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品格与诗意之关系 ——以“诗格”材料为中心

扬之水

发展到晚唐时终于改变了这个审美初衷，尤其是诗意求“深”必然造成在表达上也不宜再用一览无遗的“直言”之句，而改用可以引导读诗者自己联想与体味的“含蓄”之句，以造成司空图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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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僧景淳《诗评》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诗之言为意之壳，如人间果实，厥状未坏者，外壳而内肉也。如铅中金、石中玉、水中盐、色中胶，皆不可见，意在其中。使天下人不知诗者，视至灰劫，但见其言，不见其意，斯为妙也。”“铅中金”、“石中玉”、“水中盐”、“色中胶”都属二物混融不能轻易区分，是十分形象的“含蓄”之例，诗里的“诗意”与“文字”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是不懂诗的人，即便“视至灰劫”，仍然不能穿透文字领会诗意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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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针诗格》“诗有义例七”条云：“一曰说见不得言见，二曰说闻不得言闻，三曰说远不得言远，四曰说静不得言静，五曰说苦不得言苦，六曰说乐不得言乐，七曰说恨不得言恨。”《诗评》则云：“夫缘情蓄意，诗之要旨也。一曰高不言高，意中含其高；二曰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三曰闲不言闲，意中含其闲；四曰静不言静，意中含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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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静态莫过于描写安稳镇定，要表现动态莫过于渲染情绪，要展现感情莫过于通过感情的超脱，要描摹音色莫过于展示其和谐状态，要勾画事物之形莫过于与象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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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针诗格》中提到的“物象比”，其“诗有内外意”条云：“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二曰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通过人造的“物象比”使诗歌产生内外两层诗意，是唐人追求“含蓄”在晚唐特定政治、文化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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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诗式》一则佚文：“诗有四不入：轻重不等、用意太过、指事不实、用意偏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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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的诗意前重后轻、前轻后重，对中心诗意轻描淡写而细枝末节却极尽夸饰，某部分诗意表现过激超越常理，描述事实有悖逻辑，诸如此类都是作诗的低级失误，这样的诗基本属于不入流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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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诗格》“重叠叙事”条所指出的：“每见为诗，上句说了，下句又说。文不相依带，只伤重叠。今诗云：‘夜久冰轮侧，更深露珠悬’，‘夜久’、‘更深’是重也。”王叡《炙毂子诗格》“句病体”云：“诗云：‘沙催金井竭，树老玉阶平’，上句五字一体，血脉相连。若‘树’与‘玉阶’是二物，各体血脉不相连。”前例类似初唐“句病论”中的“相滥病”，后例接近“落节病”，是才力不足者不经意间就会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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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夤《雅道机要》“叙明断”条说得最为警醒透彻：“凡为诗须明断一篇终始之意，未形纸笔，先定体面。若达先理，则百发百中。所得之句，自有趣味，播落人口，皆在明断。审其是非，如创学之流，未得联联通达，或失磨炼，或犯诸病，皆须子细看详。吟咏不可恃其敏捷，或有疏脱，被人评哂，则坏平生之名。古来名公，尚不免此，今之诗人，切可为戒。所得之句，古之未有，今之未述，方得垂名。或有用志，须精分剖。一篇才成，字字有力，任是大匠名流，不能移一字一句，至于无疑，方为作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