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的早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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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更侧重对单一文体进行具体阐发，他采用极富形容性、审美性的“五字”范畴语汇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风格”进行分别概括，无论文体种类，还是辨析层次，都更显细腻，表明理论家对风格类型的认知逐步走向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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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采用“AB而CD”和“AB以CD”两种类型，前者出现7次，后者出现3次，突出了不同文体在功能、用途等主旨内容方面的要求，也体现出不同文体在辞采、声情等表现形式方面的特点。当然，陆机的分类理论同样也具有实用性目的，但陆机更侧重于“形式服务于内容”这个角度来区分不同文体的风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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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时期，有关体式风格类型理论探讨最为细致周全的是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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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心雕龙》二十余篇文论中对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悼、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30多种文体作了研析，结合各种文体特定的功能用途，与儒家文化、社会事物、交际往来、仪式庆典等相联系，对它们的含义、起源、发展、适用场合、写作特点等作了细致深入的阐释，其中不乏文体写作特征及风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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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不同书体“势”“体”“状”的审美描述，可视为早期书体风格类型理论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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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着眼点，一方面侧重于绘画实用功能的宣扬，另一方面侧重于具体画家画作的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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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时期的画论批评较为零散，相关“人物画”或“山水画”专论只涉及某一体裁，尚不具备类型的意义，但至少具有某一类绘画“体式”风格的意义。表明此时画论批评相关“风格”问题的理论探讨尚处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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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诗体”风格的意义。尤其是《诗品》将风格品评与分级品第联系在一起，将感性领悟纳入理性批评中，这为后世理论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风格类型的多样性，进而从理论层面进行风格类型划分，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古代艺术批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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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门类艺术的“体式”风格类型进行探讨，这个时期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风格类型理论是刘勰的“八体”说，此处的“体”，指的就是“风格”，该理论“是区分风格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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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对风格类型的区分是比较纯粹的风格类型理论。“八体”的设置，主要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展开。其中“典雅”与“远奥”二体侧重于内容主旨，其他“六体”皆侧重于形式表现。如，“精约”体现为字句简练、剖析精细；“显附”体现为文辞晓畅，切合事理；“繁缛”指内容繁复，辞采绚烂；“壮丽”指宏伟高超，措辞雄丽；“新奇”指摒弃传统，追求新奇；“轻靡”指文辞浮华，内容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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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历史阶段，理论批评总是在倡导艺术的“实用功能”的同时，伴随着对艺术自身“审美”价值的肯定。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社会主流思想、审美观念不同，尤其是门类艺术发展成熟的高度不一，理论批评对艺术及风格类型的认知与评价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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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萌芽”时期理论批评来看，尽管理论家始终将实用功利与社会功能作为评价艺术的根本原则，但也伴随着他们对“美”的感悟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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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确立”时期的理论批评来看，基于艺术自身审美价值的褒扬，远远超过对其外在实用功能的倡导，相关“艺术”及其“风格类型”的理论话语、概念范畴，较前代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审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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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风格类型理论所涉范畴语汇具有审美性。另一方面，风格类型理论所涉意象比拟具有审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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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关注的，还有这一时期相关作家、作品风格的品评言论，虽然只针对单一门类艺术，却采用大量极富审美意味的范畴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