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其研究进路

扬之水

其次，元和诗歌的部分新变颇启宋调，开启了宋诗某些重要特征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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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元和诗人的内部交往颇为频繁，形成了较为明确、自觉的流派意识，从而使其创作特点获得了较个体诗人更为突出的集团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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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往诗的赠与和接受的篇数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三人均达百首以上，名列前茅，这说明他们有着频繁的对外交流，是此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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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面不广而交往诗创作量较大的作者，更注重固定友人间关系的深化和发展，更具有一种基于相同审美追求的派系意识，也更注重生活情趣的投合与诗美类型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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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交往诗创作量而社交面亦广的作者，往往更具开放性与亲和力，更具领导诗坛的气魄或沟通派别关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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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张二人之交往诗的数量与其社交面的范围大体上是吻合的，较广的社交面必然带来相应的交往诗作，而一定量的交往诗作也大致反映了他们的社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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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天诗人群相比，元和诗人群在扩大外部交往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群体内部，他们更重视群体成员间的诗歌唱酬和人际往还，其结果必然使得群体成员间的联系更趋紧密，更具有一种协作意识和群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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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正是借助相互间的频繁交往，借助交往诗篇的彼此传播和相互接受，才使得诗人间的联系得到强化，诗派的风格趋于总体类同和集中彰显，并通过群体成员的合力，营造出了唐诗史上的第二高峰，并将“元和”提高到了与“开元”并列、启“元”先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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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人可分为三个群体：一是韩孟诗派，二是元白诗派，三是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贬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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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诗派的特点又不仅仅表现在乐府诗的创作上，除乐府讽谕诗外，元、白二人还花费大气力于“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和“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上，从而形成时人艳称的“元和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