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律 大连日本风情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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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无邪”谈略
“思无邪”，此语创造者是春秋时期鲁地的佚名君，见于《诗·鲁颂·駉》。《駉》诗为咏马诗，有四章，每章八句。在此诗每章倒数第二句，分别以“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直接赞美鲁僖公。“思无邪’，就是首次在这里亮相。这时的“思无邪”，虽则名见经传，实际上还是微不足道，既不具传世意义，更没有后来的名气。 “思无邪”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符号，作为诗经的品牌形象代表，以至被后来尊崇，都因了圣人的点拨之故。这就像那孙悟空，纵然神通广大，但不经观世音和如来点拨，是不会成佛的。即便大腹便便、心眼小小、贪吃懒做、好色无能的猪八戒，在佛祖手里，也照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孔子在整理修编诗三百篇时，面对这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周礼产物——“诗”，不禁再作顶礼膜拜，赞叹油然而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看得出，孔子对前人创作是敬服的，夸赞是由衷的，用语不加思索，完全“拿来主义”——“思无邪”，自此横空出世。 《诗·鲁颂·駉》的“思无邪”，思，为语助词，无实质意义。邪，即斜，无邪即不歪斜。也有以《诗·邶风·北风》里的“其虚其邪”为例，认为邪同徐，而虚”二字同义，徐即虚，无邪即无虚。 孔子拿来主义的“思无邪”的“思”字，此时意象已经变化，词性已经变化，已不再是虚字而是实词，这时已作为“思想”来用。此后，对于孔子“思无邪”的命义，古今一直存在大致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朱熹、杨伯峻为代表的“光明磊落”、“思想纯正。宋朱熹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今人杨伯峻翻译孔子的话是：“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纯正’”。另一种是以郑浩、李泽厚为代表的“不虚假”。近代学者郑浩论及：“夫子盖言于《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现代美学家李泽厚翻译最后一句为：“不虚假。”。就我个人，我以为前者更接近孔子的原意。 孔子当时似乎很是率意的说出“思无邪”，不期然后来竟然会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阐述，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这是诗经之幸？孔丘之幸？还是中国文学理论之幸？ “思无邪”思想，其实是孔子的中和思想、仁为中心思想的文学延续。也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中华诗词一直秉承着载道言志、爱人爱国的精神内涵而矢志不移。离此，是为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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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词对仗

对仗、对偶，是古典诗词的重要艺术手法之一。格律诗的对仗，要求相当严格，因为格律是格律诗的基本特征，而对仗是格律诗的主要构成元素。格律诗中二联的对仗，词组结构和词性要相同，相互成对，像古代仪仗队一样，两两相对。句的意义不能相同，且还要避免重字。否则，就会被视为“合掌”。 而词的对仗，其实是对偶，远没有格律诗严格。词调有近千种，体式两千多，又都是长短句形式，字数相等对句位置不固定，用不用对仗，什么地方用对偶，不好固定。就某一个词调来说，对对偶可以有要求，而就整个词体来说，根本不可能有一致的要求。 词的对偶，通过读词，可以总结有以下五点： 一，相连的两个句子字数相同时用对仗，开头两句或上下片开头两句用对仗。 无名氏《减字木兰花》上片：淮山隐隐，千里云峰千里恨。淮水悠悠，万顷烟波万顷愁。 葛长庚《水调歌头》上片前两句：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 秦观《满庭芳》篇首两句：山抹微云，天黏衰草。 李清照《南歌子》上下片前两句；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 姜夔《踏莎行》上下片前两句：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别后书辞，别时针线······ 二，上述前者情况并非一致，即便是同一作者，同一词调，同一位置，手法各有不同，并非都用对仗。 同样写《减字木兰花》，前例无名氏淮上女的上片是对仗的，朱淑真的《减字木兰花》上片，“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着摸人”。则不是对仗的。 苏轼《东坡乐府》收《木兰花令》六首，有三首在三四句用对仗，另三首在三四句没用对仗。如，“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游客醉”，是对仗；“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抒”，则不是对仗。就表意，都完成的很好，后者来的更自然。 三，有些句子的相对不限于两句，而是三四句，又形成排比。 晁端礼《水龙吟》上片三四五句：九衢雪小，千门月淡，元宵灯近。 柳永《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四，同字的时候比较多。 万俟咏《忆少年》：陇云溶泄，陇山峻秀，陇泉呜咽。 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五、词对仗不受粘对限制。 毛泽东《水调歌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声调为（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不讲相对。 陆游《青玉案》：小槽红酒，晚香丹荔。声调为 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不讲相对。 辛弃疾《一剪梅》：路也南通，信也难通。声调为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同样不讲相对。 以上五种基本上可以反映词的对偶情况，它们的基本特点是： 1）词出现字数相同的两个或三个句子时不论在何处都可以对偶； 2）词对偶远没有格律诗严格比较宽松，“合掌”说不属于词论； 3）词对偶没有划一要求全凭作者主观处置； 4）词对偶没有严格平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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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雁归来》立意 中华诗文最讲立意，由古至今，概莫能外。这应该取决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观、文化观和价值观。从文学观来说，民族国粹奉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这就决定了不能不讲立意。“意在笔先”，“以立意为宗”，”意乃灵魂“，“文应逮意”，诗清立意新”，“立意有高低深浅之分”等等，古今诗文方家墨客对此推崇议论汗牛充栋，亦无不身体力行、不敢造次。 《雁归来》，高调而来。颇有高尔基《海燕》的意味，亦有《鸟儿问答》的气魄。写的都是禽，歌咏的都是斗争。然立意如何？笔者试在三者之间作以简单比较（严肃的说，《雁归来》无论从哪方面都不可能与那两篇杰作相提并论。但题材毕竟相近，从立意角度，说说无害）。 高尔基的《海燕》，写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兴起之际，海燕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人民，暴风雨是推翻沙皇的阶级斗争。这是高尔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预示，是对未来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呼唤，这立意，有时代的阶级的高度！ 毛泽东的《鸟儿问答》，反映的是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具体表现在两个媒介身上，一是鲲鹏，她是社会主义的形象，另一是蓬间雀，它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在中国社会主义遇到几条战线的困难之时，毛泽东一如既往的显示了他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清醒、睿智和胆识，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寓咏了这一题材，把残酷史诗般的斗争，化为一阕幽默，几句嬉笑。歌颂了鲲鹏的抱负、正大、果敢，讽刺了蓬间雀的渺小，短视和猥琐。胸怀足见，立意不言自高。 云头雁的《雁归来》，与上述两位大家的作品异曲同工，有与他们作品同样的象征、比喻。但在立意上，实在与《海雁》和《鸟儿问答》是云泥之别。前两者就社会、就国家、就民族，就高也！而《雁归来》，表现的是一个人（没加本应该加的定语）与一个栏目的斗争，这关照明显小了。不过消遣，不过学习，不过讨论，至于”列阵“？”金鸣“？又齐楚燕韩赵魏秦的！？ 通观《雁归来》的立意，坦率的说，是狭小的，短气的，低格的，因而也是无价值的。这样的诗，放在几个人私下唱和嬉戏，应为勉强。高调回归，人生宣言一样隆重推出，在如此开放的论坛，委实无意义了些。 恐金筑子又要害笑掉大牙之苦呢！ （本篇结束，附另一个发言于后） 全诗在表义上，有些错乱，矛盾。 写的是大雁归来，归来后大雁看到的情景和雁阵的英勇战斗姿态。有点儿高尔基海燕的意思，预示一场大革命就要来临，海燕将是获胜一方。 首联是大雁俯瞰，它是欣赏的。欣赏的是百家局面？还是大雁自家庄园？不知所云。但无论是谁，这欣赏的调子，怎么突然又将以进攻的姿态去面对呢？矛盾！ 二联，说的是大雁自己还是百家形势？同样，无论说的是哪一个，都与首联全拧。而若说是百家形势，那就更为多余，因为一联大雁已经”欣赏“过了。 三联，极状”海燕们“的身手不凡、骁勇善战：横眉立目，上下翻飞，唿哨盘旋，看起来有些像白头秃鹫在行动。 尾联接三联的高昂战斗句，转句”形势大好“，照此发展顺理成诗。但结句，却成了”形势严峻“：革命尚未成功，大雁仍须搏击。尾句令看官失望，更没有给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大雁们以欢欣鼓舞。 有用词和对仗瑕疵。 ”列阵“与”枰綦“，对不上。”扬眉分白羽“，这是大雁的器官和衣着，用”分“不合适，尽管白羽可以是武器可以是兵将。”楚衡“，没见用过，只有”衡楚“。”泰安“变成”安泰“，意思已变。”白山黑水“，有专指；山白水黑，已非原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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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赋，大家都知道，它是我国文学之诗词歌赋中一种。
最初，它是作为动词出现的，还不是一个文体。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这明显是动词，是“诵”的意思。
对赋最早的解释，是《汉书·艺文志》，有这样一句：“不歌而颂（诵）谓之赋”。这与现在有人常说的“赋诗一首”一样，是把“赋”作为动词即“诵”或“作”来用的。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动词“赋”，相近和一致的是，即只能诵读，不能歌唱。
赋作为名词也就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出现，是从战国晚期荀卿开始的。他的《赋篇》，是标志赋所以成为赋的开山之作，用刘勰的话说是“荀卿蚕赋，已兆其体”。对于名词——赋的解释，郑玄的《周礼注》是：“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已经很清楚了，名词的赋或者说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就是“直陈其事”，这是它的定义。
赋的出现是受了《楚辞》的影响，其从先秦战国晚期荀卿的《赋篇》开始到宋玉的《神女赋》为赋的雏形，西汉枚乘的《七发》标志汉赋正式形成，同时代晚些时候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扬雄的《长杨赋》使逞辞大赋走向成熟，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则把汉赋推向顶峰。这之后，赋体创作就江河日下了，其间虽也有个别篇什如庚信的《哀江南赋》、王勃的《滕文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赤壁赋》灵光一现、偶有点缀，但终难止住赋体创作在整体上的颓废之势。
赋创作与格律诗词写作比较，前者比后者局限大，后者比前者灵活；前者要敷衍成文，后者不必太考虑谋篇布局文字量小。赋体形式在写作上的不灵活和成文难度以及难于创新，决定了它后来的不利被人所用。这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盖一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
元明以后，赋体创作就非常少了。而新中国成立后，赋体创作已几乎绝迹，既使有，亦属凤毛麟角。当然也有不少现代散文冠名以赋的，如碧野的《秋色赋》、王蒙的《苏州赋》等等，但这已经是广义的现代的白话语言的赋而并非原来意义上的辞赋了。
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社在2007年，颇有声势的辟建专栏征集刊发了《百城赋》，此举不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展示了一百多个地级城市的新风貌，在文学上，对传统辞赋则是一次强大拯救和有力宣传。笔者也正是在那时，认真浏览了部分古代辞赋名作，也收集了《光明日报》的《百城赋》。
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语言凝炼，整齐，洒脱，精美。用韵上没有划一要求，有的押韵，有的无韵。文字上以四、六、七言为主。
赋的性质，有的说归诗歌范畴，有的说属散文领域。因为赋创作中和大家作品中，“以文为赋'有之，"以赋为文"有之，"以诗为赋"有之，"以赋为诗‘有之，对此各执一词，都有理由。正确的解释，它应该是诗歌与骈文与散文的结合体，而就叙述、铺排、议论和表现的内容，其实质是散文。它之所以后来难以为继，走上近乎绝境，被更容易纵横驰骋和更容易被人们阅读的散文所取代，一由于它形式上的繁琐羁绊，二因为它的实质就是散文。
（此贴是我一篇旧文之一节，拿来权作一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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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邓文星诗友商榷新诗 邓文星诗友《谈谈现代诗》（发在百家论坛）题目颇大，谈出一些观点。但颇多阐发值得商榷，有些观点还难能立得住。本文就其中若干提出质疑，还望垂谅。 新诗从胡适在1917年2月发表的第一批作品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了。90多年来，从最初的“尝试”，到现在的从心所欲，应该说已经比较成熟了。期间涌现出大量的诗人，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产生出很多流派。这些诗人诗作，讴歌和折射了剧烈变化的时代，感动和影响了变革中的人群，应该无愧于先人。当然，新诗尚无法与古代诗词并肩，但拿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诗与几千年的古典诗词比较，是不公平的。 新诗的代表人物。第一代人，有影响的是郭沫若、胡适、刘半农、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还有冰心，还远远不能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鲁迅写过新诗，但仅仅是写过而已，不能作为有成就的新诗作者单独提出来。徐志摩之后就是汪国真，一分期不对，二汪国真怎么排，都排不上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当然，他一段时间内在一部分人群中确有一些读者。新诗的第二代人，应该是何其芳、卞之琳、艾青、臧克家、戴望舒、田间、穆旦等。第三代是胡风、鲁黎、曾卓、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张志民、严辰等。第四代是北岛、舒婷、顾城、海子、杨炼等。而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汪国真在时间上，应该是在第四代的晚些时候。 新诗成果。还是颇为显著的：郭沫若的《女神》、《炉中煤》，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的《老马》，卞之琳的《断章》，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穆旦的《诗八首》，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望星空》，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我的回答》等等，都代表了一个时期的最高水准，在新诗作品里都是佼佼者。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五四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前三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新世纪的头十年，新诗都紧跟了时代，而且题材越来越广泛。有人说新诗在走向消亡，此言属于危言耸听。在2008汶川地震中，新诗突然爆发，涌现了大量好的诗作，这本身就说明了新诗的存在和力量。诗歌在边缘化是肯定的，但说新诗没有未来则是没有根据的。新诗的一百年应该比不了唐宋时期的某几个一百年，但与明清的任何一个一百年相比，新诗应该胜出。 朦胧诗。在刚一出现，确实是受到了指责的。但后来对其没有分歧，它是一个里程碑，是新诗崛起的标志，你的否定论是错误的。北大教授谢冕是新诗的理论权威，有时间，你可找来他的论著一读。朦胧诗一词源于章明，他是第一个反对者。他尽管反对朦胧诗的形式和主题，但还是以极大的忍耐把这一诗体仅仅说成为朦胧，其文章题目为《令人气愤的朦胧》。此文发表后，谢冕，孙绍振、徐敬亚连发三篇文章，分别从诗歌的创新性、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歌的历史文化影响等方面肯定了朦胧诗。丁力和郑伯农，是朦胧诗争论的否定方，他们的观点是朦胧诗太晦涩。艾青和臧克家没有参与争论，但反对朦胧诗观点是明确的。朦胧诗的思想内容，是叛逆的、反黑暗的、主张人性的；形式上，是象征主义的、隐喻的、通感的。朦胧诗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大一统的局面，给新诗带来了新气象。说崛起，是崛起的诗群，崛起的新诗，当之无愧。 新诗的概念。是清晰的，即五四以来产生的、区别于古典诗词、不拘泥于格律和韵律的白话文诗歌。从成绩来说，是巨大的，也是成熟的。郭沫若说：“好些人认为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我却不同意。我要说一句诡辩：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伟大成绩，”“不定形式正是新诗的一种形式”。李健吾说：“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成效不如散文，但就‘现代’这一名词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 新诗目前问题。新诗发展到21世纪，问题的确相当明显。一是功用单一，过去强调使命意识，现在个人化写作流行。大量诗歌表现低迷空洞，诗歌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诗歌所担负的人类精神责任在萎缩。二是文体极端，因为过分强调写作自由，导致新诗写作或简单粗糙、或只是注重形式。不少人只顾玩弄技巧，花里胡哨，云里雾里。三是诗人普遍缺乏应有的学养和诗歌修养，缺乏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口水诗泛滥成灾，网络诗大行其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四是诗人人格素质比过去大幅度下降，或自命清高，或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五是错误“诗外”，颇多诗人一味炒作，为出书或成名拉关系、找名人，极尽钻营。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新诗的纯洁性和发展，需要在加强艺术标准化建设、加强诗体化建设和加强社会化写作等诸多方面来加以解决，需要在更好地继承和汲取古典诗歌营养、始终保持对诗歌的敬畏感神圣感、建立一个有内心经验富于理想的心灵世界和审美世界等方面来逐一解决。 2008年地震期间的诗歌创作，让我们看到了新诗的希望。 对新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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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敬畏之心 人须有敬畏之心，是近十几年来多被提及的古典话题，这是进步，尽管是重提。这是人之圭臬，近年被不断呼吁、运用在教育界、科技节、文化界、城市建筑、市井以至官场等等各个领域。 明确提出这个思想的是孔夫子，他在《论语·季氏》里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后来朱熹在《中庸注》中里又强调：“君子之心，常存敬畏。” 所谓“敬畏”，即敬重，谨慎。所谓“敬畏之心”，是指人类在天地下、社会中，面对自然、文化、科学、历史、法律以及道德等等应该怀有的一种神圣、庄严、尊敬、惶恐以及惊奇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人格修养，还是一种生活信念。 孔子的这一观点，我个人斗胆揣测，应该是来于尧的“战战栗栗，日慎一日。” 在理论版，敬畏之心都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对古代、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经典诗词诗话的敬慕、学习，就是对先贤、权威的学识、修养（文章道德）的敬仰、汲取，就是在尊重的前提下举起他们的旗帜继续弘扬光大国粹文化。 对圣贤、对权威，当然不是要求迷信，也不是要求盲从。可以质疑，可以有自由独立的思想，但前提是不能没有尊重，接着是你得读懂。对经典、对名著，并不是禁止去另想，另说，另做，而是你要想之有道，说之在理，做之合法。不能人有多大胆，牛皮就上天，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能出口不羁，胡说八道。须知凡事有度，何况面对圣贤。可以大胆假设，但需小心求证。无稽之谈应缄默，二传手（二百次也得多，别人嚼过的馍别说是自己蒸的）之类休炫。 对专家还不甚了了，对经典只是朦朦胧胧，在一个专业领域不过浅尝而已，万里长征才刚刚走完第一步，只是集聚了一桶底儿的水，在大海边不过拣起一只贝壳——便声称自己是亲历全过程长征的老红军，便宣告自己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然后就迫不及待的质疑叫板专家，这不能不让人贻笑大方，人们自然要如此疑窦：这是疯子，还是痴呆？ 也有另种企图让人作呕：借专家、借贬损专家抬高自己，吸人眼球。这里的贬损，其实是为了袭人耳目，为了吹嘘自己。专家在这里被搞成了托儿，不明就里的专家捍卫者，也稀里糊涂的成了炒作者的被利用者。 本就有争议的诗词两读或多读，不过是一两个字词而已，如何对峙博大精深的前辈专家？岂能推到倒巍巍高哉的巨人？但炒作者就是恨地无环、铁嘴钢牙：“叶嘉莹不过中学老师”，“王力的书早已过时”，“叶氏不懂训诂学”，“在海外没有真正的旧体诗词专家”等等——诗词专家就是在如此不知深浅、无知无畏的大言不惭中被人贬损，不知底里的善良的网友，便自觉不自觉的对炒作者肃然起敬，而炒作者因此而由口吐白沫而发展为无限膨胀，遂即俨然起来，训斥起来（对正常友善批评甚至只是友善的提示一下他的人们）:“专家不能被怀疑吗？”“我为何不能否定”？“你有自由独立的民主精神吗？”“你还不懂语言的社会性”！“一味为专家辩护你就是个势利之徒”？“我戏虐怎么了？”“你抽科打诨捣什么乱”······瞧瞧，不但会升级炒作自己，还会定性给别人扣帽子！ 古今讲究敬畏之心的多有佳话，只提两例。 欧阳修对待诗文的细致严谨是出了名的，他回答妻子是：“不怕先生责怪，却怕后生笑”。 吴冠中先生只存留那些他认为明天的行家挑不出毛病的画给后世，他说：“骗得了今天，骗不了明天”。 理论版的个别不敬、荒谬炒作，一两个小时尚且蒙混不过去，如此“研究”，还不休矣？！ “长点心吧，海燕那（这鸟儿不屑无产阶级的高尔基，顶着暴风雨，扑扑楞楞、摇摇晃晃的向混沌的西太平洋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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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浑河大侠蓝营与绿营的“斗”说开去 斗，有个怎么看的问题。颇多时候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孩子们的打架，有时是完全没原则，没对错，没意义的，就是淘气。 邻里之间的边界纠纷问题，很多时候实质是个原则问题，国家之间不同样颇为重视吗？“让他三尺又何妨”，无疑是一个很高的姿态，但毕竟有家底在那里。而本来就无立锥之地，要那穷人付出半尺的大度精神，这缺乏物质基础，据此要争一下，无可厚非。国家之间要让出三尺边界，一般都会被斥为那是卖国。 春秋的斗，是无义的。后来东汉末年三国之前的那段斗与此无二，就是权力与杀戮，它给人民带来的是苦难。 唐朝的斗，李世民在玄武门搞了一个骨肉相残，这在道德和伦理上有诟病，但于政治和皇权，应做正常看。而他建立的大唐所开创的江山一统和繁盛，这又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巨大进步，李世民于此是大有功德的。 国共两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同室操戈，老蒋要打，中共无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反证那时的打是光明与黑暗、新生与腐败的斗争，目前中共的强大和国民党的衰落，已经说明问题。 国际间也是，有时两国之间的确就是利益争斗，或是斗气，这与百姓过家家一样。而很多时候，则是有正义非正义之分，混沌不可。 德意日要侵占全球发动侵略，中苏美英法不答应，展开了规模浩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斗，后者赢得了正义胜利，前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日本国若干年后不认旧罪，否定二战成果，为自己涂脂抹粉，在教科书与钓鱼岛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已经大度的不要战争赔偿还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中国人民，自然要据理力争。这是重大国是问题，涉及民族，涉及历史，中国政府不会置之不理是一种正常不能再正常的国家反应。 恐怖组织的斗，是反社会、反人类的，这势必引起全人类正义人民、正义国家的反对，普京的姿态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够汉子。 鲁迅的斗，是直指封建、国民劣根性、资本家乏走狗和反动文人，这是正义、进步之斗。 苏雪林的诋毁与狂骂，是一己狭肠，是阴鸷文人的丑陋展示。 勇敢市民与流氓的斗，警察与小偷的斗，是见义勇为，是行使正当职权，于维护社会安定和保护民众有益。 有网上流氓的污言秽语，造谣攻击，捣乱滋事，是几千年文人无行的现实表现，于网民于论坛于互联网文化有害无益。对此谴责制止，对此斗争，是网上法纪、文明与道义的体现。 历史或文学，一直围绕的是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反动和进步、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谬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相互博弈斗争这一主题来演绎生发，这是主流。离开人类良知道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都将无以对此进行评判。 蓝营与绿营的斗，就统一和台独来说，是重大国是区别，有民族正义抉择。国民党主政，有利于国家统一，是进步，合时代要求；绿营执政，对民族不利，对两岸不利，对民众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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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 “君子不器”，孔子语，载于《论语·为政》。 何意？解释历来诸家不一：君子不相，“相”，即“形”；君子不动武；君子不做器物；君子不要像器具一样······此外还有，大抵如此。 “还有”这个解释是：君子不器，要做形而上。我倾向于此，着意在道在德。 君子“不是东西”，汉字的多义生出另义。还是用“不是器具"吧，又引申提倡多才——这，应该还不是孔子原意。 《易·系辞上》载：“是故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为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是把器与道相对而谈，一个是有形的物，一个是无形的理，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两个基本概念。 《礼记·学记》有言：“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里又提到了器与道，也充满了辩证。 从上述两个引例来看，孔子说的”不器“，实质是在强调与其相对的”道“，即有道。内涵，则是告诫在”器“上必须要加个条件，就是”有道“。所谓”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器与谋道，是孔子就两个问题、从两个角度的一致回答。 器而有道，方是君子所为，才于社会有利。一个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不论有多少钱财，重要的是德才兼备，四有新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公道美善之心。 由此论及到为诗，小技也必要，但更重要者，在于载道言志，在于真善诚美。离开道而追究技，远离道而只为技，以为无道而有小技就是能力还炫技天下，那是安徒生制作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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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之小议 无巧不成书，没吵不论坛。论坛，换句话表达，就是话坛，吵坛。 当下互联网上绝大多数文化园地、诗词园地的基本现状和组成，尽管积聚者身份不一，参差不齐，但到底是大众平台，不比西洋文艺沙龙。学习、消遣居多，专业了了，鲜有精英，百姓争鸣。 面对这样一个平台，尤其理论版，发生什么都正常。 藏段位高手，存初涉发蒙；有真知灼见，有不懂装懂；虚心好学大有，偏执己见频生；多说辞片面，少持论中庸；不乏温文尔雅，亦有生猛愤青；白马黑马千载，谗人妖人癫风；独处往往失控，党伐常常兴疯；持久蛇缠烂打，游击冷剑酷评······如此，忽悠自欺欺人有之，武断自以为是有之，不时有报告发现新大陆有之，哗众取宠大言不惭欲进行二次五四革命有之，面对芸芸众生狮虎不在猴子称大王有之······ 更有素质低下懵懂文学批评者，水管汤水，辩论生敌，或酷缠不休，或出语便骂，有的甚至甘于下流，造谣诋毁，煽动串联，造私密、掘祖坟，龌龊丑恶卑劣的应有尽有，将中国文人之无行在浅水湾里演绎的淋漓尽致、登峰造极····· 吵本正常。文化以及诗词理论学术的探讨形式之一，就是争吵，所谓争鸣是也。不吵，反到不正常。吵事自古有之，老外亦是。祖宗的吵激烈于先秦战国，诸子百家是圭臬；老外的吵更有世界级经典，古希腊有关语言学的一个论题争论历经几个世纪······这就是文化演绎，这就是理论探讨。于今华夏网上之大众平台，焉能超拔乎？而小知识分子、小诗人抑或爱好者集聚一堂，不吵才怪！ 吵是必然。关键，在于吵什么？即吵之内容、吵之层次、吵之态度以至吵之秩序。客观分析诗词网站的吵，无疑需要引导，引导吵，是艰巨而长期的。 但对于吵，还是不必大惊小怪，不必视为洪水猛兽，更不必蔑视，亦不可遏制，也遏制不了。 有关国家、文化的吵，是历史的，也是世界性的，还是多领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神论与有神论，战争与和平，合作与遏制，政权与人权，发展与环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文化的保守与激进，文学的批判与歌颂，中东地区直布罗陀北方四岛钓鱼岛曾母暗沙以至千百年来的蛋与鸡等等"三七二十一与三八二十一"（张中行语）问题及其争吵，还会继续下去，不会休止，无穷尽也。 吵与不吵（健康的吵），当然是可以自我选择也属于自我选择，作为外人，最好不必介入他人的选择。其实这就是个习惯、爱好抑或追求，看不出谁有正事谁没有正事，也不能说哪个有用哪个没用，也不必在意高低贵贱性别身世。有时的不争吵，的确是智慧，而有人们的争吵，也的确有意义，不好一概而论。胡适在上个世纪早些时候说过“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话在当时，是消极的，大谬无疑。姚依林、胡乔木在一二九告别学业，走向社会去吵，当可敬可重；钱钟书、张中行不闻窗外、一心圣贤，也未尝不可。前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者孜孜学业终成正果，都可以，但若谈无私伟大，当是前者。张中行一度被林道静轻视还狼狈了半个世纪，现在有些咸鱼翻身了。 既然是争鸣之地，既然是吵坛，那就要允许吵。文化网站或诗词园地的理论版，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多有不让人讲话。这既有版主问题，更有一般网民问题。版主问题有个好站长合格首版，这好解决。不好解决的，恰恰是一般网民。具体表现是对他人不敬，野蛮纠缠，语言暴力，动辄谩骂。有老外对此早就说过：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表达权力。语言暴力者、反复纠缠者和不时谩骂者的问题实质，是企图掐住张志新的脖子，是凶残践踏哥白尼的太阳论。这是影响讨论，破坏和谐，造成人际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交流大忌。绝非仅仅是个脾气问题，有的甚至说是直率和较真。这是混淆是非、转移问题实质。活在公共，就得遵守公共道德和遵守公共秩序；要学术探讨或文学批评，就得拿出学术探讨和文学批评的素养和风度。这个问题很简单，人是社会人，就要有社会性。刘伶、福楼拜裸奔毕竟在家，黄海波、房祖名嫖妓吸毒那就是抓，疆独暴徒反人类作孽无疑必杀。 既然是百姓争鸣之地，那就不是贵族沙龙。任由大家按约吵起来好了，没有高低贵贱，不必三六九等，勿论老友新人，无计阳春下里，嗓不分高低，音不论南北，百鸟争鸣，百音齐发，大狗跳跳，小狗叫叫，丑小鸭鸭丑嘴大，美凤凰前美后媸，各有所长，各展小技，唱起来谐起来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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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这厮
王伦在《水浒》里是个不起眼的人物应该没有疑问。世无英雄而遂使竖子成名，山大王多年而碌碌无为，天高皇帝远而矜持一隅。但应该还典型，是狭隘嫉妒恨的代言人世所公认。
在世风古朴的年代，在膜拜忠义的绿林，王伦是个让士子和汉子们都瞧不起的角色。但倘若放在当今，他的毛病与时下狭隘嫉妒恨们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他固然是水浒里狭隘与嫉妒的代表，但他没有因了狭隘而丧心病狂，没有因了嫉妒而无恶不作，没有因了私利而不择手段，没有因了一个虚小小间隙的而费尽心机造私密、掘祖坟的毁坏他人名誉······而他的行为既够不上卑鄙，也谈不上无耻。今人现实中此类多见而更为丑恶，即使虚拟娱乐中，也不乏让王伦相形见拙的那坚韧的猥琐、卑劣和无耻。王伦不过就是小气的拒绝好汉们上山，虚拟间为了空名可以天良丧尽，坏事做绝，败坏与愚蠢贻笑人间——王伦对此等现代同类，唯有仰望的份。
王伦的问题归结起来是，百般阻挠林冲上山在先，一再劝留杨志入伙居中，明言拒绝晃盖加盟继后。他之所念只有一个：一心稳坐梁山头把交椅，一百二十分忧虑后来者抢了他“一把手”的位子。
面对林冲被逼无处他投、晁盖亡命一心落草的窘状，王伦毫无同情，权欲迷心，只打个人算盘，不虑穷途者所急。如此小家子气既不仗义，也大愚蠢。作为一先行经营梁山的既得利益者，不能设身处地念及别人未免狭隘，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于一旦因为他纯粹就是个蠢货！好汉们落得这般田地，大家又都身处丛林，豪杰岂能甘心袖士所不容？杀你一个不知好歹的白面书生又当怎地？！可怜开创梁山根据地之第一代革命家被后来更强悍、更彻底的革命家轻而易举地就革了命。
实在说，不让人革命的王伦此番为维护自身革命利益所付出的代价有些大，但问题症结不在别人而在他自己。倘他大度一些，容人一锥或者说是明智一点儿，大大方方的接晁天王山，分一杯羹给众好汉，死不了是肯定的，在梁山占居一席也毫无问题。对口的话搞搞礼部、祭酒之类，天王高兴了分工他管管实体诸如船务、酒店什么的也属正常。如此这般捞点儿油水、喝点儿小酒、狺狺诗词、吹吹牛皮、泡泡倩妞、搓搓麻将等一揽子事宜还是蛮可保障的，日子也依旧会很滋润。可现在，一切随风。
王伦这等人欺骗性蛮大。说起话来之乎者也，表起态来冠冕堂皇，行事似有分寸，交际似乎方圆，很有些人模人样，像极正面的开屏孔雀。但一遇实际问题，一遇矛盾，这厮的狭隘、虚伪、阴暗、无度、乖戾、巧言令色以至龌龊卑劣之非君子性就彻底暴露出来了，那就是开屏孔雀的后面裸露。这时为了一己，他可不管你什么朋友、英雄，他可不顾什么良知、忠义。
在张扬雄性 、崇尚忠义的丛林社会，王伦让人厌恶是正常的，他根本就不是个爷们！
不知王伦在九泉之下反省过没有？其败，败在狭隘；其亡，亡于妒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