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人”到“逸士”

扬之水

陈继儒的“山人”身份是“谋生之需”与“保身之需”的殊途同归，且当它与“人性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的时代风气呼应的时候，这就构成了“醒”。一个脱离时代的人，必将承受这个时代的所有不幸。陈继儒对这样的游戏规则必然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放弃李贽型的“狂者”而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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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的山人身份并非只给他带来退缩与世俗的一面，而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既与现实关系远离、又能体现他的生活理想的环境，使他既有隐者的位置又不脱离时代的性情，这一点体现在他对“情”与“侠”的阐释与实践中。在陈继儒看来，“情”与“侠”与生俱来，正是人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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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但是个性的标榜，是表达自我的方式，还是立身的根本，甚至等同于性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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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来认取生命的本来面目是阳明心学影响下士人修身、养性、求学最基本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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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对生命的认识方式，死是对真情的鉴定，而“死”又因“情”而生出绚烂的双翼，最终完成对生命局限的超越。这跟汤显祖将情定义为“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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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神仙、豪杰正是从对情的体认中开始认取自我，非真英雄不能有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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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与情一样，几乎同时在晚明舞台上粉墨登场，缘于它们都是明代尚谈心性之学的产物，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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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深受这一风气影响，他将“侠”定义为“天之化工”、“天壤间大有心人”、“大有力人”，是人心不平、吏不得职的产物，是代表天意的“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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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人”到“逸士”之内心的过渡使陈继儒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山人，缘于“隐士”和“山人”是他行为的外在状态，即藏身；“逸士”才是其内在心态和体验，这使他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而成为一种理想生活状态的代表。然而，这个超越的过程包含心理层次上的复杂——它以现实之沉重为“镇舱石”，以“静卧”为动作，以得“意”为体验生活之旨归，最后达到行为和心灵统一之“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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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就是明、清、轻、冥，这些都是对混浊、沉重、躁动心态的超越。此外，“逸”还需要“闲”的心态、处境，感受生活、生命的“趣”，最后从“意”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