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对元代文人的影响

扬之水

刘壎在探寻了唐宋诗体制、风格等异同外，实欲寻求二者之间更本质、更深刻的一致性，即一切诗歌艺术最为根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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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壎论诗实有“四层次”：第一层为“音响”，杜、黄为其极，则以唐、宋得之，此为格律一层；第二层为“风味”，陶、柳最得风神，则以唐、汉魏而得之，此深入到意境一层；第三层为“风雅”境界，从“诗三百”、六经中涵濡，乃得本原之养，指诗人精神、人格、气质之获得；第四层为“天地”境界，指超越于古与今，超越于声律、辞章、风味，乃至风雅、六经，而具万古不移之永恒所在，此为天地之根源，而存于天地之根源者，惟“生人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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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尊重个体、崇尚抒写一己之真实性情的风气，在宋末已经出现。当四灵诗以其工巧、清新的律绝崛起于诗坛，实际上，已掀起了一场反对“以理为诗”的诗歌思潮。他们野逸而富有情韵的诗风，直接影响到其后的江湖诗派。包恢、戴复古、刘克庄皆曾提出重视个体情性的诗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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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论诗，首标“性情”。其性情观较传统之“诗吟咏性情”，实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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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所谓“情性”，一归于“真”，一本于“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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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对宋诗的反感，不仅限于宋诗末流刻画、雕锼，求工、求新之弊，整个宋诗范式，重学问而不重感发，重法度而不重灵机，重思而不重兴，重理而不重情，皆与他之倡扬相异，所以他自认与整个宋诗潮流相左。因而，从表面看，赵文直接称道唐诗、攻讦宋诗的地方并不多，然就其本质而言，他对宋诗范型之反叛最为彻底，对唐乃至汉魏精神的回归最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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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泥于诗法、刻意于破除诗法，都有失天然之道，“固”与“不固”，若“有心”而为，皆为诗病，他所诋斥的四种流弊：高者、下者、工者、疏者，都有刻意为之之病，因而去情性绝远，则他之对于法度，既非一味拘守，落于刻削；亦非一味肆意，不加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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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极力倡导，学唐、学汉魏，乃至上古之诗，最重要的是要获得诗中人之性情、精神，即以古人之诗，化己之性情，使己之心灵得古人“萧然”之意，得古人“高标”之格，则其诗“意到语适，自清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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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唐性灵派之宗唐观念较其他几派要淡泊，更确切地说，要更含浑、脱略，他们没有强烈的宗唐主张。没有明确地宗法某家某体之论，但在唐诗、宋诗两种迥然的诗歌模式上，性情之说，性灵化的倾向，即是对宋诗主理、尚意思潮的一种反驳，是向唐诗主情风格的回归，尤其是对诗歌感兴力量的倡导，对诗之“人”的呼唤，都与唐诗之精神甚为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