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

扬之水

其次，盛唐乐府歌行趋向散句化，使篇制自然芟繁就简，长短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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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歌行保持着乐府“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基本特征。而七古则层次比较单一。此外歌行大多用乐府式的顺叙结构、七古一般没有叙述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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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的歌行多数以咏物、咏景或咏人作为牵引感情发展的主线。这就必然要吸取“篇”诗的赋法，从不同角度层层铺写所咏对象。而他的那些不题歌行之名的七古送别诗，虽然也有长篇，内容繁富，却没有层意和句意的回环复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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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行本身的复沓主要是靠章法、层意的安排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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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颀、高适、岑参(包括李白)的歌行以“歌”代替了“篇”的职能，“篇”诗在盛唐诗坛悄然退出，原来一直以“兮”字句式为主的“歌”体从短篇演化为与“行”诗相似的形制。至此歌行才真正成为以“歌”与“行”为主体的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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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歌行的散句化表明七言已在散句的连接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感。因而促使歌行篇法的复沓也凭层意的复沓，这就自然导致盛唐歌行从初唐之尚声情转向尚气势的变化，形成骨力矫健、情致委折、繁简适度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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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之变是在综合齐梁初唐歌行形制特点的基础上，运用其天才任意挥洒，而造成的“变化莫测”之变。杜甫的变，则是在发展盛唐歌行散句化倾向的基础上，取法于汉魏五言行诗，从篇法到句式彻底改变初唐歌行体调特征而“独构新格”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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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李白能综合前人的各种句式而随意变化，所以他的乐府和歌行总能兼有流畅的声情和奔放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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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仍保持着复沓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以情感和层意的复沓为主，字法句式的复沓为辅。但他的层意复沓又多半不由句意的直承构成，而是常有出人意料的变化和语断意连的飞跃。由于层意安排的不合逻辑常规，李白的歌行不仅开合纵横、变化无迹，而且在渊放中自有蕴藉之旨，需深思方能解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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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歌行语断意连的飞跃性还与他排比曲故和比兴的手法有关，这是李白追求复沓的一种独创。有时层意比较单一，连用多个相似的典故，便以句意的复沓取代了句式的重复。有时层意比较复杂，典故的不同用法也可构成多层复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