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

扬之水

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诗歌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苏诗以议论化入诗，将后者加以突出、强调和倾斜，反唐音之常，创宋调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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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更进一步加速了以文为诗的步伐，打通了诗文两种体裁之间的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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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情叙事，咏物写景，篇末发表议论；或议论与抒情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法水乳交融，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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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情议论，用议论以抒情，重在抒情，以理相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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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内求使崇雅复淡成为北宋文化时代精神的需要，而博学广识则使这一时代精神的需要恰切地得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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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则是受胎于对晚唐五代非雅非淡颓靡诗风的反拨；继则是为了矫正白体诗人中只淡不雅、浅俗庸陋的偏颇；再则是意在纠正西崑派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等只雅不淡的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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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真正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的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俗之间、绚烂与平淡之间、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但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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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诗中不乏雄放豪迈之作，但综合来看，那些雄放豪迈归于平淡清远之作，更能代表苏轼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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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俗趋雅自不必说，以俗为雅、化俗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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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题画、茶茗酒饮、赠别酬唱、记游山水、谈禅论道、亭阁题咏等人文题材的选择无疑是提高苏诗淡雅品味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