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才子佳人话语霸权的挑战

扬之水

马生才将“以东篱为市井”的“卖菊谋生”，视为一种“有 辱黄花”、有悖“安贫乐道”理念的行为，反对将“菊”商品化、实用化、粗俗化、功利化 。换言之，他所欣赏和看重的是“菊花”的符号价值，维护的是它所内含的文化理念和审美趣味，而不是它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他对“菊”的符号意义的失落，痛心疾首， 对因卖菊而致富的生活，深感不安，不惜以“作南北籍”的方式，守住“士”的防线和阵地；以筑茅析居的举措，抵御物质的诱惑，力求以此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这里的划界行为 ，正可理解为一种“区隔”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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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语境”中，他的声音难免迂阔，不合时宜；他的自我寻找，反有矫情做 作 之嫌、古怪滑稽之味。尤其是他的“东食西宿”，意味着在商品时代，知识分子已由中心跌入了边缘，并形象地反映出他们由此而遭遇到的物质困窘和价值迷惘。他的意志虽然坚定， 但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从他的“意属黄英”上，可以大致窥测到时代对他的浸染：所谓“意属黄英”，从象征的意义上正隐喻着“士”向“商”的移情。另外，所谓“两第合一 ，不分疆界”，也表明士商的“区隔”已渐趋模糊。后来的“合居如初”，也正表征着“道不同不相谋”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谓“合居如初”，正乃士商“ 共谋合一”的隐喻。以此来看，二人的“联姻”，不恰好象征着“士魂”与“商才”的互相吸纳和融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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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人对儒家思想抱有热烈的兴趣，他们常 以儒家的道德训诫如“语录”、“格言”之类，作为经商的精神指南和价值凭借；另外士人“弃儒就贾”后，也会把儒家的价值观带到“商”的阶层中去，对经商行为产生影响。由此而构筑的职业道德和商人伦理，自会使以自利为基础的商业治生活动 ，获得一种内在的调控机制，形成一种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也就是说，代表知识分子精神的“士魂”，一旦进入经商治生领域之后，便可培植“商心”，指导“商行”，化解“商 贪”，控制“商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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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改塑这一传统之“士”的形象，令其富有更深广的时代内涵，而又不失“士”的基本特点。于 是，明清之际，四民中最大的两个阶层——士与商的横跨与融合，便构成了陶弟最为明显的“士商两栖”的双重身份和士商“异业而同道”、“异术而同心”的独特人格，给我们推出 一个全新的“士魂商才”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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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识形态的力量依然强大，它的霸权影响无处不在，以致渗透 到人们的无意识层次，以“匿名”的形式行使着它的权力。就马生与黄英而言，他们的分歧，最后也以互相的妥协而告终：马生依黄英而坐享富贵，黄英也“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 ，最终回到了马的身边，并“终老无他异”。“无他异”，表明她已完全脱籍商人，沦为一个世俗的“常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主持中馈的传统“妇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