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与特点

扬之水

苏舜钦性格豪迈，诗风也豪放雄肆。他早年慷慨有大志，自视甚高，却总是受到排挤甚至遭到诬陷，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这两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使彼此都强化了。他喜以诗歌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抒发强烈的政治感慨，表达对黑暗腐朽势力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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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还写了不少的写景诗，这些诗同样显示了诗人开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他喜欢写雄奇阔大之景，赞美自然界的壮伟力量。苏舜钦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陈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内在张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宋诗畅尽而伤直露的特点，在苏诗中已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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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写景抒情的绝句，也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安石学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熔论议、学问、诗律以一炉，达到“致用”、“务本”的融合为一，以精严深刻见长，而又以闲淡新奇出之，反映了宋人对诗歌从价值选取到审美理想的全面要求。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王安石不仅推动了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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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议论，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不空发议论，而是或借助于形象，增加韵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梅、欧诗歌浅率无味、生硬晦涩的毛病；或与叙述紧密结合，边叙边议，使这些议论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洞察作其坚实深厚的基础；其次是议论本身新奇警策，富有启发性，充分显示了作者思辩的敏锐，识见的卓越。哲理诗虽不能说始自苏轼，但在他手里才形成局面却是事实。苏轼作诗善于偕谑，擅长比喻。比喻虽是诗人共用的手法，但苏轼诗歌却用得最好，堪称古典诗歌中的比喻之王。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妙喻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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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黄庭坚的诗歌不论长短，往往都包含多层次的意思，章法回旋曲折，绝不平铺直叙；第二，黄诗运用修辞手段往往善于出奇制胜。他喜欢用典，更喜欢从一些冷僻的书籍中引用；如果是人们熟悉的，他则尽量用得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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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论诗，要求诗歌创作要象杜甫那样“句律精深”，又能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因而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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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圈子相当狭小，诗歌的题材内容也比较狭窄，主要是写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慨，但写得真挚诚恳，是寒士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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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道的诗歌有以下两种风格：一是讲苦吟，重锤炼，求新奇，斗工力，近似黄庭坚。虽有些力作，但多数情况却是想力逼杜甫而不至，以至弄得词涩而言苦；二是陈师道诗歌中也有一些平淡自然真率之作，这些作品虽非他刻意之作，但往往是其诗中的精华，特别是一些写给亲人的诗歌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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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前期的诗歌创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诗歌创作有“尊杜”、“宗黄”开始转向师法自然，逐渐摆脱江西诗派末流的影响，表现出独创意识的觉醒；二是诗歌面向生活，创作题材有所扩大；三是忧时伤乱，爱国主义成为诗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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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四灵的出现，从文学角度来看，一是不满于理学家们“以道学为诗”的诗论主张，二是矫江西诗派之失，即针对江西诗派末流“资书以为诗”和形式上的生硬拗捩、追求平淡清瘦，而抬出晚唐姚合、贾岛与江西诗派末流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