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李商隐

扬之水

在其后的创作中，商隐的情诗也和其政治诗一样，呈现为一个逐渐转深、逐渐隐曲的梯级，普遍采用了比较特殊的象征隐喻方式，将真实本事逐渐掩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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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诗中的主体形象，过多地偏向于闲适诗中的知足保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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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全部诗作，包括政治、艳情和身世之作，在整体上同样呈现出一个“作”意逐渐加强、诗意逐渐隐曲同时亦逐渐虚化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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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李两人的所谓“俗”与“雅”、轻浅与幽深、直叙与象征之别，最终反映了这种对待语言与现实关系的不同处理。在士大夫共同的好文倾向中，李商隐更自觉地转向了语言本身。他不再要求世俗群众的认同，也不再需要世俗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叙事铺排形式，因为那只会把他拉回到庸俗世界中。这正是造成白、李诗风差异的更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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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隐诗中自我形象的超越主要是通过语义转换来实现的，不是物理的扩大，而类似于化学的提纯。在另一方向上，由这个飘浮的、虚化的自我形象再走下去，大概又应是自我的淡出，于是司空图又开始称赞王、韦的“澄澹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