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体明性——古代文论的破“体”式言说

扬之水

排偶骈俪是美的，清虚含蕴也是美的。古代批评文体中的“诗体”，既有骈俪之美，亦有含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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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在美文化的语言风格中，既有偶俪之秀，亦有含蕴之隐；而除了或隐或秀之美，还有奇崛神怪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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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文论是为情造文，有感而发，其文学思想之尖锐，必然酿成语言风格之奇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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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文体应属于“论”，其语言风格应是“理”。但是，批评文体的文学化，打破了“书论”与“诗赋”这两大科的文体界限，使得“理”与“丽”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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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或者说是二者的统一，参禅者通过直觉式的妙悟去体验那个形而上的终极境界，进入一种诗意的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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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化的生存是个性化的生存，是对个体生存方式的人格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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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种诗风就是二十四种意境、二十四种人格形象、二十四种个性化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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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思维本源性地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其决定性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诗性隐喻的以己度人、万物有生和万物同情决定了古代文论理论形态的生命之喻和人格化，二是诗性逻辑的想象性类概念决定了古代文论理论范畴的经验性质与归纳方法，三是诗性文字的象形、会意决定了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和审美性，四是诗性玄学的直觉思维决定了古代文论思维方式的直觉性和感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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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之后，从根本上规定古代文论诗性特征之历史走向的，是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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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比德”的人格诉求和“比兴”的诗学策略，使得古代文论的创造成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和人格承担，其理论形态的人格化与理论范畴的经验性质得以加强；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得意忘言”，将追求自然真美与言外至味的审美品质永久性地赋予古代文论，从而使得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和审美性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数千年不变的标志性特征；禅宗文化的“熟参”和“顿悟”，借助严羽的“以禅喻诗”进入古代文论，使得古代文论的“直觉思维”在理论形态上更加精致，在诗学批评中更具可操作性和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