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

扬之水

王勃之受《易经》有两个途径。一是家学渊源，据《文中子中说》所附《文中子世家》和《录关子明事》记载，王通学《易》于族父王仲华，王仲华“易学”乃关朗所授。关朗易学承汉易阴阳象数派而来，多讲阴阳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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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所受易学，纯属北方易学中阴阳象数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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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之于《易》，主要是重其阴阳之道，属于北方阴阳象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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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易学观点的影响下，初唐四杰不但认为人乃禀阴阳二气而生，而且是宇宙中最灵秀的动物，应该具有包举一切、雄视阔步的人生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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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影响下，四杰认识到自己乃是禀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宇宙间的至尊和主体，所以他们天生就具有一种人格上的崇高感，普遍对人生、前途充满了信心，表现出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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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既体现了北方儒学“以道自任”、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又保持着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还具有道家思想所强调的矫厉不群、耿介独立的人格操守。这就使他们的文化心态既不同于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宫廷文人，又迥异于高宗前期崛起的，汲汲于功名仕进而无人格可言的龙朔文士。而初唐四杰文化心态上发生的这一质的变化，又促使他们的艺术精神比之南北朝以来的文人也来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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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在急切求仕或进入宫廷的时候，多从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侧重于弘扬儒家诗教所强调的文学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社会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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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之所以反对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主要因为上官仪、许敬宗等人为文过于艳丽纤巧。而我认为，初唐四杰旗帜鲜明地反对龙朔宫廷文风，还因为上官仪、许敬宗等人的文章并不是“文章之道”的真正体现，他们身上并未能真正体现出士大夫所应有的儒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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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从未反对过宫廷文学，相反地，他们是那样迫切地希望能进入宫廷为“王道政治”尽“称赞鸿烈，揄扬颂声”之能事。准确地说，他们的诗文革新是在以贞观宫廷的雅颂正声，反对“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龙朔宫廷文风，是在以一种宫廷文风反对另一种宫廷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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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在用“诗言志”的创作原则去衡量文学史时，还得出了一些与用诗文教化说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