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诗与北宋士人文化心态

扬之水

在背离现实的处境与惶惑迷惘的心境中努力认识自我的地位与价值，更多地反映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和心灵世界的内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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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所刻意追求的是诗句的修辞造句、险拗音律及“以故为新”有句法字法，从而形成“峭刻生新、深折透辟、老辣硬涩”的诗风，以此来消解诗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情，进而达到吟玩性情、自我娱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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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越发显得贫薄，但形式却越严密。创作视野日趋狭窄，缺乏广阔的空间意识和浓郁壮大的情思。黄庭坚等习惯面向典籍和过去，在狭窄的时空线上雕章摘句。其诗歌创作的出发点已非唐时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创作心态趋于向内收敛而不是向外扩张，诗作自然缺乏风骨气势，已达不到唐人那种情景交融、气势宏大的境界。大多数作品仅止是徒具华美外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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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就诗歌自身的发展而言，诗歌发展到北宋后期，唐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及黄庭坚等大家将诗歌的艺术功能发展到极至，终宋之世各个时期的诗人无不生活在其前辈名家的阴影里，踯躅徘徊而不能解脱，自然少了许多昂扬之气，而多悱恻之感，心态普遍趋于内敛。其二，侧是北宋的社会环境使然。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及冗官、冗兵、冗费的现实状态，使北宋国势一开始即处于衰弱的状态，北宋士人再也没有唐人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的气魄，心态趋于内敛而外张，喜于深微澄静而非广阔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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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理学。是受儒、释、道影响的新儒学，是一种注重自我内心反省的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哲学。它主张将儒家道统归结到心性本体的道德修养上来，这就要求诗人具有圣人贤者的道德浩然正气，把道德自律、克制情欲的人格修养与诗文创作联系，以心性存养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此即所谓的“理趣”。北宋以来理学的盛行，士人在推崇理学的同时，自然地将理学的观念融入诗中，即“理趣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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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欧阳修以来，宋诗理性成分的强化与诗人客观冷静的态度使传统诗歌中的哀伤意绪淡化了。黄庭坚等在理学思潮的支配下，理悟并把握宋诗理趣这一内蕴精神，时时以齐生死，等祸福的态度对待现实的困顿，处身困顿之中不仅随遇而安，而且显示出巍然自持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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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从“理趣入诗”的角度出发，主张“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所说的“学问”是指读书时融会贯通前人的各种思想知识和创作技巧，使之用以丰富自己在用典、句法和炼字等方面所需的才学和功力，即所谓的“点铁成金”、“换骨夺胎”。喜好使事用典，点化前人的诗意或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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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人多将儒家道统由外在的仁义教化归结到内在的心性本体。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心性修养。这种由外向内的心性道德本体的追求，与士人那种内敛的创作心态，在思维取向和文化品格上是一致的。宋诗的“理”反映在诗歌中，我们会发现宋人多喜欢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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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在语言上大多追求一种平淡自然的文风，虽然名家之间的审美情趣和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如苏轼之飘逸，黄庭坚之奇峭，但他们在语言上都以平淡自然为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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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那种自然无为，存神养气的生活态度和释家那种心性本觉、随缘自适的禅悦情趣，对士人的心理和思想均影响极深，从而养成一种清静平和的文化性格和自然适意的人生情趣，并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追求平淡清远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