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安史之乱后诗歌及心态的文化解析

扬之水

安史之乱前政治的黑暗已使李白重入朝廷的理想难以实现，严酷的战乱无疑使李白的用世之志更加渺茫，所以李白失望之余，最终表示要隐居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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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一定意义上是把安史之乱当作了实现理想的破坏性因素，仍然主要是以自我为中心对其加以判断的，因而也就对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细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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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安史之乱后诗歌现实内容的增强是一种强行的介入，对诗人而言则是被动的接受，这就决定了现实内容在李白诗歌中只能成为一种附属性因素，而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李白已经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营造诗歌语境，对外在现实因素的强行介入及其对“自我”的挤压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因而李白仍然竭力把这类现实内容纳入到以自我为中心构建的叙事框架中，使之成为“自我”活动的背景，并自然而然地楔入他所熟悉的宴饮作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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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李白这种创作风格的原因在于，盛世心理依然在李白身上顽强存在并发挥作用，所谓李白“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恰恰是盛世中人的正常行为，战乱与作乐并存于一首诗中的现象典型地反映出唐王朝由治而乱的急骤变化与诗人盛世心理之间的严重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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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扶风豪士与李白的性情气质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对扶风豪士形象的塑造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自我形象的刻画，寄寓着诗人豪迈飘逸的个性气质，也流露出诗人对盛世文化的眷恋与回味，然而在战乱汹涌、盛世倾塌的背景下，这种对旧梦的重温难以掩饰其悲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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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盛世心理无法真正面对和承载血腥的战乱，他所习惯的痛饮狂歌、隐逸求仙的盛世生活具有超尘出世的精神性，虚诞玄远，显然无力解决现实问题。盛世所培育出来的文化人格已无法适应战乱形势，逃避便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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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年轻时所谓“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壮语不过是盛世背景下的空泛的英雄主义宣言，更具精神指向而少实践意义，只有饮酒赋诗、隐逸求仙这类精神活动才真正吻合盛唐文化精神的超越品格。因而，战乱来临，那种时代精神激荡下的英雄大言立刻暴露出虚幻的本相，南奔避难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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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盛唐文化精神，实则是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所激发出的人的蓬勃的生命激情的外在展现，它使个体倾向于个性的强烈伸张及精神自由的无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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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人无论入世立功、隐逸求仙还是艺术创造，都带有一种超离凡俗的升腾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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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更生活在主观的理想世界而非客观的现实世界中；更倾向于寻求精神的升腾超越，而非眼睛向下去体察芸芸众生的苦乐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