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雅乐与俗乐的冲突与嬗变对文...

叶秀嫦

寄意深厚，语言婉转！格调清雅！文笔细腻！

叶秀嫦

意象生动，切题入味；蕴藉含蓄，余韵耐品。

扬之水

中国古乐可分为四大时期：一、周秦之前的巫乐期;二、魏晋之前的礼乐期;三、唐宋之前的宴乐期;四、明清之前的俗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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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处于礼乐期向宴乐期的过渡阶段。第一次过渡是李延年的新声，蕴含着宴乐的因子，使得乐府的功能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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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曹氏三祖的乐府诗创作，魏代的音乐主要是清商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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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向宴乐过渡的过程，同时也是雅乐与俗乐彼消此长的冲突发展过程。这对逐渐和音乐剥离、独立的文学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当音乐不再承载礼乐教化的功用时，文学必然分化出文以载道和声色娱乐两类。前者承担礼乐阶段文学的职能;后者则接受宴乐娱乐的需要，满足对审美的需求。它们的融合和对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明显。它的表现是，士人对雅乐和俗乐的分野十分重视，并且时时运用在对文学的理论阐释之中。对雅俗之争表现出的焦虑，正说明文学在独立和自觉的过程中经历了痛苦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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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中，一般将“俗乐时期”的俗乐称为“郑声”，或“郑卫之音”。宫声的运用是雅乐和俗乐在调式上的最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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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宫相当于西洋音乐的C大调，乐音较低沉。而清商、清角等都不是正声，其音阶与周代雅乐要求的调式和音阶不同，如清角“惟得为宛诗谣俗之曲，不合雅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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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区别在于乐器。雅乐必有八音中的金石，即钟磬等。而俗乐则无金石，以丝竹管弦为主要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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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失去钟磬平缓的节奏调节，丝竹音乐往往显得“繁淫”，而且音声过于激切高亢，容易感染听众情绪波动，不利于心情的平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