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诗学思想的调和格调与文化意蕴

扬之水

高格,究其深刻原因无非两条:一是与《诗经》风雅传统如出一辙,二是这两句诗中既不乏情景因素,也包涵着心系百姓的人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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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对于“神韵”诗歌的蕴涵进行了改造和包容,使“神韵说”与他倡导的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思想相符合,以往的“神韵论”常常游离于政治之外,重在自然情怀的抒发;而沈德潜的“神韵论”一方面没有失去清远闲淡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则与政治社会紧密相联,没有忘却政教传统和人生百态。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神韵论”与他的“格调论”则融为一体了。而且,清远淡雅的风格与教化功能并不冲突。沈德潜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格调和神韵给予了潜移默化的改造和折中,共同指向“诗教”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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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性灵说”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追求个性的显现和性情的张扬。二是重视天才的因素和真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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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曾批评王士禛的诗歌刻意追求神韵之美,而沉醉于典故和修饰之中,阻隔了性情的抒发。反之,他对诗歌史上的性情之作都加以肯定,而不以唐、宋、元、明诗歌创作的时代先后为序纵论诗歌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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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之“性情论”与袁枚之“性情论”又存在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感表达的方式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委婉中和;袁枚之性情,热烈直率。二是诗学旨趣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强调温柔敦厚的旨趣;袁枚之性情,强调真诚自然的旨趣;三是性情的侧重点有所区别。沈德潜之性情,侧重于指向经世致用的万古性情;袁枚之性情,侧重于果敢自如的个人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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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的性情论思想与“人伦日用”、“古今成败”等有关方面的政教内容更为密切。他重视性情,与当时诗道正轨渐行渐远、诗歌的政教功能渐渐淡化的现实也紧密相联。他试图通过借助性情论的思想恢复诗歌的政教功用,使渐行渐远的诗道回归正途。所以,他反复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表达出对诗教传统的浓厚兴趣和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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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性灵派提倡的主要是个性色彩浓厚的性情;而沈德潜格调论提倡的主要是皈依儒家情怀的万古之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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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格调与性情并行不悖。沈德潜谈格调、谈性情、谈议论,常常折中其中的共性因素而融会贯通。二是万古之性情、雅正之性情并不排斥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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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诗外”即指人格道德修养,乃源于儒家传统诗学的熏陶。同时,他力图以“万古之性情”统领“格调之高致”,使格调论也符合儒家雅正思想的要求。于是,沈德潜在他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的指引下,使性情论与格调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一步步迈向他心仪的古典主义诗学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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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既包含了明代“格调论”的诗学理论,也吸收了王士禛“神韵说”的兴象风神,更融合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精华,使格律声调等形式要素、优美壮美等美学要素与抒发性情、复归雅正等内容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既避免诗性抒发的空疏自赏,又保持诗学立场的中和稳健,使“神韵说”、“性情说”染上了“新格调说”的色彩,从而使他的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包容性,与清代诗学思想的融合趋势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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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可观察的文化形态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实质与当时主流文化思想的价值取向相互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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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试图以诗歌选本的形式大力推崇以唐诗学为核心又兼容不同时期、不同诗体的文学理念,其实质也具有“调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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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与吴中地区的审美文化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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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的文学思想同样蕴涵了吴中地区的文化特色,即:既有灵动的深情,又有厚重的人文色彩,从而将审美精神与儒家传统结合起来。同时,沈德潜学殖深厚,大器晚成,颇有自强不息的秉性。因此,冠之于他头上的“格调说”一方面附着了深厚的人文气息,另一方面蕴涵着清新淡远、含蓄隽永的美学特征,兼容并蓄,老成圆通,也就成为诗学之路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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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深层次的文化结构看,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构成可谓兼容成分有余,而创新成分不足。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圆形结构”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平和而中庸,理性而内敛。因而,沈德潜诗学思想趋于保守,趋于传统,实则是保守型文化心理的映照。我们可从实际批评和批评话语的组成中来分析“圆形结构”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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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采取的批评话语有两种形式:一是儒家批评话语;二是审美批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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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实际批评,还是批评话语的组成,沈德潜诗学思想的核心还是以推崇传统诗学的精神为旨归,其目的主要在于重新树立儒家的传统文化地位,将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和教化的作用置于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