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杜诗评点看刘熙载的诗学理论

扬之水

由杜诗评点看刘熙载的诗学理论

—— 《艺概·诗概》评杜文本细读

    摘要:刘熙载对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质和艺术本源从多方面进行了颇具新意的评点。刘熙载的思想根基是古典的, 评点方法是传统的, 但他在古典中有创意, 于传统中有新变。与以往对杜诗的评价相比, 他以审美的眼 光看待杜诗, 其评点是在 “胸中具有炉锤”、 熔铸百家之后的审美观照, 亮点聚焦, 因之更具独特的美学蕴涵。

    关键词:刘熙载;杜诗;艺术特质;艺术本源;雄浑;涵茹

　　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其代表作 《艺概·诗 概》 中, 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评价和称引约有 40 余 则, 居他评价的诸多诗人之首,可见他对这位伟大 诗人的高度重视和尊崇。细读刘熙载的评杜文本, 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加深入体会杜甫诗歌的艺术真谛, 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刘熙载独具 美学蕴涵的诗学理论。刘熙载对杜诗的评点, 大体 上是从艺术特质和艺术本源两个方面着手的, 我们 亦循此路径探究其文本意义。

一

    刘熙载对杜诗艺术特质的评点, 论及杜诗的主 旨、题材、 体势、 语言、 风格、 美学境界等诸多层 面, 其内容相当丰厚, 而且新意迭出。 杜甫身当大唐帝国由盛转衰、 万方多难急剧变 化的时代, 一生大半时间颠沛流离, 艰难困苦, 但 是始终忧虑国家命运,忧戚百姓疾苦。忧国忧民是 杜甫发自心底的最深沉的哀痛, 是杜诗一以贯之所 传达的主旨。杜甫 《偶题》诗云:“文章千古事, 得 失寸心知……音书恨乌鹊, 号怒怪熊罴。稼穑分诗兴, 柴荆学士宜。故山迷白阁, 秋水忆黄陂。不敢 要佳句, 愁来赋别离。 ”此诗作于大历元年 ( 766) 秋天, 时杜甫身在夔州。全诗以五言排律的 形式叙写作诗的心得和对诗歌的见解, 并且结合自己生平经历, 抒发了深沉的忧国感时的情思。可以说, 这是杜甫后期一篇具有总结性的代表作。明人 王嗣 在 《杜臆》中说:“少陵一生精力, 用之文章, 始成一部 《杜诗》, 而此篇乃其自序也。”由此可见此诗在杜诗中的分量。刘熙载深得杜诗三味, 在前人基础上又作了深层解读, 他说:“‘不敢 要佳句, 愁来赋别离' 二句, 是杜诗全旨。 ”引杜诗评杜诗, 用 “离愁”二字概括杜诗主旨, 初读似觉偏窄, 但细读便可体会到刘熙载的精微透辟。这里的 “离愁”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离愁别恨, 而是寓含着杜甫在离乱的时局中, 对君、 对国、 对民、 对 亲人的深切忧愁。因此, 刘熙载进一步评说, 杜诗 “凡其云‘念阙劳肝肺' ,‘弟妹悲歌里' ,‘穷年忧黎元', 无非离愁而已矣。” 此处引用的诗句分别出自杜甫的《楼上》、《九日登梓州城》、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三首诗虽作于不同时期, 但离愁别恨、忧国忧民是其共同的主题。刘熙载以“离愁”评说杜诗主旨, 正是基于他对杜诗深入阅读后作出 的准确概括。同时我们注意到, 这一概括还应当有其更为独到的体会, 即所谓 “少陵纯乎 《骚》”, 刘熙载认为杜诗深得屈原《离骚》之精髓。对此, 我们只要联系他对 《离骚》的评点, 便不难理解其用意之所在。刘熙载说:“太史公《屈原传》曰: ‘《离骚》, 犹离忧也。 ' 于 ‘离' 字初未明下注脚。应劭 以 ‘遭'训‘离',恐未必是。王逸《楚辞章句》:‘离, 别也。骚, 愁也。言己放逐离别, 中心愁思。 ' 盖为得之。然不若屈子自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伤灵修之数化。' 尤见离而骚者, 为君非为私也。 ” 屈原《离骚》命名的意义或有不同解说, 刘熙载赞同 “离愁”与“离骚”相通的说法也只是取一家之言, 不过,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刘熙载的心里,杜诗的精神与《离骚》一脉相通, 用“离愁”概括杜诗主旨, 当是他对杜诗的会心之论, 既精炼传神, 又耐人寻味。

    题材广泛, “诗料无所不入”,是杜诗又一突出的特征。刘熙载对此也有评说:“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 唐则子美, 宋则苏、黄。要其胸中具有炉锤, 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 杜甫是一位多产诗人, 一生作诗一千四百余首, 既有与当时政治、 社会直接相关的作品, 也有一些咏物写景以及抒写 亲朋感情的篇什, 显示出伟大诗人高超的艺术感悟 能力和杰出的写作才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取材广泛并不一定能成就伟大诗作, 因此刘熙载特别点出杜诗 “要其胸中具有炉锤”。这一评点显得尤为精辟, 它不仅道出了杜诗题材广泛的内在质素, 而且也形象深刻地阐释了批判继承、接受创新的重要性。 这无疑是杜甫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具有启人深思、发人深省的诗学意蕴。

    杜诗的艺术成就还表现为对各种诗体的纯熟运 用与发展完善。中唐诗人元稹对此有过评论:“尽得 古今之体势, 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检读杜诗, 我们可以看到, 古体诗之五古、 七古,杜甫均有长 篇巨制;近体诗之五律, 杜甫最为擅长, 占到其全部作品的一半;近体诗之七律虽为唐人新创, 而他的作品则可以作为这一新诗体的范本。杜甫对古典诗歌的形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后人对此推崇备至。清人沈德潜在其《唐诗别裁》 中曾对杜诗体势作过较为全面的评述, 如他评杜甫五律:“杜诗近体, 气局阔大, 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可及处, 尤在错综任意, 寓变化于严整之中, 斯足凌轹千古。”又如评杜甫七律:“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学之博也, 才之大也, 气之盛也, 格之变也。五色藻绘, 八音和鸣, 后人如何仿佛?”刘熙载自然也论 及了杜诗的体势, 而且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他评 杜甫五七言古诗:“杜陵五、 七古叙事, 节次波澜, 离合断续, 从《史记》 得来, 而苍莽雄直之气, 亦逼近之。 ” 这里点出杜甫此类作品章法变化严整的特色, 同时又沿波探源, 旁及诗歌的内在气质。他评杜甫律诗:“少陵以前律诗, 枝枝节节为之, 气断意促, 前后不相管摄, 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 运古于律, 所以开阖变化, 施无不宜。” “律诗主意拿得定, 则开阖变化惟我所为。少陵得力在此。 ” 杜诗善于变化,这是杜甫的超人之处。清代学 者叶燮就曾讲 “变化而不失其正, 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 。刘熙载点出“深于古体, 运古于律”与 “主意拿得定” 是杜诗 “开阖变化” 的必备条件,因为在他看来, “诗不可有我而无古, 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 兼之斯善。 ” 可见, 刘熙载评杜诗体势 “开阖变化”虽为承继前人旧说, 但他重在探讨其原因, 深化认识, 为后人提供借鉴, 这是他 的独到之处。不仅如此, 刘熙载还特别注意从古典 美学的角度来品味杜甫的近体诗, 他说:“近体气格, 高古尤难。此少陵五排、 五七律所以品居最 上。 ” “气格”属中国古典美学范畴, “气”与“格” 既相联系, 又有区别, 即“气有清浊厚薄, 格有高低雅俗”。进一步而言, “格” 还可细论, 即 “诗格, 一为品格之格, 如人之有智愚贤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贱也。” 在此, 刘熙载已对 “气格” 赋予了新的含义。刘熙载评杜甫五排、 五七言律诗“气格” “高古”, “品居最上”, 虽说其理论 渊源主要来自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但他对杜甫近体诗所作的美学评价是富有新意的。

    苏轼曾言:“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 而古今之变, 天下之能事毕矣。 ”杜诗韩文, 这几乎成了唐代诗歌、 散文最高成就的代称。杜甫、 韩愈两位大文学家成就的取得固然有各自的诸多因 素, 但重视语言的锤炼和创新无疑是他们共同的追求。杜甫有 “为人性僻耽佳句,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韩愈则有 “惟陈言务去 ”、《答李翊书》) “ 词必己出 ” 的表白。《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对此, 刘熙载有自己的理 解:“陈言务去, 杜诗与韩文同。”如果仅指出两者相同, 那只能是表层的识见。刘熙载的不凡之处是他的深层理解, 他说:“所谓陈言者, 非必剿袭古人 之说以为已有也, 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 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 自‘结撰至思' 者观之, 皆陈言也。” “陈言务去” 不仅指语言的能指层面, 而且深入到语言的所指层面。这不仅深化了杜甫、韩愈语言革新的实际内涵, 也为后人的语言创新树立了新的准则。

    “沉郁顿挫”是杜甫在 《进雕赋表》 中对自己作 品的评价, 这成为后人评论杜诗风格特色的关键词。 不过, 刘熙载评杜诗风格没有囿于前人之说, 而是重新予以解释, 他说:“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家学杜, 几于瘦硬通神, 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 ” “雄健而兼虚浑” 是他对杜诗进行新的审视而概括出的总体风格特征。刘熙载认为, 江西诗派各家学习杜诗只近于雄健的一面,而与虚浑的一面相差远矣。这里所说的 “雄健而兼虚浑” 的风格特征, 简而言之, 就是雄浑的风格。在司空图 《二十 四诗品》 的第一品中, 就有对雄浑的形象阐释:“大 用外腓, 真体内充。返虚入浑, 积健为雄。具备万物, 横绝太空。荒荒油云, 寥寥长风。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持之非强, 来之无穷。 ”如果我们细品这段解说, 体味杜甫的诗作, 便不难领会刘熙 载以 “雄浑” 来概括杜诗总体风格的精微适恰。虽说“沉郁顿挫” 也是杜诗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就总体而论, 惟有以“雄健而兼虚浑” 来概括杜诗的总体风格, 才能笼罩杜诗 “地负海涵, 包罗万汇”的伟大成就,才能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其深厚的美学意蕴。

    杜诗历来以精工凝练著称,而刘熙载评杜诗更欣赏其本色自然。他说: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 有者, 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 不见语言文字也。 ”这段评语, 从接受者而言是“得意忘言”, 从创作者而言 则是“极炼如不炼, 出色而本色, 人籁悉归天籁矣” 。《艺概·词曲概》) 本色自然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 种极高的美学境界, 刘熙载在 《艺概》 中每每表达他的崇尚之意, 如:“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 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 工之极也。 《庄子·山木篇》 曰: ‘既雕既琢, 复归于朴。 ' 善夫! ”《艺概·书概》) “白贲占于贲之上爻, 乃知品居极上之文, 只是本色。 ”《艺概·文概》) “诗有借色而无真色, 虽藻绘实死灰耳。” “西江名家好处, 在锻炼而归于自然。 ” 刘熙载仍然以引杜诗评杜诗的方法, 进一步阐释杜甫作品本色自然的美学境界:“杜诗云:’畏人嫌我真。 ' 又云:’直取性情真。 ' 一自咏, 一赠人, 皆于论诗无与, 然其诗之所尚可知。” “少陵云:’诗清立意新。 ' 又云:’赋诗分气象' 作者本取意与气象相兼, 而学者往往奉一以为宗派焉。 ” 真率、 清新是本色自然美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 杜甫的诗歌也确实体现这一美学特征。但诗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绝非易事, 刘 熙载在评陶 渊明、 苏轼诗时有如是语: “‘真率' 二字, 最为难得, 陶诗所以过人者在此。”《艺概·书概》) “东坡 《题与可画竹》 云:’无穷出清新。 ' 余谓此句可为坡诗评语。岂偶借与可以自寓耶? 杜于李亦以 ‘清新' 相目。诗家 ‘清新' 二字, 均非易得。” 杜诗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 用 杜甫自己的话讲就是:“陶冶性灵存底物, 新诗改罢自长吟。 ”《解闷》其七) “赋诗新句稳, 不觉自长吟。 ”《长吟》) 可见杜诗的本色自然美是“极炼” 之后的返朴归真, 这与李白诗的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有所不同。不过, 值得回味的是, 以往人们多用本色自然美来评价李白的诗, 而对杜诗作如此解读应是刘熙载的新见。

二

    刘熙载在审视杜诗艺术特质的同时, 还重视对 杜诗艺术本源的透析。对杜诗艺术本源的透析, 主要是从杜甫艺术素养的形成方面进行的。

    杜甫之所以成就其伟大, 与其善于继承优秀的文学遗产、广泛吸取前人的艺术长处是分不开的。“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杜诗中还有许多篇什具体论及从《诗经》、 《楚辞》 直至初唐四杰、 陈子昂等诸多诗人诗作, 由此可见杜甫阅 读之广泛、 学养之深厚。关于杜甫的艺术素养, 元稹曾作过高度评价:“余读诗至杜子美, 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盖所谓上薄 《风》、 《骚》, 下该 沈、宋, 古傍苏、李,气夺曹、刘, 掩颜、 谢之孤高, 杂徐、庾之流丽……苟以为能所不能, 无可不可, 则诗人以来, 未有如子美者。”后来, 以 “集 大成” 评杜诗已成不易之论, 像宋代的苏轼与秦观、明代的胡震亨、 清代的叶燮等文学家对杜诗都有如是评论。

    刘熙载在前人评杜的基础上,对杜甫艺术素养的形成又作了更进一层的开掘。他说: “杜诗高、大、深, 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 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 为深。” 刘熙载的这段评语, 首先有两个关键词的词义须准确把握, 即 “吐弃”与“涵茹”。“吐弃”一 词最早见于《汉书·孝武李夫人传》:“今见我毁坏, 颜色非故, 必畏恶吐弃我。 ”《辞源》 释作 “因厌恶而抛弃”。 “涵茹”一词最先载于宋代刘挚 《忠肃集·刘子中墓志铭》:“嗟惟刘君, 其士之良, 涵茹探履, 学敏以强。 ”用以赞美刘子中的求学过程和结果。我们还可以联系宋代真德秀《西山文集·上丞相书》 中的一段文字来理解“涵茹”的意思: “当时士大夫议论所主, 亦有不同者矣, 而盛德雅度, 包涵茹纳, 未尝与之较短长、 争胜负。用舍之间, 一惟公论是主。 ”可见“涵茹”即“包涵茹纳”, 为兼收并蓄、含英咀华之义。其次, 我们要弄清楚刘熙载所言杜诗之“高”、“大”的语义指向。检读文本, 刘熙载另有一段文字,可以引来作为对此问题的一个 旁注: “少陵于鲍、庾、阴、何, 乐推不厌。昌黎云: ‘齐梁及陈隋, 众作等蝉噪。 ' 韩之论高而疏, 不若杜之大而实也。 ”这里评韩愈“高而疏”, 是因为韩愈“高”在他彻底批判“齐梁及陈隋”的胆识, “疏”在批判一概而 论,不留余地, 彻底抛弃。( 当然, 实际上韩愈在文学方面还是学习了“齐梁及陈隋”的好处, 正如刘熙载所 评: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 ”) 评杜甫“大而 实”, 是因为杜甫能兼收并蓄, 善于吸取前人的文化精华。这一小段文字点出了韩愈“吐弃”的胆识及不足, 肯定了杜甫“涵茹”的涵养之功。依据以上理解, 再联系杜甫的生活经历及创作思想, 对于刘熙载以“高”、 “大”、“深”三字评杜诗及其与“吐弃”、“涵茹”、“曲折”之间的内在关联, 我们可以试作如下释读: 所谓“高”,即指杜甫“别裁伪体”、《戏为六绝句》其六) “吐弃”糟粕的卓识。刘熙载极其重视为文“识”的质素, 曾说: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 非识之高卓精审, 无以中要。才、学、识 三 长, 识为尤重, 岂独作史然耶? ”《艺概·文概》) 所以他评杜甫的学养, 把“高”放在了首位。所谓“大”, 即指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 “转益多师为吾师”、《戏为六绝句》其六) “涵茹” 吸纳诸家精华的功夫。所谓“深”, 即指杜甫在颠沛流 离、备尝艰辛的困苦中所形成的九曲愁肠、委婉深情, 并在“吐弃”、“涵茹”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曲折含蓄、 “变化开阖, 出奇无穷”的艺术表现境界。这里刘熙载高度精炼地概括了杜甫学识之高、 学养之厚、 诗艺之精, 是对杜甫艺术素养的全面评说。尤为值得称道的是, 以前论者大多注意杜甫艺 术素养形成中继承前人传统的一面, 刘熙载则指出杜甫在广泛汲取前人艺术成果的过程中继承与扬弃兼行, 并以此来丰富充实自己之艺术素养的另外一面。可见, 刘熙载在识见议论方面, 确实较之前人 高出一头, 深入一境。

    刘熙载对杜诗艺术本源的阐释, 既有宏观的把握, 也有微观的 分析。在他看来, 杜甫虽然广泛 “涵茹”、“吐弃” 前代诸家, 但更多得益于屈原和司马迁。刘熙载研究屈原对杜甫的影响时, 将杜甫与 李白、 苏轼等人放在一道进行比较, 从而突出说明杜诗的艺术本源。他说:“诗以出于 《骚》 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 太白在《庄》、《骚》间, 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 通过比较, 可以看出杜甫不同于李白、 东坡之处在于他 “纯乎 《骚》”, 深得屈原精神。这不仅指出了杜诗儒仁雅正的渊源, 而且如前文所论, 也点出了杜诗主旨其实与屈原的《离骚》 是贯通一致的。不止如此, 刘熙载还有更进一层的讨论:“《九歌》,歌也;《九章》, 诵也。诗如少陵近《九章》, 太白近《九歌》。” 屈原是一位以深刻的现实主义为内涵的浪漫主义伟大诗人, 如果说《离骚》 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那么他的《九章》和《九歌》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则各有侧重。刘熙载“少陵近《九章》, 太白近 《九歌》” 的认识, 精微独到。关于杜甫得益于司马迁, 刘熙载认为主要表现于五、 七古叙事诗上, 他指出:“杜陵五、 七古叙事, 节次波澜, 离合断续, 从《史记》得来, 而苍莽雄直之气, 亦逼近之。” 杜诗和 《史记》 形神一 致, 即所谓 “ ‘细筋入骨如秋鹰' , ‘字外出力中藏棱' , 《史记》、 杜诗其有焉” 。此处所引用的两句诗, 本是苏轼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形容书法之妙的, 刘熙载用以比喻杜诗和司马迁的《史记》所共有的兼取诸法、 秀外慧中、 虚实相生的艺术表现力。总之, 前人评论杜诗兼取诸家精华, 多沿承元稹的评说, 而像刘熙载这样精密细微地辨析屈原、 司马迁对杜甫艺术养成的重要影响, 并不多见。

    刘熙载十分重视诗人的人品与诗歌之间关系的研究, “诗品出于人品” 是其论诗名言。杜诗的艺术成就与杜甫的人生阅历和自身品格密切相关, 刘熙载评杜诗自然少不了对杜甫人品的探究。他将古今诗人的人品分为三等, “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 其中 就有 “ 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为国为民忠心耿耿、 奋不顾身的杜甫。他说:“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 虽告人人且不知, 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 元次山、 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 目击其事, 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 顾可不知其人乎?” 正因为杜甫“身入闾阎”, 与百姓同苦共难, 如同疾病在身一样感受着人民的苦痛, 方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的诗篇。

    刘熙载主张知人论世:“颂其诗, 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 得志必能济物, 可为看诗之法。” 又说杜诗 “直取性情真”。杜甫之情多、情真, 是指其胸襟博大、情真意切, 这是杜甫人品的关键质素。 叶燮就曾讲:“千古诗人推杜甫, 其诗随所遇之人、 之境、 之事、 之物, 无处不发其思君王、 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 吊古人、 怀远道, 凡欢愉、 幽愁、 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 因题达情因情敷句, 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刘熙载则仍然以杜诗来对杜甫其人其诗作深层解读:“杜陵云:‘篇终接混茫。' 夫篇终而接混茫, 则全诗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 而后有混茫之诗。故 《庄子》 云:’古之人, 在混茫之中。 '” 这一段文字引用了杜甫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 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的诗句:“意惬关飞动, 篇终接混茫。”原诗本是赞美高适、岑参诗歌浑朴自然、与天地相合的境界, 其实这也未尝不可视作杜甫诗歌境界的自喻。刘熙载称杜甫为“混茫之人”, 同时认为杜诗具有 “混茫”的境界。“混茫”一词见于 《庄子·缮性篇》:“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与一世而澹 漠焉。当是时也, 阴阳和静, 鬼神不扰;四时得节, 万物不伤, 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 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的述说反映了天人合一、自然无为的思想。刘熙载承继了庄子天人合一的精神, 对诗歌的文化特质有 着更为深入的理解。他在《艺概·诗概》 的起始就引用前人之说, 对诗的总体内质特征有一概述:“《诗纬·含神雾》曰:‘诗者, 天地之心。'文中子曰: ‘诗者, 民之性情也。' 此可见诗为天地之合。”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 “混茫之人” 即与天地相合之人, “混茫之诗” 即与天地相合之诗。天人合一, 民胞物与, 是我们民族文化所崇尚的高境界、大胸怀。刘熙载称杜甫为 “混茫之人”, 称杜诗为“混茫之诗”, 既是他从艺术本源上对杜诗和杜甫人格关系的深层解读, 也表达了他对杜甫人品、诗品的无限追崇与景仰。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永远说不完、 道不尽的伟大诗人。后人对他及其诗歌的评说, 实际上已经成为对我们民族精神解读、传承、弘扬的一种文化现象。刘熙载对杜诗的高度重视,表明了这种文化现象在晚清时期的延续和推进。他对杜诗的研究,其思想根基是古典的,其评点方法是传统的, 但他在古典中有创意,于传统中有新变。与以往对杜诗的评价相比, 他以审美的眼光看待杜诗, 其评点是在 “胸中具有炉锤”, 熔铸百家之后的审美观照, 亮点聚焦,所以更具有独特的美学蕴涵。刘熙载在新的历史时期, 以他的“日新之功, 大公之量”,不存偏见, 兼容并包, 实事求是, 继承创新,为杜诗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同时也为中国古代诗学的进一步发展续写了新的篇章。可以说, 刘熙载不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总结者, 还应该是近代诗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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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对杜诗艺术特质的评点, 论及杜诗的主 旨、题材、 体势、 语言、 风格、 美学境界等诸多层 面, 其内容相当丰厚, 而且新意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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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深得杜诗三味, 在前人基础上又作了深层解读, 他说:“‘不敢 要佳句, 愁来赋别离' 二句, 是杜诗全旨。 ”引杜诗评杜诗, 用 “离愁”二字概括杜诗主旨, 初读似觉偏窄, 但细读便可体会到刘熙载的精微透辟。这里的 “离愁”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离愁别恨, 而是寓含着杜甫在离乱的时局中, 对君、 对国、 对民、 对 亲人的深切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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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以“离愁”评说杜诗主旨, 正是基于他对杜诗深入阅读后作出 的准确概括。同时我们注意到, 这一概括还应当有其更为独到的体会, 即所谓 “少陵纯乎 《骚》”, 刘熙载认为杜诗深得屈原《离骚》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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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广泛, “诗料无所不入”,是杜诗又一突出的特征。刘熙载对此也有评说:“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 唐则子美, 宋则苏、黄。要其胸中具有炉锤, 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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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特别点出杜诗 “要其胸中具有炉锤”。这一评点显得尤为精辟, 它不仅道出了杜诗题材广泛的内在质素, 而且也形象深刻地阐释了批判继承、接受创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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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的艺术成就还表现为对各种诗体的纯熟运 用与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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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体诗之五古、 七古,杜甫均有长 篇巨制;近体诗之五律, 杜甫最为擅长, 占到其全部作品的一半;近体诗之七律虽为唐人新创, 而他的作品则可以作为这一新诗体的范本。杜甫对古典诗歌的形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后人对此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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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陵深于古体, 运古于律, 所以开阖变化, 施无不宜。” “律诗主意拿得定, 则开阖变化惟我所为。少陵得力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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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格”属中国古典美学范畴, “气”与“格” 既相联系, 又有区别, 即“气有清浊厚薄, 格有高低雅俗”。进一步而言, “格” 还可细论, 即 “诗格, 一为品格之格, 如人之有智愚贤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贱也。” 在此, 刘熙载已对 “气格” 赋予了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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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韩文, 这几乎成了唐代诗歌、 散文最高成就的代称。杜甫、 韩愈两位大文学家成就的取得固然有各自的诸多因 素, 但重视语言的锤炼和创新无疑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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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的不凡之处是他的深层理解, 他说:“所谓陈言者, 非必剿袭古人 之说以为已有也, 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 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 自‘结撰至思' 者观之, 皆陈言也。” “陈言务去” 不仅指语言的能指层面, 而且深入到语言的所指层面。这不仅深化了杜甫、韩愈语言革新的实际内涵, 也为后人的语言创新树立了新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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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健而兼虚浑” 是他对杜诗进行新的审视而概括出的总体风格特征。刘熙载认为, 江西诗派各家学习杜诗只近于雄健的一面,而与虚浑的一面相差远矣。这里所说的 “雄健而兼虚浑” 的风格特征, 简而言之, 就是雄浑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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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沉郁顿挫” 也是杜诗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就总体而论, 惟有以“雄健而兼虚浑” 来概括杜诗的总体风格, 才能笼罩杜诗 “地负海涵, 包罗万汇”的伟大成就,才能更为准确地揭示出其深厚的美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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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历来以精工凝练著称,而刘熙载评杜诗更欣赏其本色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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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在审视杜诗艺术特质的同时, 还重视对 杜诗艺术本源的透析。对杜诗艺术本源的透析, 主要是从杜甫艺术素养的形成方面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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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在前人评杜的基础上,对杜甫艺术素养的形成又作了更进一层的开掘。他说: “杜诗高、大、深, 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 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 为深。” 刘熙载的这段评语, 首先有两个关键词的词义须准确把握, 即 “吐弃”与“涵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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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茹”即“包涵茹纳”, 为兼收并蓄、含英咀华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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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深”, 即指杜甫在颠沛流 离、备尝艰辛的困苦中所形成的九曲愁肠、委婉深情, 并在“吐弃”、“涵茹”的基础上所达到的曲折含蓄、 “变化开阖, 出奇无穷”的艺术表现境界。这里刘熙载高度精炼地概括了杜甫学识之高、 学养之厚、 诗艺之精, 是对杜甫艺术素养的全面评说。尤为值得称道的是, 以前论者大多注意杜甫艺 术素养形成中继承前人传统的一面, 刘熙载则指出杜甫在广泛汲取前人艺术成果的过程中继承与扬弃兼行, 并以此来丰富充实自己之艺术素养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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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对杜诗艺术本源的阐释, 既有宏观的把握, 也有微观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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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一位以深刻的现实主义为内涵的浪漫主义伟大诗人, 如果说《离骚》 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那么他的《九章》和《九歌》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则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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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十分重视诗人的人品与诗歌之间关系的研究, “诗品出于人品” 是其论诗名言。杜诗的艺术成就与杜甫的人生阅历和自身品格密切相关, 刘熙载评杜诗自然少不了对杜甫人品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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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杜甫“身入闾阎”, 与百姓同苦共难, 如同疾病在身一样感受着人民的苦痛, 方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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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对杜诗的高度重视,表明了这种文化现象在晚清时期的延续和推进。他对杜诗的研究,其思想根基是古典的,其评点方法是传统的, 但他在古典中有创意,于传统中有新变。与以往对杜诗的评价相比, 他以审美的眼光看待杜诗, 其评点是在 “胸中具有炉锤”, 熔铸百家之后的审美观照, 亮点聚焦,所以更具有独特的美学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