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安史之乱后诗歌及心态的文化解析

扬之水

李白难以立即实现由盛而衰的心态转换，只能在盛世大幕徐徐落下的舞台上茫然四顾，追寻盛世荣华的幻影，由此必然造成此期李白诗歌自我与现实错综交织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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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李唐王朝与安史叛军的生死搏斗，李白明显表现出淡泊超然的态度，许多重要的涉及朝廷安危的事件未能入诗即为明证。     这种现象产生的首要原因就是对先秦纵横任侠思想“卫道”精神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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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鄙视儒学的李白自然更加谈不上有多少对君主与朝廷至死不渝的忠贞了，这正是中国士人独立人格自先秦至魏晋递煌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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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对朝廷安危之淡然超然在深刻意义上又表现出道文化以自然自由为核心的哲学观对儒文化以秩序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的严重消解，及由此而形成的李白对儒教道德秩序及君主专制的政治秩序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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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文化的核心即是对秩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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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结合起来，扩展了儒学的应用范围，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基本理论框架。他为一切存在赋予了秩序性，并强调秩序的天然合理性。其本质上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等级制度，同时取消了人的独立与自由。与之相反，道家思想只承认先在的自然秩序而不承认任何人为设定的秩序，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思想实际是对儒学及整个现存社会秩序的解构。 李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一切“秩序”怀有几乎本能的反感，无论是不屑科举，不甘“摧眉折腰事权贵”，还是偏好自由奔放的歌行体，都表现出鄙弃秩序、酷爱自由的精神气质。李白并不认同儒文化的“秩序”，也并未将自己纳入儒文化价值系统而成为儒文化的卫道士，相反每每对孔子及儒生加以嘲讽。可以说，李白在精神上始终游离于儒道及现实政治秩序之外，自然也不会对这种秩序的破坏格外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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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对叛军与朝廷间矛盾斗争的不同态度不仅出于二人对儒家道德秩序及现实政治秩序的不同立场，而且彰显出道文化形而上的哲学视野与儒文化形而下的政治视野的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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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贵贱不过是据高位者以自己的地位优势和话语权对社会成员进行的单方面的强行划分罢了，并不具有哲学本体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人类在哲学意义上是平等的，在等而下的伦理层次上判别人类的差别与是非没有意义，因为在庄子看来，伦理道德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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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否定人为的等级划分，实际上就否定了人世间的各种权威，也自然不会承认任何世俗政权的正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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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二人在文学史上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在深刻意义上象征了中国文化精神由浪漫向现实的衰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