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诗学旨义与成弘之际文学指向的转换

扬之水

如果说“近”、“浓”和浅俗、切直、繁靡等义项相关，那么与之相对的“远”、“淡”则当指深远、委曲、冲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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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远”、“淡”之意的声张，乃和李东阳强调比兴的态度显然是相通的，皆在于主张诗歌蕴涵深厚、委曲含蓄的表现艺术，维护诗歌自身的文体规定性。同时应当看到，比兴作为一种在诗歌早期阶段已得到广泛运用的修辞方式，它代表着诗歌这一特定文体基本而原始的艺术属性，正因为如此，李东阳基于关注诗“体”的立场声明比兴艺术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他旨在追究诗歌的文体性质及其艺术属性以从本原上力加辨察和塑造之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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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认为诗乃“未播之乐者也”、“六艺中之乐也”，提示诗与乐关系密切，表明他对诗乐合一的看重。第二，指出后世诗与乐分而为二，诗合于乐的特性由此受到损害，以至“虽有格律，而无音韵”，如此，意味着“格律”与“音韵”的协调也就无从谈起。第三，有“格律”而无“音韵”，只能沦为排偶之文，这也表明，诗若忽视“音韵”即丧失了有别于文的“言之成声”的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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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所生乃是人心和外物交感的结果。而李东阳提出“取其声之和者”，用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盖大意从此导引而出，实则将主体“情性”或“志意”的感发和乐声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这也意味着诗之“音韵”的构成或者说作为诗乐合一的表征，体现在诗人“情性”或“志意”的发抒与乐声之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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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协音律”要求的一种具体展开，李东阳十分注意对诗歌的别调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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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地区的方言音声，譬喻历朝各代诗不同的体征，说明特别从“音殊调别”的角度去分辨诗体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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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除了“具眼”之外，亦必“具耳”，“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就是说，根据诗的音调声韵来加以判别辨析。别调辨体的目的在于检验诗的音声节奏，包括鉴察“格律”与“音响”或“音韵”谐协的程度，以衡量诗作是否合乎乐声，进而判断其品位的优劣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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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虚字不善，容易导致负面的后果，这当然是要证明盛唐诗人善于用虚的高明。而此处对于字法运用的讲究，实际上指涉诗歌产生的音声效果，说盛唐诗人善于用虚，主要还是指他们能结构出“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的音声抑扬调谐之美感，成为营构这样一种音声美感的理想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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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歌吟的方式被当作检验自家作品行之有效的方法，表明李东阳已注意将别调辨体之法具体运用到自我创作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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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关于诗歌音律的辩说，注重诗合于乐的原初特性，申明作为“文之成声”者的诗歌在“音韵”上的不可缺失，以体现相应的音声节奏，其主要还是立足于诗“体”基本而原始的艺术属性来要求的，如此也表明他在诗歌体式规制上一种追本溯源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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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明初以来极力张扬的“崇儒重道”的文化策略影响深重，向各个层面渗透，包括专尚经术之风对“词赋”的排斥，科试时文对于古文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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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整个文学发展的格局其时也在发生某种变动，尤其是作为明代前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台阁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化与危机，从强势趋于相对衰落，它所营造的文学风气，在文人士子不拘一格创作欲求的冲击下发生某种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