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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之“可译”与“不可译”问题谈
文 / 赵四
谈点理论——现代诗歌“生成论”
现代诗歌的“可译”状况，实则比古典诗歌要乐观得多，至少没那么纠结——可能会译出找不着原文的“另一个”。因为严格的“韵律”系统的音乐性被“自由体诗”瓦解了，现在全世界的诗人主要写着的都是一种以“自由体”为基型的诗歌。几乎各语种自生长出的那套本民族语言诗歌韵律系统都被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诗歌革命家们粉碎了（虽然卓越的当代诗人也并不放弃包括外在声音“韵律”系统在内的各种诗歌技术手段的使用），其中一位革命家庞德，甚至贬称写作古典诗歌的方式（当然他直指的是19世纪的诗人们）是“铲起语词去填充一个韵律模型或去完成一种押韵噪音”[2]。
其实这事儿有点说来话长，最早人类处在“史诗时代”的吟唱诗歌的格律，还真就是为了便于讲唱者“向里填词”。比如《荷马史诗》，它形成每句六个韵步中带停顿的格律，适应的完全是没有文字的时代人类“记忆”系统的要求[3]，用六韵步格律，用传承自前人的语词，用和造船、纺织相仿的叙事“工艺”，才能够可靠、有效地唱转史诗世界里的天地万物，传达出英雄世界的浩大勇气与对悲凉人世的真切慨叹，并将其代代传承。要没有六音步格这一彼时希腊各民族最喜闻乐见的程式化声音形式罩住讲唱人也罩住听众的感官系统，一个行吟诗人真可能唱着唱着就忘了该唱什么了，感官系统的记忆比理智的记忆更为可靠。所以我们大抵都同意的蒲柏说的诗歌卓越之处在于“所思常有，妙笔罕至”，说的真就已完全是人类下“笔”写字之后写诗的情况了。而“字”与“音”之间的和谐完美关系无疑是有助于记忆的，文字时代文学发展出的诗歌格律、押韵要求仍主要是某种对“记忆”功能的念念不忘及对其的发扬光大。即便在如今的朗诵场合，你若能背出自己的诗歌，而非端住书本念出它们，无疑也是更能调动朗诵者乃至听者情绪博得满堂喝彩的。与其你怀疑它与虚荣心有关，不如视其为人们的听觉系统对“诗”仍怀有深埋在潜意识中的最古老的阅读期待。
如果我们仍怀有对诗之“韵律”及这一概念的信仰，那我们不妨视“自由体诗”破除传统格律后所倚仗的“节奏”为“韵律”发展史上的一个复数的形式，而绝非对其的革除。如果你不反对学点概念，我推荐你了解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的总结，他说传统格律这种韵律形式源自口传史诗系统的独创，是一种“metrical rhythm”（格律节奏），散文也有自己的节奏，他称之为“semantic rhythm”(语义节奏)，而他考察了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的大量现代诗歌，确认了浪漫主义诗人带给世界的新观念——感情的真正声音在节奏上是不可预测和不规则的，他将这种体现了诗之本质的“内在音乐性”节奏命名为“associative rhythm”（联想节奏）。浪漫主义以降的现代诗人们普遍认为对诗的标志性特征——韵律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个诗人灵魂里的乐感节奏和结构意识。当然，这一现代的“节奏”概念，除了与诗人个体气息息息相关的心灵音乐韵律之外，有时也会被描述为生活情境节奏，也有的诗人甚至认为与个体气息合拍的整个诗歌创作的过程就是韵律本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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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7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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