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长江

扬之水

“身揭”与“心飞”对举，也就是担负日月、接近日月的意思。可见胡紫阳同样是追求身心飞扬，神游于八极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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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融铸《庄》、《骚》，在诗里表现更为普遍。由于是诗体，不仅有《骚》的精神，还可以在形式上直接引入《骚》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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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屈不仅思想上有出世入世之分，艺术上也有说理之文和抒情之文的区别。两者结合，需要一种文化土壤去培养孕育，由于两者都是偏于主观幻想，具超现实性，若在重现实、重理性的中原文化背景上结合是困难的，而楚文化本来就是产生老庄、孕育屈原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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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浪漫精神，无论是庄是屈都会显得不切实际，而有了浪漫精神，则庄屈可以并存。是浪漫幻想精神支持屈原九死未悔地执着于光大楚国的理想，又是浪漫幻想的精神，支持了庄子睥睨万物，曳尾泥涂，“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友”。二者表现不同，但皆超越世俗，根本精神是浪漫的，出于对人的主体对生命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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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与巴蜀地域相连，文化交流较早，渗透较深，李白之合庄屈，在巴蜀时期已种下因子，但荆楚文化在体现庄屈的旨趣与特性方面，应是更为高级更为成熟，具有更为浓郁的文化氛围。故李白之吸收融合庄屈，到活动于荆楚时期，进入更为成熟更为得心应手的境界。李白的蜀中诗多为近体，写得比较拘谨，受六朝诗影响的痕迹明显，而到安陆时期，则开始有大放厥词、汪洋恣肆的作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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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楚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李白在中原文化主流价值体系中感到失落的时候，常常不免要借助楚文化的价值观念与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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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接受六朝和吴越文化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人诗歌，一是乐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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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谢灵运大体同时而年辈稍晚的鲍照，诗多写贫士失遇，对门阀士族制度进行抗争，充满不平与感愤，进而形成雄恣奔放的风格，与李白颇有相近之处。鲍照大量创作乐府诗，同时开创了以七言为主杂以其他各种句式的歌行体。音节错综变化，隔句用韵，适宜于表达激荡不平的情感，颇具俊逸之气，对于李白的乐府歌行有重要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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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长江中上游文化传统对于形成李白主体风格的豪放浪漫、壮浪飞动，具有决定意义，那么长江下游文化传统影响于李白的则更多属于优美。这对李白诗歌不仅是一种丰富，而且在壮美与优美的融合中，使其诗美升华到更完善、更具有魅力的境地。六朝文人诗歌追求形式美，雕饰和丽辞是其主要倾向，李白去其靡而取其丽，使之具文采声律之美而不伤于柔弱。对于二谢、鲍照等人，风格上主要取其清俊，使其诗歌豪放中复具清新秀逸的成分。乐府民歌，李白因自身具有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而能充分吸收其真纯自然、明朗朴实的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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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气象万千，或雄奇险峻，或秀美澄鲜。但总的特点是宽广浩瀚，充满活力，清明透彻，奔腾不息。这与李白胸襟阔大，精神飞越，不受羁束，追求不止的主体精神特征相契合。似乎生长养育李白的长江，已经把它的某些特征，内化在李白的精神性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