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朱熹 ——触摸中国士人的精神内核

扬之水

在生命意义的根本追求方面，道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至人境界，佛家视人生如苦海而追求一切解脱的真如佛性，是一种解决人生问题的消极办法。它只能解决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而且带有追求个体生命适意和精神自由而反社会、反权威、反价值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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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自由总是有限的，个体的个性意识必须符合群体的道德规范，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天下为己任而追求成圣成贤的理学家，要对以佛老庄禅为依归的文人生活和文学创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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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并不一定能开出“外王”，而“外王”又非常人所能做到。对于一般士人而言，要学做圣人，行“圣人之道”，实际上只有“内圣”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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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出“理”的本体地位和绝对性，理学家常在“理”字前加一“天”字，以显示其价值之重大，不容怀疑。“道”即“天理”，道的尊严要靠培养士阶层道德人格的内圣之学来彰显，只有对天理存敬畏之心而克己复礼，方能体道或行道，成为圣人之徒。这样一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为宋儒为人处世的一个最成为圣人之徒。这样一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为宋儒为人处世的一个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做人标准了。它要求士人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内心的持敬察识体会天理，将儒家讲的代表外在社会道德规范的“礼”，内化为道德自律的“理”。依此而正心、诚意，而克己复礼，入世做事时才会有敬业精神，才能自觉自愿地、发自内心地遵守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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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内圣”之学，原本是针对能读书明理的士及士以上的人立教的，而当理学大行于世之后，它就渐渐地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积淀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成为一般中国人处世做人的道德信条和价值评判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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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近代新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之前，宋代文人和宋及宋以后的新儒家思想，已代表了士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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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穷达出处，他都能保持主体心灵的适意和空灵，保持人格的一贯和完整，有文人的潇洒，无儒者的迂拙，成为当时和以后中国文人争先效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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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神圣使命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格调，扩充感性经验，追求精神自由，以便在审美创作活动中能充分地驰骋想象，展示独立的个性风采和运用语言艺术的才能。其文人生活也无不多姿多彩，既执着于生命，又能无所系念，任性逍遥，潇洒旷达。这与儒者将社会承担精神内化为对道德律令的敬畏，在人格修养方面是有矛盾冲突的。过度的潇洒会使人游离于社会道德的规范之外，淡化做人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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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是一种痛苦的关怀，充满了对现实与未来吉凶未卜的焦虑，是一种当事者力图解决将面临的问题而未必能解决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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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导致士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重视和珍惜，以“忧生”的方式体现出来，于是有个性意识的觉醒。要么使士人心里产生大道难行于世的失落感，并以“忧道”的形式表现出来，力图以“居敬”、“明德”的心性修养工夫来尊显自己所承担的“道”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