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

扬之水

乐具有表现各种情感的强大功能，不同的乐也会激起人不同的情感反映，这一点在《乐记》中阐释得尤为详尽。由人心感物而生的情感是乐的来源，乐又反作用于人心使情感发生变化，对这一双向互动关系的阐释，使乐的情感功能得到全面揭示，从而再次为礼、乐关系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依据。

扬之水

以“真”、“德”、“和”为特征的音乐情感明显区别于人之常情，人不能无休止地任凭人欲本能地发泄，而节制情感的有效方式是节制人欲，节制人欲的方法是制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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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节制使音乐情感中“德”的运行有了保障，一方面，“礼节情”，礼对人的情感予以理性节制，排除了非“德音”之音；另一方面，礼主“敬”，礼“敬德”，“敬”使礼和乐发生情感上的直接关联，并保证了“德音”情感的合理性。正是礼“毋不敬”的坚守使得礼乐相宜之情转化为超越日常经验情感而成为理性的道德情感。

扬之水

诗、乐分离了，二者之间天然的血缘联系却并没有被切断，“乐理”以隐形的方式帮助“诗”全面行使着“诗教”功能，这种特殊的工作原理和运行机制使此一时期“诗言志”内涵的政治、伦理倾向性更为明确，这也成为后来“诗缘情”理论提出的直接动因和这一理论有迹可寻的“乐理”依据。

扬之水

“诗教”观念的极度强化掩盖了“风雅正变”说情感立论的事实前提。

扬之水

情感以乐的形式表现是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诗、乐、舞”分别以不同方式表达“感于物而动”的内心情感，虽然途径不同，然殊途同归，目标一致。

扬之水

本质上说，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并不是情感取舍的转变，而是情感类型选择的不同，“言志”是道德化群体情感的展现，“缘情”是个性化自由情感的表达，“缘情”代替“言志”是人之性情和情感本性的恢复，是人个性的张扬和自我觉醒的标志。

扬之水

“诗言志”实际上被当成了儒家实现某种政治理想的“诗教”宣言，“志”的政治、伦理、教化意义使诗中之“情”受到长期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