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档解密

潭州雨梦

国家档案解密：证实“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3755万人（附杨继绳获奖答谢词）
2016-09-22 文学守夜人

【导读】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
学习“大跃进民歌”（新民歌运动）和“散文年（1961）”形成的“杨朔、刘白羽、秦牧”模式，需要了解这一历史背景。


据悉，早在2005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目前该项数据2009年起在网上疯传。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522万人
其中城市：9万5800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155万人
中城市：272万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327万人，
其中城市：211万7000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751万8000
其中城市：107万8000

合计3755万800
其中城市601万800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2.4%
一九六O年为-4.7%
一九六一年为-5.2%
一九六二年为-3.8%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1300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1122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5139亿斤。


一九六零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2200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1351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730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1100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932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4200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3300亿斤。

                          【来源网络】


链接：
    记录中国60年代饿死3千6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墓碑》一书，获得2013年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下面是《墓碑》作者杨继绳在颁奖典礼上的答谢词。

尊敬的评委会的先生们，尊敬的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怀着悲哀的心情在这里受奖的。我为3600 万中国饿殍而悲哀，我为这一人类悲剧发生五十多年后还被掩盖而悲哀，我为因揭露这场悲剧的人们受到压制、攻击、诬蔑的现象而悲哀！
　　从1958年到1962 年，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死亡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万剐”。这是从人体外部开始剐割，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当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中国农民，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为3400-4000 千卡。这些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按当年官方统计，中国农民平均口粮定量为每天0.35 斤大米（没有油，没有肉等副食品），可发出热量618 千卡。实际上农民是很少见到大米的，只有粗劣的代食品。就算吸收入618 千卡，每天就亏空2782-3382 千卡.。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氧化产生的热量不够一天基础代谢（即维持生命最低的代谢）的能量需要。接着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没有因酸中毒而死的人，脂肪消耗完毕后就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从而身体干瘦，脏器萎缩。人体内的各种酶、激素和抗体都是蛋白质，或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酶、激素和抗体没有了，人体就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时间因人而异，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的，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达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亲身经历的这一重大悲剧，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 万饥魂。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下决心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此，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访问了上百位大饥荒的亲历者。
　　2008 年，我写的《墓碑》在香港出版。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誇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 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 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第四，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我因此书而险遭不测，也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评委会给《墓碑》授奖，体现了评委会的人道关怀。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3600 万饿死的农民默哀！（全体起立，默哀五秒钟）我为此表示衷心地感谢！这是对中国饿殍远离万里的默哀，是迟到五十多年的默哀，人道关怀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国界。超越时空的人道关怀，是地球村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
　　谢谢大家!

林金建

杨继绳的说辞早已被孙经先教授的数据驳倒，所谓国家档案解密，更是无稽之谈。习总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要互相否定，这样的文字还是少传为好。

金筑子

林金建 发表于 2016-11-27 22:14
杨继绳的说辞早已被孙经先教授的数据驳倒，所谓国家档案解密，更是无稽之谈。习总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要互相否 ...

孙经先教授的数据----是什么？没有三年中这回事？

林金建

金筑子 发表于 2016-11-28 07:46
孙经先教授的数据----是什么？没有三年中这回事？

孙经先教授的主要数据是证实对流动人口的统计有出入。

金筑子

林金建 发表于 2016-11-28 08:09
孙经先教授的主要数据是证实对流动人口的统计有出入。

那个时候的户口制人口可以流动？！孙经先教授代表的是国家发言？

金筑子

国家和政府，对那三年中的事总要有个公开的权威的数据。人们可以认定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就好比这次发生在江西的事故死亡人数是74人，这是国家和政府公布的数字，有人要质疑你得有更准确的依据。而那三年中的事至今国家和政府却没有一个公开的权威的数据，那么杨氏提出他的数据，孙氏的驳斥就是没有依据的！

林金建

金筑子 发表于 2016-11-28 08:55
国家和政府，对那三年中的事总要有个公开的权威的数据。人们可以认定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就好比这次发生在江 ...

杨的观点依据的是人口减少的数字，孙是就人口减少作数据上的论证，指出人口流动这块统计数字有出入。我看了他倆的观点，认为孙的观点是较客观的，所用的数据比杨更有说服力。

金筑子

林金建 发表于 2016-11-28 09:06
杨的观点依据的是人口减少的数字，孙是就人口减少作数据上的论证，指出人口流动这块统计数字有出入。我看 ...

那么孙氏的结论是那三年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事？

林金建

金筑子 发表于 2016-11-28 09:26
那么孙氏的结论是那三年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事？

孙根本数据得出四个基本结论：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4年至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户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我国存在这类人口数量约为1162万人。即这些人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即拥有双重户籍）；第二个基本结论：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实行《户口登记条例》，1964年开展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报虚报人口1162万人的户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被注销；第三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第四个基本结论：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年至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由于以上第二个和第三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44万人，这就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主要原因。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而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潭州雨梦

历史事实不容抹杀
——写给孙经先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徐州师范大学孙姓经先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37周年纪念日，该报为了温热对领袖的崇拜、为了继续崇毛造神，不顾大饥荒的真实，攻击、诽谤：揭露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巨作《墓碑》，荒唐地称《墓碑》数据荒谬，是制造出来的“重大谣言”，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学者、历史学人，理论工作，以及众多大饥荒受害者纷纷向心怀鬼胎的孙经先发出抗议：称其是“反人类份子”，“无良教授”，并愤怒谴责孙经先是“典型的法西斯数学家。丧尽天良!不得好死，甚至有人气愤地说：“即便活人把他没奈何，数千万冤魂也饶不了他!”为此孙经先在推薄崇熙来的乌有之乡（现改为乌有日刊）发出严正声明：对众多回应他的读者说什么：严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
孙经先的声明、威吓不能阻挡读者对其反击，一属名萨姓读者摆出事实质问孙经先：孙经先山东大学毕业的理科学生，目前是江苏师范大学从教。徐州有段时间归属过山东管辖，无论他是徐州人还是山东人如果生于1948年，饥荒年间孙经先正是在小学食堂顿顿吃“代食、吃糊糊”的时代，如果当时他生活在农村，可能连“四眼儿糊糊”都吃不上，甚至有被饿死的危险。在全国乡村普遍闹饥荒年代，仅仅一个沃野千里的徐州地区三年就非正常死亡7万人，那全国总共有非正常死亡多少人？
鉴于此，请孙教授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徐州市查阅一下：《徐州百年大事记》【徐州档案馆编，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州市委书记徐鸣作序书号 ISBN 7-5325-3961-X】，重点阅读其中：
1、1958年 209页-210页，本年 受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影响,徐州兴起大办食堂的热潮,造成粮食大浪费。在“以粮为纲”思想指导下，消弱了农业工作，造成秋粮歉收，致使许多社员缺衣少粮，浮肿病蔓延，并发生多起饿死病死人员事件。
2、1959年213页-214页4月19日：针对“大跃进”、“共产风”造成的社员缺衣少粮、浮肿病蔓延和全专区出现18万病人的情况，中共徐州地委召开县、市第一书记会 议，要求认真安排好社员生活，消除浮肿病。至6月5日，浮肿病人减少到19000人。
3、1960年221页 1月 据统计，徐州市收容和外地送来由徐州市转送的外流者达26873人 徐州市内各饭店和公共场所，时常发生流入人员夺食抢物和盗窃现象，流入市内的老弱妇孺沿街乞讨。
4、225-226页 4月28日 ：1月以来，徐州专区工计收容盲目流动人员203253人次，属安徽省的有137817人次，属山东省的有34912人次，属本专区的有17666人次，属河南省的有5800人次，属江苏其他专区的有4052人次，属其他各省的有2997人次。盲流人员中死亡现象十分严重，1月以来，在全专区属地共死亡1937人，共收容弃婴2027人，这些被丢弃的小孩中，1-5岁的占72.8%;在弃婴中，女孩占80%以上。全专区共发生抢夺食物事件7425起，而且由个别抢夺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行抢；并从大街上和饭店门口偷抢，发展到进入居民家中、商店中抢夺、盗窃。
5、229页 7月7日 ：中共徐州市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粮管所主任会议，要求扩大种植瓜菜面积，尽可能挖些野菜。在口粮上，严格划用粮和节约用粮，尽可能以瓜菜代粮；7月12日，入夏以来，徐州专区大抓了代食品收藏工作。如玉米棒芯、玉米皮、胡萝卜樱，和野生的扫菜、妈妈菜、灰菜，还有槐叶、杨叶、榆叶等多种树叶，和芝麻叶、向日葵叶等，以度荒年。
6、231页9月27日：地委要求把空中能吃的树叶，地里的芝麻叶、南瓜叶、豆叶、山芋叶、梅豆叶及水中的荷叶全部收储起来。
7、232页 11月19日 ：中共徐州地委在召开的县委农业书记、农工部长上指出：全专区有150万人受灾，每人每天平均还不到半斤粮食，很大一部分地区现有的粮食中几乎全是地瓜干，没有主梁搭配，而且全专区至少有1亿斤山芋干是发霉的。 8、1961年 239-240页 8月15日-26日 ：中共徐州地委召开各县、市委第一书记及地委各部负责人参加的全体（扩大）会议，重点检查了在执行党的方针、落线、政策方面的问题和领导作风方面的问题，全面总结过去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会议指出：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生产风”，造成全专区损失惨重。3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全专区非正常死亡7万余人。1959年春，浮肿病最多达到8万多人，人口大量外流，耕畜减少11万头，拆毁房屋23万间。土地越重越薄，产量减少，质量下降。
以上八段文字都摘录于《徐州百年大事记》，其内容分别记述：浮肿病蔓延，专区出现18万浮肿病人；徐州盲流高达203253人次；盲目流入人员夺食抢物，老弱妇孺沿街乞讨；全地区150万受灾，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粮食，几乎全是地瓜干；通知采集野菜葵叶度荒年；全地区非正常死亡7万余人。该网民用心良苦，孙经先不是在山东读过书，在徐州教过书，就把山东与江苏交界的徐州饥荒灾情回味一下，不要健忘说假话！
另有两网友分别把信阳、潢川灾情向孙教授转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众多网民还郑重告诫孙姓教授不要“肆无忌惮、混淆视听”，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下场。“
孙经先教授引火烧身招来众怒！被骂个狗血喷头，不值得可怜，不顾事实，存心扯谎，只能叫人恶心！请问孙经先教授1959——62年是否有饥荒，是否有人挨饿？是否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过：人相食，要上书的，历史要写上你和我的名字。你知晓不？
当年李先念副总理代表中央亲赴信阳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副总理说：惨不忍睹，当年西路军那么惨烈，我没有掉一滴泪，到信阳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
党史第二卷中， 在该书下册第 563 页上写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 该书在这一段话的注释中给出了“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的出处是：1、国家统计局编：《1983 年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03 页 ；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 页。
孙经先的文章里也称认死了人，不过把其说成 “营养性死亡”，死的人数也不是一千万或几千万，而是“250万以下”。孙经先这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和恶意扯假吗！孙的所谓营养性死亡，也就是说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请问何故造成营养不良？不是因为缺粮、吃野菜造成的吗？如果有粮有肉怎会营养不良呢？改革开放以后，为何就没有营养不良呢？人们却怕营养过剩，不吃或少吃大鱼大肉；六十年代人们卖猪肉嫌肉廋，专卖肥肉买不着，而现在都嫌肉肥，挑瘦肉买。 孙经先把死亡人数说成250万以下，光信阳事件报中央死亡人数就是100万，全国其他地区仅仅１50万吗?死人250万孙数学家是如何估算的？你学数学的，笔者也学数学，你山东师大数学毕业，我东北师大数学，孙经先的计算用心为领袖洗清罪责，当然计算不上路，遭国人怒骂；我出生在东北黑土地大平原，土地肥沃，人少地多，有史以来没有过饥荒，年年丰衣足食，但是在六十年代东北也闹起大饥荒，吃玉米秸、吃瓜菜代，也饿死不少人，本人的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就是因长期饥饿获病，有病后，继续饿，最后死去，孙教授你说这是病死还算饿死？孙教授不是在做学问，是有意为荒唐的大跃进操盘者洗清罪过，你能洗清吗？只会越抹越黑！老先生杨继绳其父及很多乡亲死于大饥荒，他痛心，有负罪感，出于良知和责任感促使他提笔写下巨著——《墓碑》，以此悼念亲爱的父亲、乡亲：同时高声地呐喊：何故出现饥荒？它是天灾还是人祸？告诫后来人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杨老先生可敬可佩！中国要强盛，必须坦诚面对历史，否则，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一句空话——一个不敢面对真实历史的群体（执政集团）肯定也不敢面对现实！ 孙经先教授我们都是学数学的，数学讲究的理性和精确，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是事实，谁也抹杀不了！准确的数字是多少？是党史二卷讲的1960年的一千万，还是有学者讲的三千七百五十万，还是民间传说的至少六千万，杨继绳老先生的三千六百万之说，有人说这数字保守缩水!你孙经先说至多二百五十万，有何依据？一个讲数学的教师为了效忠某个领袖，竟然说无有根据的信口胡来，上述数字都不准确，准确的数字只有天知道。由于没有准确的数字老百姓才议论纷纷，学者众说纷纭。责任在政府没有勇气公布饿死的数字，周恩来还下令将列有饿死数字的文件烧毁，人为地制造麻烦。美国可以将朝鲜战争美军死亡的人数精确到个位——54246人，并公布于天下，自称战胜国的中国战死多少人？公布过吗？你政府不公布数字，那就难免老百姓会造出数字，而且越转越玄。现在的一些继续崇毛者，包括孙经先在内，瞪着眼睛不承认大饥荒，要么就有用心的压低死亡数字，如孙经先把数字压到250万。在和平时期，没有大的灾害竟然让种田的乡民饥寒交迫，饿死大量的乡民，就按孙经先所说，死了250万，造成百万乡民死亡的责任人，不是犯罪行为吗？，（矿老板矿事故造成5人以上死亡的要判刑）造成饿死数百万或数千万只是刑期多少问题，现毛已作古，不能判其刑，再计较饿死数字是千万还是百万意义就不大了。大饥荒吃不饱、浮肿、饿死人是铁的事实不容抹杀！问题关键要探讨为什么会出现大饥荒，为什么饿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乡民，而城市却很少？为什么有的省份多，有的省份少？对大饥荒应吸取什么教训，此类悲剧怎样避免重演？孙经先不要再不顾历史事实说假话，无事生非惹天下人笑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