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旨遥深”到“玉溪要眇”

扬之水

有的虽用咏史的口气，但所指的现实问题或事件，也是一看即知的，与阮籍的辞多悠缪，意旨深远，颇不相同，前人谓“陈诗意在篇中，阮诗意在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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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之时不得不深隐，为求深隐，也就相应地在艺术的象征性和多义性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开拓，而陈子昂、李白之世，诗人总的倾向是要表现才情，畅快宣泄，故虽托体阮籍，主要是取其气体之高古，神思之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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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在作品中渗透玄思，其所表现之理，虽与抒情相结合而属于审美化的存在，但追随者若不具备相应的情感，不是从审美感兴中生发理念，而只是借喻象演绎玄思，便会导致诗歌的理念化，以及意象的因袭，笔墨蹊径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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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诗歌象征性、多义性传统方面，李商隐尽管与阮籍后先相望，但取径并不蹈袭，有许多重要开拓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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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整体象征之浑沦与使用意象之繁复。李商隐不仅摒弃简单的比附，而且也不取阮籍主理的做法。《锦瑟》、无题、咏物诸作，常常不是枝节地、局部地取喻，而是由作品整体构成所要表达的喻旨。他人之诗，在某一部分设喻，某物某事，喻义往往比较具体，商隐整体性地构成象征的作品，不是一对一的比喻，不是对某一具体事物或具体概念的象喻，而是喻象体系的整体投射，是对包涵复杂内容喻义的多方面涵盖与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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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等人诗中，一般用几句话来叙述一事一物或一种场景，完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单位。《锦瑟》中间二联，多重意象，累进叠加，喻指的意思也就复杂而不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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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隐一方面建立通篇一体的象征体系，使作品具有更为浑沦完整的风貌，一方面所设之象内在繁复重叠，导致解读天地的层深曲折，难窥涯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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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繁复而不流于饾饤，相反地有亲切可感的浑沦之象相联系，李商隐的又一重要贡献是比兴象征之境的现实性与鲜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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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主理，要为他的玄感体验与认识寻求喻象，喻象自然是超越现实的玄远的一类。而李商隐诗歌的喻象，与阮籍相比，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根源亦正在于他所要表达的喻义与阮籍有主情与主理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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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兴象征作品中，成功的喻象创造往往把具象置于不可忽略的地位，并通过它为喻象创造的现实性提供保障。这里所谓具象，即指取自生活之中，带有自然界原貌或生活原汁原味的景象或情节。这些，在喻理的象征那里，因理的抽象性，可以不必倚重它，但主情的比兴象征，由于情之传达一般忌用抽象性媒介，便不能脱离具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