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在诗史上的贡献

扬之水

中唐后期，李贺的瑰丽诡谲，开启了晚唐重心灵、重自我的趋向。之后，诗歌创作中出现三种值得注意的走向：1.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2.追求细美幽约；3.重主观、重心灵世界的表现。三者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来，又有其内在联系。李商隐正是受这一走向推动，在表现包括爱情体验在内的心灵世界方面作了重大开拓，同时创造了“绮密瑰妍”（敖器之《诗评》）的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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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抒情诗，情调幽美。他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用以状其情绪的多是一些精美之物。表达上又采取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不仅无题诗的情感是多层次的，就连其他一些诗，也常常一重情思套着一重情思，表现得幽深窈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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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不像一般诗人，把情感内容的强度、深度、广度、状态等等，以可喻、可测、可比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揭示出来。为了表现复杂矛盾甚至怅惘莫名的情绪，他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分明有某种象征意义，而究竟要象征什么，又难以猜测，由它们结构成诗，略去其中的逻辑关系的明确表述，遂形成如雾里看花的朦胧诗境，辞意飘渺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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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义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本来很常见，比兴、象征、用典、暗示，情在言外，旨冥句中，都可以造成多义。但一种多义是易解可解的，一种多义则难解、不可确解。李商隐属于后者。前者往往表现为在一些意象中带象征意义或在表层意义下掩藏着深层意义，虽然多义，多属外延的扩展，层次的加深。而李商隐的多义，往往是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构成解读上的复义。多重意旨之间可以是比较接近的，也可能是差距很远的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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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的多义性与词语意象组合也很有关系。诗人心理负荷沉重，精神内转，内心体验纤细敏感，当心灵受到外界某些触动时，会有形形色色的心象若隐若显地浮现。发而为诗，其意象往往错综跳跃，不受现实生活中时空与因果顺序限制。这种意象转换跳跃所造成的省略和间隔，导致读者在将其有序化的时候，见仁见智，产生歧义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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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所表现的往往不限于具体情事，而是复杂的感情世界与多种人生体验，因而关于李商隐诗的种种歧解，便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沟通众说中某些合理成分，从诗境的多面性、多层次性着眼，或许更能接近原作。对于无题诗，一般读者可以不必根究其“本事”，而应通过把握其总体情感内涵，去领略其诗意与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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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歌风格凄艳。艳，有来自六朝的文学渊源，但李商隐诗艳而不靡。在他那里，艳与爱情生活的不幸，身世遭遇的坎坷，乃至与对唐王朝命运的忧思相联系，表现出“哀感顽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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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商隐拥有自己的意象群。所用的意象在色调、气息、情意指向上有其一致性。2.李诗技法纯熟。声调的和谐、虚字的斡旋控驭，事典的巧妙组织，近体在形式上的整齐规范，都增加了诗脉的圆融畅适。3.情感的统一。那种孤独、飘零、惘然、无奈、寥落、伤感的情绪，浓郁而又深厚，弥漫在许多诗中，使诗的各部分得以融合、贯通，成为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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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诗中爱情和绮艳题材比重很大，讲究词藻声律、对仗用典，这与齐、梁诗有渊源关系。但齐、梁诗主要兴趣在描写闺阁楼榭与女子的容貌体态服饰，重声色而乏性情。李商隐的爱情诗，侧重于感情领域的表现，摆脱了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特征的庸俗情调，以其深情绵邈把这一题材的诗境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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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的象征性和多义性，李商隐与魏晋之交的阮籍有相似之处。但在写法上，阮籍把复杂的心理导向玄思，以虚拟象征之意，隐约暗示诗旨。李商隐主情，心象与物象相融合，构成象喻，表现丰富复杂的情绪与心灵景观，显得更为真切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