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对唐诗的超越——一种哲学的考究

扬之水

唐代诗人不从涵养方面开掘诗之表现深度，徒从广见博闻中求诗之表现广度，使得他们的诗完全是现象的、平面的，虽然亦有阔大之气象，然完全是由自然生命的气与力所促成，此气与力可承载一时之事迹，却不可承载人间之气运。

扬之水

他们对山水田园的向往，完全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情调，他们对陶渊明的“学”，也只是情调趣味的模仿，而不是涵养工夫的承接体认。本来，唐代许多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对陶渊明颇有微词，他们只是在抒发愤懑时才接上了山水田园的怡情适意之趣。甚至落实在现实生活之上，他们只学到了陶渊明的一点以诗酒自娱

扬之水

宋代诗人之学陶渊明，并不是要去学其山水田园之情，而是学其“闻道见性”工夫，既如此，则名为学陶渊明，实则是明心、见性、体道。由此而接上了宋儒的心性之学，从而使其性情不只停留在主观的生活风姿之上，而是落实在客观的性理之中。

扬之水

唐代诗人无论是在事实的描述或情感的抒发上，皆表现为有形下的工夫，而无形上的涵养，能博之以文，未能约之以礼，博学而识之，而不能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他们始终不能在生命中开显出一个客观性的“道”或“理”，以为他们的性情的规导限定原则，这样，他们的性情完全是主观的，无内在的收煞凝聚。唐代诗人追求所谓奇、险、怪的诗风，即是他们的性情因无“体”而松散飘荡的结果。

扬之水

“左规右矩”，表示学诗只在技术性的格套之中，而这并不是山谷之旨，因为山谷是直入诗的根源之地，即心性修养这个地方。

扬之水

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代诗人，正是通过内在的“养”的工夫，不仅化除了外在的形式格套，而且把主观的“情”提撕为客观的“性”（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的“性”）。此“性”不止是“情”的规范，实则是“情”之“体”，而他们的诗乃是一种承“体”发用。所以，同样是诗以道情，唐代诗人所道之情乃诗人的主观感受，但宋代诗人却是道“性”之情。

扬之水

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所成就的诗，其风格就是这种精神之姿的呈露。儒家的心性之学所呈现出的精神之姿或境界，宋明儒者往往以“曾点之学”美言之。

扬之水

儒家的心性之学所呈现出的精神之姿就是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而达至的“从容如此”，“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精神境界，而决不如子路、冉有、公西华三子者然，规规于事为之末。前者境由心出，物物而心物俱泯，故疏宕虚灵；后者境由事出，物于物而不离于物，故重浊而实。疏宕虚灵的精神境界，即是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

扬之水

宋代诗人之所以能肯认陶诗的风格，乃是由内在的修养工夫的推扩而承接上去的，而决不如唐代诗人那样，仅凭一点山水田园之趣去承接陶诗。这样一来，宋代诗人由心性之学的内在修养工夫而成就的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诗风，岂能是一点山水田园之趣所可限量的。

扬之水

诗歌的温润含蓄只有在素朴雅淡、平易简远中表现才能尽其性。因此，素朴雅淡、平易简远的风格，是中国诗歌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