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歌的南腔北调与初唐四杰

扬之水

“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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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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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浓烈的感情贯注于对历史人生的思索之中，从而使诗的抒情深化，带有更强的思想力量，形成壮大的气势。作者在诗中还直接抒发了自己沉沦下僚而“十年不调”的强烈不满，这种愤愤不平，使诗的内在气势更加激越昂扬。宫廷诗人应制咏物时以颂美为主的写诗倾向，至此完全转向了独抒怀抱的慷慨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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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歌行是七言古诗与骈赋相互渗透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诗体，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南朝乐府和近体诗的一些影响。“四杰”的歌行体，尤其是卢、骆的长篇歌行作品，不仅实现了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走向市井的转变，而且出现了壮大的气势和力量。七言歌行以五、七言为主而夹杂少量三言的体式，本身就有一种流动感，骈赋中间的蝉联句式，往往能使全篇的气势为之一振。所以“四杰”中的卢、骆、王等人往往用它来铺写抒情，夹以议论，情之所至，笔亦随之，篇幅可长可短，句式参差错落，工丽整饬中显出来流宕和气势。这是一种更适合于表现他们所追求的刚健骨气的抒情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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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歌行体而言，当时渐趋于成熟的五言律，因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谐调，常表现出一种感情的相对稳定。但是，“四杰”所写的五言律，也透露出一种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四杰”的送别诗，于伤别之外，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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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其现存的十四首五言律，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在促成五言律的定型化方面，他与杜审言以及沈、宋等台阁诗人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