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朱熹 ——触摸中国士人的精神内核

扬之水

相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而言，苏轼的政治主张具有温和改良的保守性质。这使他与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有了某种思想上的认同，进而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士大夫阶层由于政见不同而形成的党争和倾轧，一直是封建专制集权社会的官僚政治中难以克服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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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源于儒家思想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兼济参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不能坐视国家的弊政和民生疾苦，免不了循儒家诗教的美刺讽谏传统，借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见解，希望能有补于国政，为君王尽忠心。可是另一方面，若批评时政而得罪了朝廷和君王，又会使自己陷于国家罪人的境地，被指责为不忠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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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
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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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往往是由小事积成的，当苏轼在政治生活中也顺着自己坦荡的天性，把对新法的不满像吐苍蝇一样吐出来时，得罪的就不是某个朋友和同僚，而是朝中因推行新法而获重用的一大批新党人物，以及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了。即使从苏轼的个人性格等主观方面的因素来看，他的因诗获罪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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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后期的处世心态里，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这导致了他对社会政治的厌倦，对人世间种种摆脱不了是非善恶束缚的做人教条的怀疑，主张顺应自然生命，无可无不可，随缘自适，逍遥旷达。但他又十分热爱生活，执着生命，虽自称“东坡居士”，并没有真正隐退和“归田”。他在理论上从未放弃儒套入世的人生哲学，但是他后期的许多作品却充满了无所寄托的空漠之感，在对自然高远、超尘出世的审美境界的描绘里，充满了对此尘世无常的盛衰悲慨，给人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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