是正义还是邪恶。正义者，不是骂，是谴责、鞭打；邪恶者，离开道德、法纪属辱骂也。而判定究竟是辱骂还是鞭打，在于事实，在于真实性。这就涉及到了文学的一个术语：文学的真实性。不具文学真实，骂彭德怀是小人，抬林彪是忠勇，这不是事实，滥骂乱抬也！ 22、看待诗人与认读某篇诗作一样，有争议乃正常，没争议的诗人及其作品或许不存在。而任何一位大诗人，不可能为所有读者或评论界全部认可。 汪国真不是疾风暴雨，不是汪洋恣肆，不是博大精深，不是刚健激越；不是火山爆发，不是大河沉郁，不是擂鼓疾呼，不是战士豪放，不是伤痕批判······ 在“伤痕控诉”和“朦胧思辨”之后，尤其在“不相信”之后，社会需要凝聚，时代需要温暖，人群需要慰藉，汪国真适逢其时应运而生，他适应了时代。 他是阳光小伙，知心哥哥，诗词小鲜肉。他温暖向上，清新俊逸。他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温馨细气，哲思絮语。他是一条清澈的山溪，激越的小河，虽然浅，但清澈见底，欢愉奔腾，滋润山谷草木。 他拥有青年。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时代。汪国真在舒婷之后成为十几年诗坛被推崇、喜爱者，不是偶然，尽管有争议。 汪国真不可替代，他属于也引领了那个时代(至少是滋润了那个时代的青少年）。 (待续)



21、讽喻、讽刺，自古有之。判其性质关键，在于其表达的是正义还是邪恶。正义者，不是骂，是谴责、鞭打；邪恶者，离开道德、法纪属辱骂也。而判定究竟是辱骂还是鞭打，在于事实，在于真实性。这就涉及到了文学的一个术语：文学的真实性。不具文学真实，骂彭德怀是小人，抬林彪是忠勇，这不是事实，滥骂乱抬也！

11、讽喻诗、讽刺诗，古已有之，三百篇里痛快，此后历代不衰。讽喻讽刺，在传统诗学上是诗之怨，诗之刺，其对象是封建、黑暗、落后、丑恶、奸诈、虚假、愚昧等等。诗歌里没有了这个品种，诗歌不够立体，当是瘸足，也失去文学的批判意义。讽喻讽刺，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存在决定意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中并非都是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文学对于假恶丑的揭示、批判，是文学的天职。讽喻讽刺，在审美上，是道德审视，良知呼唤，正义喷张，三者缺一不可，而正义宣扬，是其主旨。讽喻讽刺，生命在于真实，拿来虚假，用以猜测，在题材上就已失败。赵高辨马，王莽斥伪，秦桧弹奸，牛二厌赖，巧云烦淫，柳氏恶泼，苍蝇议闹，屎壳郎嫌臭，癞蛤蟆说膈应人······这是反串，当然滑稽。讽喻讽刺不能不讲对象，对敌人，对同盟，对群众，目的与手法会是不同的。讽喻讽刺不是骂，不是咀咒，不是歇斯底里，不是丧心病狂。在艺术上要讲究，要用形象说话，体现风雅；而其根本，是生活真实，离开这个，与大街流氓泼妇叫骂何异？讽喻讽刺在网上，作品多见，好篇什不少。但也该看到，于今网上的讽喻讽刺，不在少数，已偏离传统。已成为敌意诋毁，狭隘攻击，泄愤报复，无行恣肆的一个媒介。这样的货色没有正义，不是善意，离开大我，失却责任。有的只是一己任性，狭隘放大，耿耿纠结，道德沦丧，邪恶恣意，无行延续。这是网上文化的堕落、反动、悲哀，这是文人、诗人准文人、准诗人的新时代无行，是流氓文化的泛滥，要有办法制止、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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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文论》与张九紫商榷 文学的航船是需要不时拨正的。在诗歌陷入醉心于个人自我抚摸、散文大面积走向小情绪小境界的时候，“大诗”“大散文”的提出无疑是一种纠正，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同意张九紫文友《大文论》的基本主张。 “大散文”的提出，始于贾平凹，应该有六七年了。诗要从“个人抚摸”和“自我呻吟”走出来，近年间是谢冕又重新提出来的，也有两三年了。我之同意九紫，需要明确的，是完全鉴于目前诗歌和散文的整体形势尤其问题，而非离开当下具体创作实践一味或单纯求“大”。实际上或者理论上，“大”要写，“小”也要写，不能偏废；各种题材，不同立意，多样篇幅，都须顾及，俱不可少。 所谓“大”，应该是重大题材、重大事件、典型人事，应该是恢宏的结构，如椽之笔，应该是典型的揭示、深度的发掘，应该有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应该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审美冲击，应该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篇幅大是其中一因素，但不该是绝对因素。还有气魄大，也很重要。大诗和大散文，应该同时具备以上几点，但无须全部具备。题材大，笔力不逮，表现不出来内在，思想与艺术平庸，无法称其为“大”。这现象大有实例，比如大量应时讴歌重大事件重大节日的诗歌。篇幅虽长而不具备其它，很可能只是一堆文字垃圾。譬如长篇小说，2010年达到3000部，数量世界第一，但大气象大境界者，凤毛麟角。文字少但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挖掘深刻，升华了境界，有典型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抑或文化意义，应该无愧于“大’。诸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昌龄的《出塞》、王维的《使至塞上》高适的《燕歌行》、杜甫的《春望》、《登楼》、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陆游的《书愤》、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顾炎武的《海上》、黄遵宪的《上岳阳楼》、丘逢甲的《春愁》、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郭沫若的《天狗》等等，都是篇什简短的诗词，谁能说不“大”呢？ 对张紫九的具体论证，有几点不能苟同： 1、“几千年来竟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诗”。事实绝非如此。在中国诗歌史上，就叙事史诗来说，与希腊、罗马、印度等国固然有差距，这是共识，梁启超、王国维等对此都有论述。因此有的人甚至认定中国没有史诗，其实不然，《孔雀东南飞》、《格萨尔王》，无疑史诗。九紫所议大诗当然与史诗并非一个概念，应该比史诗小得多，那这结论，就尤为武断。《孔雀东南飞》与《格萨尔王》就不说了，就题材与篇幅，“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诗》、屈原的《离骚》、《天问》，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恨歌》，大诗无疑。现当代的新诗则有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艾青的《向太阳》、李季的《向昆仑》、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贺敬之的《雷锋之歌》、纪宇的《风流歌》、海子的《河流》、杨炼的《诺日朗》、王久辛的《狂雪》等等总得过百。篇幅短而不失为“大”又有一定影响力的古今诗歌力作就更不胜枚举了，前已有涉，这里从略。 2、“散文发展到现在······只有小散文了”。不尽然，建国之前姑且不说，只说建国后，矛盾、秦牧、刘白羽、贾平凹、余秋雨、徐刚、周国平、李存葆、周涛、王充闾等等，都是方家大匠，皆有宏文伟构。而这里面贾平凹对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反映的真实细腻，余秋雨钩沉历史的博大文化视角，周国平观察社会的哲学笔触，李存葆对环境对民族的忧患意识，都要超过建国前的散文而无愧古代名家。 3、“提倡大文是适合时代特点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如果离开某种创作问题倾向而孤立的如此主张，这样提倡显然是不正确的。任何一个时代，需要大文，也需要中文，还需要小文。需要旭日喷薄，鹰击长空，大河奔流，江山社稷，但也需要小桥流水，花前月下，蝉鸣莺唱，市井民俗；需要高文典册，体大思博，冠绝时流，也需要佳章懿言，精微融贯，自树一帜；需要纵横捭阖，汪洋恣肆，气魄沉雄，也需要细腻经营，流丽婀娜，造微入胜。无论从对生活的反映还是从人民群众的需要来说，百花齐放，多彩多姿，更应该是时代对文学的完整要求。 读之仓促，网上信笔，率意直言，难免错漏，诚望谅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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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的重申：不可混淆内容与形式的含义、界限及其作用——驳云头雁 内容与形式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是方法论，当然适于文学。 哲学范畴的内容与形式是两个概念，对立统一，相互区别，不能代替，互为作用，内容主导形式，一定条件下的转换······这是本本常识，不再赘言。 文学中的内容，是指题材、主题、人物、情趣、诗意诸如战争、和平、友善、建设、情仇等等艺术家或作者要表达的在脑的社会生活。形式是艺术家或作者为表达某种认识中的社会生活所采用的表现方式、述及方法、结构手法和艺术语言诸如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绘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语言、音韵、色彩、线条、文采、风格等等艺术样式和艺术手法。 文学毫不例外内容决定形式，诗歌绝无特殊内容和形式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式一旦与内容结合有其独立性对内容有一定制约。 文学或诗歌的任何一件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交合，都是不可分割的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艺术存在。优秀作品，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天然合一的结果。 云头雁在《云头雁评词》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议论严重违背常识。 其先是率意的说：“诗歌形式本身甚至就是内容。如果内容任意地冲破形式，一定不会是什么好诗歌。” ——让人瞠目！这句话，不但观点完全是错的，且本身还自相矛盾。先是为夸大形式而说“诗歌形式'"就是内容"，混淆二者之间界限，继而为强调形式的重要轻视内容的主导作用，但又在无意识之中承认了二者的区别。可见常识懵懂，思维混乱。 诗歌没有特殊，依然是内容与形式的存在关系，形式永远不是内容，内容一定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屈子无意冲破《诗经》表达方式，亦应无心创造楚辞，然不意间开创楚辞，也自此竖起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大旗。何故？乃“美政思想”不能不说，是“人醉我醒'不吐不快,为”忠而见疑”“信而被谤“须向天问。 艾青在《诗论》里说：“假如是泥土，用水调和，揉出形体。假如是棉花，理出它的纤维，纺织它，再印上花纹。” 所以即便填词，也是根据内容选择词牌。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乃五四革命需要，因而师法惠特曼而放弃海涅。 不论多么完美精粹的艺术作品，不论何种艺术作品，不存在形式就是内容，诗歌当然不能例外。假如形式就是内容并按此逻辑，等于衣服就是人体，轮船就是钢铁，蛋糕就是麦子。以诗歌论，等于声韵就是“三吏三别”，格律就是《锦瑟》，平仄就是《题西林壁》······这委实荒唐！ 云头雁很是满意他那开头的随意也溢于言表，此后便“任性”起来：“一些强调内容大于形式的诗人，往往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思想意境上，思维逻辑上，历史知识上，科学常识上，生活人情上等诸多方面存在随意性、不可知论、否定一切论、唯我独尊论、歪曲事实现象等问题。” ——诗歌，内容与形式两者当然不是并驾齐驱，它们有主导，有依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刘勰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现，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这很明确：形式是根据内容而产生的。黑格尔说：“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体。但这种统一不是内容与形式的等价并列，而是有主与次，有高与下之分，作为内容的绝对理念是本体，高于它的显现形式。因此，内容是主因，决定形式。“ 在几乎所有有关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教科书阐述里，内容决定形式，这是公论 云头雁此段第一句之后，所列云山雾罩，不知所云，这里不做评论。 再后来云头雁已是洋洋自得口气俨然教导式：”说到这里，我简单跟你说说，对于诗歌来说，为什么其形式往往就是内容，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举个例子说，战争动员激励士气，最常用最有效的精神武器是什么？是诗和歌曲。它们用最精炼的形式表达了最蕴藉的内容，在那种情况下，有用长篇大论的小说散文去动员的吗？戏剧，也是一种形式和内容无法分割的艺术形式，而戏剧本身，又跟诗歌同宗共祖。我说的形式，是形式的规律性，你说的那些，只是体裁的不同，其内在规律是相同相通的。“ ——哦！这就是“形式往往就是内容”的理由？因为“战争动员需要用最精炼的形式”？因为那个特定不可以“用小说和散文”？奇谈怪论！倘如此，那《大明万历皇帝平倭诏告》是文告还是诗歌？老蒋《抗战庐山讲话》是诗歌还是文告？罗斯福《二战对日宣战书》是文告还是诗歌？这里要驳议云头雁，形式与内容之关系，二者孰主孰次，与文学样式、与文章类别，无关。至于"战争动员",云头雁理解的还过于狭小。 而“精炼”和“蕴藉”，其实他说的是“篇幅”，这其中的篇幅长短与是否内容还是形式，也完全无关。歌曲短，适于某种场合，不仅在于形式，也在于内容，更不是此时短小的歌曲就是形式代替、等同了内容，亦不可割裂看待一个歌曲。而此处，云头雁显然错误理解也用错了“形式”，此时此处歌曲的“形式”，不该是指“篇幅”，不该意在“篇幅短小”，它应该是哲学范畴里与“内容”相对应的那“形式”，这里云头雁的思维，更加混乱，原因在还不懂也搞混了“形式”的真正涵义。 战前或某种场合的唱歌形成氛围，是所用歌曲之歌词与曲调的共同作用。而歌曲，是先有歌词后配曲调，什么样的歌词决定什么样的曲调，这是内容决定。有朋友说，“抗战时《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之所以可以鼓舞斗志，主要还是在于歌词内容，如换上《何日君再来》 ，那就完全相反了”——说得好！当然，一首歌曲立起来或被唱响，是内容与形式相互作用、完美结合的结果，割裂不得。但在讨论问题时，是可以分开来谈，要明确内容与形式的各自地位和作用。 云头雁后来又谈到戏剧，”戏剧也是一种形式和内容无法分割的艺术“。这议论同样有问题，严肃严谨的表达应该是：所有文学艺术作品，其陈列在艺术长廊里，它在艺术与形式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在一部作品里内容与形式缺一不可。但同样，在理论上，戏剧也毫不例外属于内容与形式的共存关系，内容是内容，形式是形式。 通观云头雁之内容与形式的几段议论，为云头雁鲜有的理论文字之无知荒谬而惊诧。也坦率相告：云头雁在这一知识上的占有是懵懂的，思维是混乱的，议论是荒谬的。 内容与形式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常识性术语，在理论版，当明确基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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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chuyi也刍议
近来文艺界都在学习解读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讲话确有里程碑意义，其作用应该可以与72年前毛伟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媲美，是新形势下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贡献。两次座谈会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但都是在文艺工作出现一定问题的情况下召开的，解决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但性质和任务同样，都是拨正船头，都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要紧跟时代、文艺要为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的根本使命。 在文艺要开创新局面的此刻，自然想到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兴起的文学革命，想到被陈独秀誉为“今日中国之雷音”的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那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胡适《文学刍议》内述八事，套此形式，结合学习座谈会讲话无邪亦作八事，权作对当下文艺形势和文艺工作的刍议： 一曰，须紧拈时代，奏响主旋律，努力创作引领时代风气的经典 二曰，须臾不离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要有活生生的百科全书式的观照 三曰，须有无愧于前辈的大师级作家和艺术家 四曰，不必羞涩，灵魂工程师的天职自当理直气壮的呼唤崇高，挥洒真善美，凝聚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五曰，要经济效益更要社会效益，精神世界的富翁、先觉永远不要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 六曰，当然要食人间烟火，万不可随波逐流，文艺作品有别于物质产品绝不能匍匐于市场，低俗不是通俗 七曰，植根于民，接地气才有生命力 八曰，要有大胸怀，大境界，大视角，要有健康、饱满、旺盛的爱国热情，如此才会产生富有感染力、震撼力且美育人心的公器 如下是对中诗词百家论坛交流的刍议； 一曰，须有求是服理之心 二曰，不自欺欺人知之谓知之 三曰，须有求同存异之善 四曰，不敌意纠缠不已 五曰，须有闻过而喜之德 六曰，不偏执于盲人摸象 七曰，知无不言言者无罪 八曰，辱骂低劣而并非战斗 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呻吟 五曰，务去陈词滥调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201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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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再生贴出《中庸之道适于写诗吗？》的主帖，已经有日，我缄默了两天，不能不说出真话： 我先按这命题的逻辑设计若干，列位来看： 脾气好的适于写诗吗？性格暴躁的适于写诗吗？高个子适于写诗吗？矮个子适于写诗吗？希腊人适于写诗吗？朝鲜人适于写诗吗？南半球的人适于写诗吗？北半球的人适于写诗吗？男人适于写诗吗？女人适于写诗吗？黑皮肤适于写诗吗？白皮肤适于写吗?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适于写诗吗？信仰耶稣的新旧教徒适于写诗吗？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大家以为如何？ 诗乃文学之一种，历史悠久，是人类表达思想情感、述及心灵愿望的主要文学体裁，她由语言、诗意、节奏、声韵等诸要素构成。举凡有情感，有生活，有灵感、懂技巧，谁都可以兴观群怨，这与信仰、国际、种族、语言、年代等等，都没有关系！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一直是儒家孔孟思想。自汉始，历朝都在为自己的统治积极推崇中庸，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官员和绝大多数士子都是中庸之道的宣传者和实践者，而其中的诗人，也几无例外的都是在这道里产生。如此这般，那“中庸之道适于写诗吗”的立题和发问，不是很是无知、可笑吗？ 所以坦率的说：《中庸之道适于写诗吗？》的主题，是个荒唐的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