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为批评 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为例

扬之水

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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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史证诗”标示的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学术好尚，那么，对杜诗之为“诗史”的用事载人的品格批评，则显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努力和实践，以“学”的规范和要求作为诗歌批评的轨辙，专注在“学”的广阔视野与深厚积淀，甚至是各种不同学术类型的旁通、化成和联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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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 是承认，作为 艺术 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也就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的理论视野。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审美爿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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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注蘑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并把它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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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文、学为批评的批评手段，并非无的放矢。正如他的诗词创作特别是晚年的诗歌创作慕陶是其当时心境的自况一样，其以文、学论杜诗实际上也是一种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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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文为批评与以学为批评是截然不同的，以文为批评只体现在“以史证诗”时。而以学为批评只体现在论杜诗“诗史”“用事载人”品格时。这两种批评手段其实是交相为用的。即对“以史证诗”而言，对“史事”的追索固是以“文”为批评，但其中以“学”为批评的痕迹也是很浓的；而以学论“诗史”的载事记人中，对载事的关注其实又与以史证诗中对诗本事的关注同一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