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

扬之水

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与朋党之争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科举试赋的消长变化，多是伴随着不同党派的执掌牛耳而递生更转的。

扬之水

旧党和新党交替执政，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冲突与论争，更是政见之争，具有明显的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时代特点。一个政党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对另一个政党的完全颠覆，包括思想、学术以及科举取士制度。

扬之水

其次，唐宋科举试赋的废止并不是完全出于才性之争，特别是两宋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朋党政治。先是政见的不同，然后引申出文学的不同观照，而当他们执掌政坛之牛耳时，文学政策也是出于党同伐异的心理，表现出对政敌考试制度的一种彻底推翻。

扬之水

如果说唐及宋初，甚至直到王安石的科举改制，还多少是出于选拔超卓之才的儒者心态、治理国家的政治需要(当然，其中也多少含有一些党争意气之嫌)，而此后的试赋兴替则完全表现出意气之嫌，远远超出科举制度本身。

扬之水

唐代科举试赋缘于士族和庶族的权力争斗。科举出身的官僚竭力排斥和反对旧世族

扬之水

诗赋的罢立完全是势有所激，是党争中“用于前必黜于后”的报复心态所致。元祐更化禁王公新学，崇宁年间禁元祐学术，莫不是如此。“熙丰”、“元祐”作为两个时代和年号，由诗学话语而进入党争与政治，完全是拜那个“议论争煌煌”的时代及士子风气所赐，是意识形态在科举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的表现形式。

扬之水

在新党看来，诗赋已经成为政治上新旧党争的一个聚焦点。禁诗赋的目的已经不是唐代、宋初以来的重才性、品德，选取超拔之士的策略选择，而成为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的工具了。

扬之水

元祐诗学、元祐学术从诗学领域向意识形态的转化，是宋代文入党争的必然趋向。“汉家故事”以诗赋取士的风雅韵举至此已形同废绝。诚然，科举罢诗赋使士子关注现实，未免是一件坏事，但诗赋的由罢至禁，却标志着科举改制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之完全趋向了科举选拔超卓之士意图的反面。

扬之水

唐代中后期以至两宋的党争不仅仅是政见之争，更是道德伦理上的“君子”、“小人”之辨，是文学观念与学术思想上的“党同伐异”。这种“议论争煌煌”的局面对于士子心态，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创作，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赋由于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表现于科举选拔人才的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党争加剧的政治语境中，其创作品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扬之水

党争影响于辞赋创作的进路，首先表现在党争中不同创作个体主观心态的生成方面。文人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融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而合一的主体角色，以君子自任的理想体认，以“君子”、“小人”之争的儒学论议，使得两宋的党争表现得尤为突出。

扬之水

辞赋创作中对议政变得小心谨慎，济世热情转向深沉；畏祸心理在辞赋创作中的显著表现；北宋后期辞赋逐渐表现出深沉的悲凉之气。

扬之水

处在朋党倾轧下，士子的畏祸心理和当权者的受赞心态却也为举子应试规定了赋颂的题材和主旨——谀颂。

扬之水

其二是“文丐”心态与颂扬士风。如果说科考试赋是应制的必然，是应试者按照统治者心意的图绘摹写，还不能完全反映辞赋创作中的谀颂之习的话，那么出于南宋以来相党统治下的大规模歌功颂德的“文丐奔竞”的经常性行为，则可以见证出赋作谀颂的日常品性和士子的文化心态。

扬之水

科举试赋在唐宋两代的历史语境中，逐渐由才性之辨而转向朋党之争。辞赋的创作也由唐代的才气包举、大气淋漓，北宋的以才为学、谠言论议转向崇宁以来的谀阿颂扬(就主导倾向而言)。这是辞赋与制度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是赋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