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扬之水

科举的取消中断了晚清士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失去了向往中的人生的必然归宿。于是这些与主流社会疏离的文人，在无可奈何中寻求另外的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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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叶以后，既有不少商贾子弟投身科举仕途，又有不少士人下海经商。士、商合流的趋势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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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度儒雅、高谈心性的旧式士人到计较利润、筹划企业运转的实业家，这无疑是晚清士林的一大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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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到以个人的专业知识、技能服务于社会的文人，晚清读书人经历了从士人到文人的角色转换。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阵痛和切肤之感使他们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也使得新的人生选择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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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人“弃八股”与“著小说”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一面是功名无望与生计日蹙，一面是江海口岸给他们提供的“卖文求活”的职业机会。旧体制的放逐和新体制的召唤，给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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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伯元、曾朴、徐念慈、包天笑等作为有功名的士人，他们的办报刊和选择文学事业不全是为稻粱谋，还带有某些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晚清大部分的士人，他们的从事文学活动则主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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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城市文化最有意义的特点就是它相对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西方殖民者以口岸为据点，建教堂，设学校，办医院，建立报刊印刷机构和出版机构，使这些地区成为东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地带，成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的聚居之地。口岸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又为晚清士人提供了可靠的职业和生活保障，这些因素都可能诱使他们舍弃仕途而从事其他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末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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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艺报刊的创刊较晚，因此最初接受文艺作品的并不是由文艺界同人创办的文艺性的报刊，而是传教士、商人以及维新派思想家创办的报刊。这些报刊需要大量小说吸引市民阶层的读者，传播商品信息，宣传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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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人“卖文求活”的创作动机以及文学生产的市场导向机制使得晚清文学生产向小说倾斜。晚清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小说杂志的不断涌现，保证文学生产良性循环的稿酬制度也只在小说作品范围内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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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人从文学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回报是很可观的。足以维持他们的个人生计，使他们获得充分的职业上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