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20-4-22 16:22 编辑
明末的唐诗整理与唐诗学倾向 摘要：明末的唐诗刊刻多全集、多中晚唐诗集、多汇评合刻本；有明显的整理意识，表现在全唐观念、补充观念、汇总观念；在唐诗学方面，宗尚态度走向调和折衷，研究视角发生转换，批评话语得以更新，出现了分尊四唐或四唐各有其美的多元化倾向。 关键词：明末；唐诗整理；唐诗学倾向 从万历中后期开始，唐诗刊刻越来越趋向于全集的整理，选诗观念和唐诗学理论呈现出反省和修正的意识，对于唐诗的分期，无论初盛中晚，人们的宗尚态度开始走向调和、折衷。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宗尚对象和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对明代唐诗学的反观和批评，使得明代唐诗学呈现出开放的态势，从而保证唐诗学的新鲜活力。 一、明末的唐诗整理 从《唐诗纪》的刊刻到《唐音癸笺》的成书，明末唐诗的刊刻呈现出“整理”这一态势，几部大型的唐诗总集，为清代《全唐诗》的结集奠定了基础。著名出版家毛晋的选刻唐诗侧重于中晚唐，对中晚唐诗人别集的保存有重要贡献。另外，明末的唐诗选本汇刻、合刻本也体现出对前代唐诗选刻成就的总结。 第一，唐诗总集的刊刻。主要包括《唐诗纪》和《唐音统笺》。《唐诗纪》（包括《初唐诗纪》和《盛唐诗纪》）共一百七十卷，刻于万历十三年，是明后期重要的唐诗总集，吴瑁主持刊刻。其凡例云：“是编原举唐诗之全，以成一代之业，录中晚篇什繁多，一时不能竣事，故先刻初盛以急副海内之望，而中晚方在编摩绪刻有待。”通过时人对唐诗全集的急需，可以揣测其刊刻是有商业利益驱动的。李维桢序云：“……仿冯汝言《诗纪》纪全唐诗，……稗官野史之说，残篇只字之遗，无所不捃摭，……”因此刊刻之衷乃是求全之著。《唐诗纪》规模庞大，选诗数量剧富，卷首有目录三十四卷，体例非常完整，是多人合作完成、有计划成系列的大型唐诗刊本。方沆序云：“是役也，同吴氏雠校者：江都陆弼氏，古鄣谢陛氏、俞体初氏，东吴俞策氏、陆文组氏，永嘉周才甫氏，皆当世词章家。”卷首明末两个重要的唐诗选本《唐诗归》和《唐诗镜》皆以其为底本，因此从某些方面看，它已取代了高棅的《唐诗品汇》，成为对明末唐诗刊刻影响最大的唐诗总集。该本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都有全本，可见当时刊刻的数量之大和流播之广。 《唐音统签》，胡震亨整理刊刻，是明末出现的最后一部大型唐诗总集。据其子胡夏客云：“先大夫孝辕府君搜集唐音，结习自少。至乙丑岁（天启五年1625）始克发凡定例，撰统簸一千卷。阅十年，书成。”俞大纲《纪唐音统签》云：“卷帙浩繁，网罗宏备，为私家总集纂辑之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震亨搜括唐诗用力最剧，九签之中，惟戊签有刻，而所录不出御定全唐诗之外，亦不甚行。独诗话采撷大备，为全唐诗所未收，虽多录明人议论，未可尽为定评，而三百年之源流正变，犟然可按，实于谈艺有裨。"事实上，清修《全唐诗》，于中晚唐部分直接采自此编甚多。因此，《唐音统笺》又是第一部大规模的全唐诗总集，为唐诗的搜集整理和保存传播作了巨大的工作。 胡震亨是明末最著名的藏书家，其编刻的《唐音统笺》亦以材料丰富著称。每人名下皆附小传，大致取材于两《唐书》及杂史、笔记、诗话、别集之类，多注明材料出处，间加考订；除此之外另有汇评，辑录诸家对诗人的评语，分条排列。所录诗先按体分，次以类从，往往更动原集次序，以利阅读。又因为胡震亨手自编定，历时颇久。因此搜罗极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唐诗纪》因时间仓促、人手过多导致的舛讹和遗漏颇多的遗憾。 第二，中晚唐诗人合集别集的刊刻。 明嘉靖以来，有“十二家集”、王孟合刻、李杜合刻、四家合刻等等，初盛唐诗人的集子非常流行，也比较常见，万历前期，“性灵说“的影响使得中晚唐诗人的集子渐次多了起来，尤其是李贺的别集刊刻为多。至明末，重要的出版家毛晋出版了大量唐人集。除此之外，天启四年，姜重生刻印《中晚名家集》等。 毛晋是明末清初最著名的出版家之一，《江南通志》称其“好占博览，构汲古阁，藏书数万卷，开雕经史百家，及秘本钞传之书，使古今典籍不致尽散亡销蚀者，晋实有力焉。”据统计，汲古阁出版的唐人诗文选本，计有：《盛唐二大家》2种；《三唐人文集》三种，《四唐人集》四种，《五唐人集》五种，《六唐人集》六种，《八唐人集》八种，《唐三高僧集》三种，《唐人选唐诗》八种，《唐诗类苑》和《唐诗纪事》各一种。可以看出，毛晋对唐诗诗集的合刻，在资料保存整理的基础上有明显的分类意识。而且其选刻似乎更侧重于中晚唐。如《王建诗》、杜荀鹤《唐风集》、李贺《歌诗编》、吴融《唐英歌诗》、贾岛《长江集》、许浑《丁卯集》、李文山《李文山诗集》、李商隐《李义山集》、李嘉佑《台阁集》、薛能《薛许昌诗集》、李中《碧云集》、罗隐《甲乙集》等。五唐人诗集则有温庭筠的《金荃集》、韩偓的《香奁集》等。 毛晋刻书大多以宋本为底本，就唐人集而言，《孟东野集》、《歌诗编》、《玄英先生诗集》、《松陵集》、《姚少监诗集》、《杜工部集》、《孟襄阳集》等均以宋刻本作为底本。而且他也尽量保持原本的面貌，有比较自觉的资料保存、整理和传播意识，崇祯元年所刻《极玄集》未有毛晋跋：“按武功自题云，此皆诗家雕射手也，凡廿一人，共百首，今已缺其一，吉光片羽良可惜也，向传姜白石点本最善竞不行于世，即留署中近刻……犹刘须溪点次鸿文典册，奚止十百，半为坊间冒滥溷入耳目，赝刻之行日以长伪，何如原本之藏适以存真也。”至今我们古代文学作品选所用的版本，大多还是汲古阁本。如《唐僧弘秀集》、《松陵集》、《李翰林集》、《钱卢两先生读杜合刻二种》等等，因为毛晋汲古阁的刊刻，这些诗集到现在仍然很容易找到。 第三，前代诗集的汇评和合刻本的的刊印。 明末部分唐诗选本是在明前辈刊选的基础上重刻的，如明末套印本《韦苏州集》，便汇集了高棵、顾磷、桂天祥、杨慎、钟惺、谭元春等诗评刻成。郭浚增订《唐诗正声》，即是在《正声》的基础上，复将李攀龙《唐诗选》，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中的诗歌增入。 明末刻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今存卷十、十一，卷首标新宁高棅原编，海昌郭浚彦深点定、周明辅孟纯参订、周明翊仲羽、竟陵谭元春友夏鉴正。卷十目录标注增订变化，标注“李选”即增入的李攀龙选唐诗，标注“增”则新增入《唐诗归》篇目。页眉辑汇明人唐诗评，如王勃《赠李十四》页眉标注：“王云雅淡；郭云子安四绝上多偶语，亦是一法。”张说《蜀道后期》页眉标注：“钟云归咎秋风妙妙，郭云宛宛说出后自灵甚。”而杜审言《渡湘江》页眉标注：“谭云作字妙；唐云初唐七绝之冠”等，显然其诗歌取径是极宽的。 唐汝询对明代唐诗选本多有所解，还曾经就《唐诗品汇》作《唐诗解》，后于天启癸亥年汇编《唐诗十集》，也是根据上述三个最流行的选本汇刻而成。他在《汇编唐诗十集自序》中说：“余谓高、李所选，风格森典，李唐之‘二南’；伯敬所收，奇新跌宕，唐风之变什。存变去正，既非其宜，开明广聪，亦所当务。于是取三家而合之……于诗不无小补焉。” 值得注意的是，在汇编唐诗十集各集引言中，唐汝询将《正声》、《唐诗选》和《诗归》中他认为风格接近的分别归了类，如：“甲集，体之纯粹者也。凡高廷礼《唐诗正声》、李于鳞《唐诗选》、钟伯敬《唐诗归》，参三家而合者汇此。不称四家者，予《诗解》与李本无异同耳。”“乙集，纯正中有气骨者也”等等。编者之意，观者一目了然。 明末服古堂刻本《重梓唐诗选汇解》（共七卷），末附诗韵辑要（共五卷），标李攀龙所选，经钟惺批点，熊伯甘鉴定，谭友夏仝评，蒋仲舒笺释，唐仲言（唐汝询）、徐秋涛增补汇解而成，并附有高廷礼、李本宁、杂论（八十二则）、殷瑶、蔡宽夫、严仪卿、杨仲弘、甚至还有马伯庸《中原音韵》，皇甫子循、何元朗、谢茂秦、空同子、王元美、王敬美等诸家诗论。附论徐秋涛《诗法》。徐秋涛在《凡例》中云：“选唐诗者不啻充栋，而为世珍秘莫如高李二家，然李失之刻高失之疏，故是集以李为主，而以正声内选补一二，既简而备，复正而葩，遗珠并收，允擅词坛。”补充修正之意甚明。 二、刊选倾向 从上述情况看，本时期的唐诗刊刻体现出几个与前期不同的鲜明倾向，即“全唐意识”、“以人统体”和“收荪双美，救其二偏”的主导思想。首先是“全唐意识”。这个“全唐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收录之全，另一个是以全面的批评视角来评价唐代每个时代的诗歌。《唐诗纪》凡例云：“是编原举唐诗之全，以成一代之业，录中晚篇什繁多，一时不能竣事，故先刻初盛以急副海内之望，而中晚方在编摩绪刻有待。”虽然最后成刻的只有《初唐诗纪》和《盛唐诗纪》，但是“急副海内之望”体现了时人对唐诗全集的急需。方沆序亦云：“古鄣吴太学瑁，既校刻六朝以上诗纪，万方数据传之四方矣，复汇编有唐一代之业，而以初盛诗百七十卷先之”，“异时吴氏而欲举全唐”。 唐诗选本自唐代始，宋元明三代选家众多，其中或偏爱中晚，或偏举初盛，选本亦各重其偏。胡震亨的《唐音统笺》则采取客观的态度，从其产生的时代环境出发评价得失，还原了唐诗选本的发展脉络，使得唐诗观的流变脉络清晰起来。比如他对唐人选唐诗的批评。他说： 右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殷皤酷以声病为拘，独取风骨；高渤海历诋《英华》《玉台》《珠英》三选，并訾皤《丹阳》之狭于收，似又端主韵调。姚监因之颇与高合，大指并较殷为殊。详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矫前撰为之说者，然亦非其好为异若此。诗自萧氏选后，艳藻日富，律体因开，非端重风骨裁甄，将何净涤余疵，肇成一代雅体逮乎肄习既壹，多乃征贱，自复华硕谢旺，闲婉代兴。不得不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衡韵调为去取，此《间气》与《极玄》眠《英灵》所栽，各一选法，虽体气筋两，大难相追，亦时运为之，非高姚两氏过也。观当日诡异寝盛，晚调将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变之中，先型仍复不失，则犹斤斤禀殷氏律令，其相矫实用相救尔。 胡震亨认为，时代的发展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决定了人们对前人文学成就的评价标准也会发生变化，更何况每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观念各异，诗人诗作的评价会发生偏差。这种心态使得他的唐诗观更客观、更全面、更符合诗歌创作特点，这些也促成了《唐音统笺》的“全唐”意识。 胡震亨认为宋元人选唐诗影响较小是因为“略盛唐详晚唐”。杨伯谦《唐音》始揭盛为主，得其要领，复出四子为始音以便区分，可称“千古伟识”，这是选唐诗的一道分水岭。但是《唐音》之失在于“所称正音、余响者，于前多有所遗，于后微有所滥，而李杜大家，猥云示尊未敢并耄穹翘破淮筱诘洌俊保。《唐诗品汇》解决了宋元人和杨士弘选诗存在的问题，“巧用杨法，别益己裁，分各体以统类，立九目以驭体，因其时以得其变，尽其变以收其详，斯则流委既复不紊，条理亦得全该，求大成于唐调，此其克集之者矣。”胡震亨肯定了高棅以世次之变和诗体之变使唐诗流变得以清晰的新创。同时，他也肯定了高棅以体统诗分编的体例，但是《品汇》也有问题，如“律诗正变一目内，许浑、李频、马戴平调不足称变，或尚有杜牧、薛能、李洞诸人足择。”“而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而晚末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李、杜两家尤多为宋人之论所囿，不能别出手眼有所去取”，唐晚末诗虽不能尽如盛唐，但是却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这是晚明文学思潮的重要内容，也是胡震亨集全唐诗的主要出发点，这些体现了明末人的批评视野确实开阔全面了。第二，明前期，由于模拟唐诗的风气，明人对于诗体极为敏感。因此，多数唐诗选本都以诗体为经线，以高棅《唐诗品汇》和李攀龙《唐诗选》为代表。明代后期的刊本有了很大变化，并趋向于“以人统体”。 《唐诗纪》的刊刻及编选体例吸收了诸家唐诗选本的优点，如其四唐分期依据《唐诗品汇》，“初盛中晚大概主品汇所列姓氏爵里而分，”但是如“品汇所分诸诗既以初唐为正始而陈子昂乃在正宗，以中唐为接武而钱刘韦柳乃在名家，谓诸子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是编则否。盖品汇主于选故，所重在人，而此主于纪故，所论在世，又不嫌于各异也。”因此它对时代的划分更加清晰。另外，《品汇》以诗体为经线，而《唐诗纪》则认为“至于唐则体俱有定，人多可考，故尽以人统其体，一如西京之例”，这些都体现了明代唐诗学在诗体、诗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深入人心。《唐诗纪》“以人统体”的编选体例，体现着明人唐诗观念的新变，标志着明人对诗歌体制的兴趣有所转移。 胡震亨不满《唐诗纪》只刻成初盛便草草结束，他说：“唐人诗有单存只简，亦有巨帙尚完者，多寡不伦，难用冯氏前例以世代诠纪，虽琯欲终之，固知诸客未易卒业，至于遗漏之多，开卷即失一高祖诗，他何论？”他有意致力于“以世代诠纪”，因此《唐音统笺》亦采用以人系诗的体例。但是比《唐诗纪》更为详尽。至《唐诗归》、《唐诗镜》莫不循此例。 第三，明末部分唐诗选本是在明前辈刊选的基础上重刻的，集中体现了“收荪双美，救其二偏”的刊选思想。 如郭浚《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即在《正声》的基础上，复将李攀龙《唐诗选》，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中的诗歌增入。他在《增定唐诗正声序》中说： ……我明高廷礼先生尝辑《品汇》，拔其尤为《正声》，标格闲体，典则可法，沨沨乎洵一代雅音矣，而人顾取其平者摘之。济南《诗选》，风骨綦高，而人仅录其然之响，且谓伤于克也。自钟伯敬先生《诗归》出，奇情秀句咸得评目焉，以佐高、李之不及，而不善法者，乃以轻艳为秀逸，拗僻为新奇，于是复诋二家为善音、为残渖，而唐调之可咏者亦亡。嗟乎!诗主于声，发于情，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应，即鱼潜鸟嘤，月出风弗，未足流情思。此唐人诗独于《三百篇》为近也。若欲专作理语、绮语，何不为文为词而诗为耶？余与二三学人反复商榷，合梓二家之选，取其不悖于正者稍益之.收荪双美，救其二偏，俾世之为诗者，知象必意，副情必法，畅歌之而声中宫商，揽之而色薄云汉，循循然不逾矩镬，而一出于性情之正，唐调其不亡矣。 基于晚明流传最广的三部唐诗选本各自的特点而言，《正声》选诗和缓闲雅，《唐诗选》以风骨奇高为选诗标准，《诗归》以“奇情秀句”与二者鼎足。《诗归》可弥补《正声》、《唐诗选》的偏颇和不足，后二者可救晚明“轻艳”、“拗僻”之弊，这正是郭浚增订合选的初衷。李攀龙选重气格，则选豪壮雄健的作品入之；《唐诗归》重情韵、秀字、秀句，则增人万楚。其《题情人药栏》、《河上逢落花》钟谭皆有详解。从其中体现的选诗旨趣看，确为《正声》、《唐诗选》之补充。 唐汝询在《汇编唐诗十集自序》中也说：“余少习廷礼《唐诗正声》，爱其体格纯正，而高华雄浑或未之全；及读于鳞《唐诗选》，则高华而雄浑矣。犹恨偏于一而选太刻，俾秀逸者不尽收；及读伯敬《唐诗归》，则秀逸矣，而索隐钩奇，有乖风雅，字评句品，竞略体裁。是三选各有所至，而各有所未至也。”因此“取三家而合之，……庶几高之纯雅、李之高华、钟之秀逸，并显而不杂……”又谓：“今而后钟、谭之奇新良足以济高、李之痴板，而高、李之典雅独不足以济钟、谭之谲诡耶？”都体现出明末唐诗选家趋于客观全面的刊选倾向。 另外，徐秋涛在《凡例》中还提到“诗不以制科，学者多置不讲，近今小考或出诗题，平时既失研敲，临场未免搁笔，故予重将斯选校订，每一篇标解于眉、列注于后，舆论并收，间参愚臆，其或援引未赅，品题未确，良由学惭武库，故而蠡测易穷，尚俟博雅者正焉”。明末文汇堂曾刻吴汶、吴英辑《历朝应制诗选》十卷《唐应试诗》三卷，选诗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本，体现了晚明诗界的新现象。当然，到了清代，这样的选本将成为一种潮流。 三、唐诗学倾向 万历中后期，公安派的“性灵”说对其时的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唐诗学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诗必盛唐”的观念受到冲击，中晚唐诗得到重视，批评视角和批评话语都更加多样和丰富，调和折衷的宗尚态度占了主流，这些都使得明后期的唐诗学旱现出多元的面貌。首先，最突出的现象是一改明代前期和中期独尊盛唐的局面，点评、习学中晚唐诗成了一时风气。并提出“丽情才调”、“诗之艳者”、“声情”和“风味”等与格调论者不同的审美观念。 天启四年，姜重生刻《中晚名家集》，姚希孟序云：“中晚之以诗名，不胜数；而诸家其最艳者，若更与杜牧、樊川、许浑、丁卯、韦庄浣花诸集，橐而成书，以视丽情才调，诸选而未备者，不更快人意耶？夫诸家之诗，标鲜撷秀，遂使抵掌初盛者自觉伦父可厌。”崇祯二年，杨文骢为毛晋刻《唐人八家诗》作序，认为明中叶诸子“读唐人诗，观其气格，察其神韵止矣，未有论及其声情与风味者也。”复云： ……唯杨仲弘《唐音》一选，于盛唐诸大家略而弗采，而中、晚差备，其所选诸什，又皆有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之致。此政于声情风味之间，有独得其玄珠者也。……《丁卯》庄雅流丽，不失步武，而乃蒙“举俗爱许浑”之诮，几于诬。独是罗隐已涉五季；而薛能诞陋，其人无足言，为稍下耳。若夫汩没缁流，晚沦一尉，仓皇吴越，微官畏死，贾罹坎坛，视诸子独甚，诗人憔悴，于斯而极矣。李文山独能献诗阙下，猥被锦彩之赐，宰相论荐，遂列清华，岂唯远过少陵之三赋，押千载以来所绝无而一见。凡此皆令人掩卷长吟，唏吁叹息而不能已已者也。因论八家诗，漫及之耳。 杨文骢不仅堂而皇之地把杨士弘的《唐音》说成是重中晚而轻初盛之作，而且一一为中晚八家正名，尤其对贾岛、李商隐和许浑的评价都非常之高。 继李贺之后，明末李商隐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释道源最早为李商隐诗歌作注。道源之后，钱龙惕又作《玉溪生诗笺》。从钱氏的自序中，可知当时江南吴地喜好李商隐诗歌已经蔚然成风。钱“少好读李义山诗，往往不得其解”，后来因为乡中“为义山之学者间不乏人，时以隐事僻义就而正之”。 崇祯五年（壬申）李沂选《唐诗援》。起因即在于“至启、祯之际，始有舍盛唐而宗中晚者”，甚至于有宗宋元者，李沂曰：“更舍唐而宗宋元，窃恐欲新其调，调弥俚；欲畅其词，词弥率；欲深其意，意弥谫也。”故以盛唐之音予以援之，这些都反映了其时中晚诗风的盛行。 第二，“诗尊盛唐”和“格调”论依然存在，但是呈现出反思和修正。 如《唐诗纪》虽然欲举全唐，但是还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即唐诗不如《三百篇》、汉魏诗，而中晚唐又不如初盛唐诗。如方沆《初盛唐诗纪序》云：“谭者曰：初、盛之外，若钱、刘、韦、柳诸家，非不脍炙人口，而不以人兹编，何也？盖初、盛以无意得之，其调常合；中、晚以有意得之，其调常离。由无意而有意也易，自离而合也难。”他们使用了“唐调”和“唐体”的概念，因此仍然属于格调派唐诗论。 崇祯元年，曹学佺始作《石仓十二代诗选》，其中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其中充分肯定了《唐诗品汇》收录全面而又以初、盛、中、晚四分唐诗，并且独重初盛的选诗原则，还表明“知我罪我，不以为患，而中晚人选之近体，亦无以甚异于初盛之近体者，即概名之曰‘唐诗’可也。”可见曹学佺的选诗观念带有一定的复古性质。 崇祯五年（壬申）李沂选《唐诗援》。其序云： 事有关乎世道人心者，趋向偶殊，日流日远，苟无以援之，吾惧其沦胥而不返也。诗自《三百篇》后，莫备于唐。初唐风气虽开，六朝余习未尽。至盛唐洗濯扩充，无美不臻。统而论之，冲融温厚，诗之体也；昌明博大，诗之象也；含蓄隽永，诗之味也；雄浑沉郁，诗之力也；清新娟秀，诗之趣也；飞腾摇曳，诗之态也；上可以隐括曩贤，下可以仪型百代，谓之曰“盛”，不亦宜乎？至中晚而衰矣，至宋元益衰矣。 从韩昌黎、陆放翁至严沧浪，中晚及宋元人皆知尊盛唐，“乃今之人背高曾而尸祝其云孙，忘本而逐末，取法乎下，必至风日颓、道日降。沂故不惮以衰朽余年，订斯编问世，不得已而命之曰‘援’也。”李沂针对当时盛行的诗歌观念，提出“取法乎上”、“以盛唐为宗”，主张“调高力厚，浑成合格，便是盛唐，反此便落末流。”总之，《唐诗援》在明末中晚唐诗风盛行下，力倡盛唐诗，力图以盛唐诗的“调高力厚，浑成合格”和“意工调美”来挽救启、祯年间的险涩俗艳。 第三，唐诗批评视角更加多样，批评话语也丰富起来。 相比于其前辈论家“正变”、“格调”、“神韵”等批评话语和复古、诗法等批评视角，明末人开始莺视作家的主体性情，并将其与作家灵动的审美感受力与独特的艺术才能联结起来。《唐诗归》和《唐诗镜》就是以作家的性情、作品的灵韵为审美旨趣的两个重要的唐诗选本。尤以前者影响为巨，在诗学影响上取代了公安派。 首先《唐诗归》的批评视角有了很大突破。因为他们发现了唐诗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主体研究。以“精神”与古人相通，是《唐诗归》采用的新的批评方法和接受方式，钟惺认为保证古人诗歌的真正“美感”的方法不在于将其审美范式固定化，而是通过摸索把握古人创作时的精神状态，体会作者在创作时细微而灵动的心灵律动。所谓“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即创作中情感和心理的参与。从高棅的《品汇》、《正声》，到前七子、后七子、胡应麟的诗选诗论，他们的批评方式还是基于诗歌的创作和鉴赏的批评。钟、谭则将其视角转到创作动机和状态的把握。而从接受诗学的角度来看，读者的情感参与是作品获得生命的一个重要途径。钟惺在评价杜诗时云：“读老杜诗，有进去不得时，有出来不得时。”评高适《同卫八题陆少府书斋》颈联“散帙至栖鸟，明灯留故人”说：“四语非好静人不能领略”，又谓：“浩然诗，当于清浅中寻其静远之趣，岂可故作清态，饰其寒窘，为不读有书人不深思人便门？”因为诗风不同，性情各异，因此在阅读评点时也必以不同的审美眼光去分别考察，才能发现古人不同的美，而不是厚此薄彼。这些正是之前诸诗论家所未论及的。因此，《唐诗归》是明代唐诗学史上的转型之作。 其次，在《唐诗归》的评点话语中，我们对出现的频率较高、语意明晰、意义稳定的语词作了分析过滤，发现钟谭的批评，有异于明人。明中期的批点本，往往着眼于格调、气象，对初、盛、中、晚诗多作比较。《唐诗归》基本上走出了此类评语的窠臼，有了自己的一系列的评点话语。具体到《唐诗归》的评点，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唐诗贵在有“情”。《唐诗归》在对人们熟习的诗人、诗篇进行评点时，往往用情感体验的方式，来发掘诗人创作时的情感状态，从而抓住了文学作品之所以感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唐诗中反映现实的歌行乐府诗的艺术性往往遭到怀疑，但钟、谭以“情”作为评价标准，诗歌的意味则变得深沉浓烈，别有境界。他们认为杜甫《彭衙行》用“儿女妻孥情事”写“奔走穷困之状”，《羌村》诗不仅写“自己儿女性情无余矣，又代人家写儿女性情。”叙事诗容易流于琐屑，但是出之以真情亦可感人。他们选白居易和元结的长篇入内，很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因为其对情事的叙述委折真朴。 其二，唐诗成就源于其“大胸中”。“情”是出自人的本能情感，“胸中”则是作者在创作之前，对客观情物的感知积累和升华之后的心性修养、创作机缘等知性因素。因此他们不采用复古派的批评语词，而能自出机杼。在《望鹦鹉洲怀祢衡》后，钟惺云：“太白胸中有‘古之伤心人’五字，才写得出‘千春伤我情’五字，胸中有‘千春伤我情’才写得出‘兰蕙不忍生’五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情感积累和对历史现实的知性观照，才能写得出打动读者的千古名句。而诗人的“胸中”就决定着其作品的风格和品位。正如评韦应物：“韦苏州等诗，胸中腕中，先有一段真至深永之趣，落笔自然清妙，非专以浅淡拟陶者。”其先有近陶心性，才有近陶诗风，非专以模拟能达到的。 其三，唐诗贵在诗人之“真性情”、“真精神”。这也是针对摹拟所提出的创作理念。此“情”也并非上述人之本能的情感，它是指灵感到来时一瞬间所注之精神。灵感并非突兀出现，它需要全部精神的投入，需要饱满的激情和一念灵心慧性。它可以吸引读者以全部的精神和情感投入，获得作品最完美的升华。如杜甫的后期咏物小作，从《苦竹》至《归雁》篇，谭元春评曰：“皆咏物诗，最灵最奥，有神有味，令人不苦此体以为死板无趣之事也。”钟惺亦曰：“皆以精神，全副性情入之，使读者不得不入。”他们重视这些咏物小作，与复古派追求的雄浑壮阔的盛唐格调和玲珑透彻的盛唐神韵显然是有区别的。咏物虽是小作，但作者将自己的性情投入进去，使得这些物也获得了情感和生命，在这些充溢着作者灵心慧念的生命中，读者也会找到与自己的生命产生共鸣的那一念。这就是这些咏物小诗的审美价值所在。 和钟、谭一样，陆时雍也受到“性灵”文学思潮的影响，虽然其《唐诗镜》其实言亦有偏，但是他以“韶声”、“丽色”、“啐神”、“深情”之“韵”来评价唐诗，确实为唐诗学注入了新观念。也增加了新的元素。 综上所述，明代唐诗刊刻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其时的诗学风尚关系密切。明末唐诗学亦然。虽然相比于其前辈，明末唐诗刊刻趋向于整理，唐诗学理论也趋向于折衷、调和，但这也是对明代唐诗学成就的一个总结，同时，也为唐诗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增加了新的元素，因此在唐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20-4-22 16:18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