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现象之文化心理取向的生成及演进试

扬之水

就知识层而言，他们对自我身份的指认有着与自先秦发端的“以道自任”的“士”一脉相承的传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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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这种欲以己才干谒明主、平步青云的思想，对不复再有“游士”时代的士人群体和主流文化圈来说，无疑有着巨大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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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层的意向世界对李白的局部放大或缩小，使得李白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在正反两个方面开始浓缩集中，不论其是褒是贬，我们看到，雄、奇、逸、狂都成为集中后的代表性词语。而这期间的知识层欲将李白纳入正统道德价值体系的做法[]，也透露出了大传统文化和李白文化之间的动态兼容。而在元明清时期，这种做法由于下层文人的参与，其结果是广泛渗透入民间，成为李白文化现象心理同构的另一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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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平民层而言，其对李白的意向世界的建构相对来说脉络更为清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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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身份认同，二是圆满趋向，三是神秘性，并常有混杂交融。如果说知识层在对李白是不是济世之“士”这一点上有所争议的话，平民层则对李白表示了毫不掩饰的认同感和强烈的喜爱之情，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意向世界。对于知识层而言，力士脱靴、贵妃捧砚这样的事件代表的是“道尊于势”的价值观念，而对于平民层来说，则更注意的是李白以平民身份与高高在上的统治层相抗衡的胜利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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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文化现象的形成与演进是随着本土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共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当中，整个民族文化与这一次生文化现象是动态的、相互建构的关系，因此，李白现象文化心理与民族群体的“近经验概念”之间的双向影响，亦必然成为整个国民心理发展变化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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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同时的选择与接受，李白此文化符号逐渐与国家和民族融为一体，成为民族精神或是民族潜意识的有机成分。与此同时，李白文化独特的内涵也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有所变革和更新，其狂放、傲岸、飘逸、天才等符号指征，已大大不同于传统的“狂猬之士”形象；其自由不弱的鲜明个性，也为自汉以来逐渐定型的民族个性——崇尚中和、含蓄，遵从主流思想和儒家温柔敦厚、言志入世的美学规范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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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才华和经历强化了主流知识层的成就观念。具体表现有二，一是如李白所云“荀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这样的济世理想的实现和追求功名声望的传统观念的加强；二是在传统官方儒学体系内的个人才干的得以应用，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脱离了帝王所承认的“正统"体系，则虽有济世之心、救世之举亦无益，李白从瞒成为后世所批评、改塑的焦点，也正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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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文化所蕴含的成就观念，将传统“大众文化”的权势利禄观念直接简化为了对地位的追求。此地位的得来可以不通过官方选拔，但要被最高权威阶层认可并尊敬。因而在有关李白的故事中，我们看到，“铁杵磨针”的寓意是，如李白般天才亦是勤奋学习而来，并依靠此出众的才情得到了上层的尊重；“骑驴华阴”的寓意是，曾进退于天子驾前的李白，虽已无言位，但其声望的崇高，仍能约束并劝善地方言，从而造福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