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原本《玉篇》音看吴音、雅音

言哉

从原本《玉篇》音看吴音、雅音
                                        ——原本《玉篇》音论之一

提  要：通过对原本《玉篇》残卷反切的整理，认为《玉篇》音为梁代金陵雅音，其方言基础为吴音；进而推论《玉篇》音为西晋洛下雅言“南柒吴越”后的变体，为当时中国雅言的代表，而“北杂夷虏”的洛下雅言只能称为“次雅言”；因此说明梁时中国雅言的方言基础应是“吴语”。

关键词：原本《玉篇》音；吴音；雅音
笔者对梁顾野王《玉篇》原本残卷反切进行了校勘和整理，初步得出《玉篇》音系如下：
（一）声类
1． 轻唇音已经分化（不含明母）
2． 舌上音已经分化，有娘母
3． 见溪二母分为两类
4． 从邪合一
5． 无俟母
6． 有常母无船母
7． 喻三归匣
（二）韵类
1． 之脂合一
2． 真臻合一
3． 萧宵合一
4． 庚三清合一
5． 尤幽合一
6． 盐添合一
7． 严凡合一
其他先仙、清青、齐祭等组亦有混同趋势，因《玉篇》为残卷，證据尚不足，暂从分立。
由此得出几点认识：
一、梁代金陵雅言基础为吴语
我在拙著《原本玉篇零卷音韵》[1]（以下简称《玉篇音》）中提出，《玉篇》音系的性质是以吴语为基础的金陵读书音，其理由是：
（一）北齐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指出了南、北语音特点：南人从邪不分，船常不分；北人鱼虞不分、支脂不分、洽狎不分。
（二）隋初陆法言《切韵?序》云“支脂鱼虞共为不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广韵》把“不韵”改为“一韵”，因此历来都认为这是一组正对句，讲的都是韵部分合问题。而愚以为这是反对句，讲的是“南北是非”：上句讲“韵”，说北方支脂不分、鱼虞不分；下句指“切”，言南方相（精三）苏（精四）不分、云匣不分。
（三）唐王仁《刊谬补缺切韵》韵部目录有《切韵?序》中提到的“吕静《韵集》，夏侯《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的五家韵书韵部分合情况的小注。这五家韵书就是陆法言制作《切韵》时参考的“诸家音韵”，也就是颜之推等九人“论及音韵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的“诸家”，颜氏《音辞》篇里也有具体说明。这些小注，学者大多认为是陆氏《切韵》原来就有的，而夏侯的《韵略》则是五家中唯一代表南音的韵书。夏侯咏，生平不详，仅（唐）李涪在其名前冠以“梁”字。周祖谟先生认为其曾“仕于梁”，根据郡望，“可能是北人南渡之后而定居江南的”[2]。其从合而《切韵》从分的有以下韵部：
1． 脂之微乱杂、旨止为疑、至同志
2． 怪同泰
3． 灰同咍、贿骇、队代为疑
4． 元同魂、阮很混、愿同恨、月同没
5． 先韵系同仙韵系
6． 筱同小、啸同笑
7． 养与荡、漾与宕为疑
8． 梗同静、敬同劲
9． 尤同侯、有厚、宥候为疑
10． 琰同忝、艳同
11． 乏同合
读者可以看出，《玉篇》音系与以上所介绍的南音特徵极为符合，因此我们认为《玉篇》音为南音，这是从音系本身特点来看的。
再从作者的情况来看：
（一）顾野王，“吴郡吴人也，祖子乔，梁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父烜，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术知名。”[3]野王少年、青年时期在文学（广义）上即卓有建树，不能说不与家庭教育有密切关系，其读书音基础当为吴音。
（二）野王出仕梁后，以“才学显著，论者推重。”[4]二十五岁在太子博士任内奉旨所撰之《玉篇》，为学者不断引用，其音注当然应该是通行于梁士大夫中的雅音，亦即顾野王的吴读书音。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梁代金陵雅音的来历。
二、梁代金陵雅音是西晋洛下雅音的南方变体
（一）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东者十六七人。”[5]此前徙居建康的元帝，随之建立了东晋。其士大夫阶层，多为北方士族，因此东晋雅言，当然是南下的洛阳雅言占主导地位。但由于东晋是在以吴人纪瞻、顾荣、贺循等为代表的南方封建地主阶级支援下建立起来的，土著在政治、人数等方面所拥有的力量，也必然地决定了吴语对洛下雅言的影响。其后刘宋代晋、直到梁朝，均定都金陵，因之这一趋势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应是一直发展下去的。
我们从典籍上的一些零星资料，也可以看出洛下雅言嬗变的蛛丝马迹。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三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也。’”
王导为南下北人，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可见当时他已染吴音，甚至可以说他是在有意倡导吴音。
《宋书?列传第十二》沈约评论：
“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
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江东之豪，莫强沈周”。其士族观念浓厚，并且是音韵学大家，所作《类谱》，“大抵多吴音也。”他以江南音为正，即使是最高统治者语音不正也要批评。
《南史?胡谐之传》：
“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
这是发生在齐建元二年的事，胡谐之是豫章南昌人，语指的就是南昌方言，说明当时讲究音正，连号称“吴头楚尾”的江右（江西）话都不行。
（二）这样，从永嘉南迁到野王撰写《玉篇》，历时两佰伍拾多年，洛下旧音已“南染吴越”，非旧时之貌。人谓齐梁时金陵读书音为“雅音的南方变体”，这种说法虽然不错，但似欠准确，它容易让人误解，以为当时还另外有雅音，甚至雅音就在北方。我们觉得提为“西晋雅音的南方变体”要确切些，因为这样既有了空间概念，也有了时间概念。当然，这种提法是从语音发展的角度来说的，即从历时的角度上来说的。若从共时的角度，即从当时的语言现状来说，笔者认为，梁代金陵读书音，就是中国的雅音，此外不存在别的雅音，因为这个问题只能搞一元论。
三、梁代金陵雅音即中国雅音
颜之推《音辞篇》中说：
“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和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以与洛下也。”
南北朝为中国南北分治时代，北方以洛下为中心，南方以金陵为中心。客观地说，当时确实存在两个雅言标准，在北方则为“北杂夷虏”后的洛下（西晋）雅言的变体，或称北音或中州音。
但这两个雅音系统，尽管它们都是西晋雅言的亲生子，若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民族以及文献语言的状况来看，还是有主次之别的。
北朝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取代汉族而建立的。尽管近三百年来，少数民族在语言上逐渐为汉族所同化，“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7]西魏孝文帝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庭，若有违者，免所居官[8]。”并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9]。”尽管当时洛阳雅音已取得了北方正音的地位，而且北方少数民族在姓氏、官职、服装、婚姻、习俗等方面已相当程度的汉化，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南朝汉族政权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在文化、教育诸方面的中心地位，这当然也就决定了金陵雅音的主要地位。曾供奉北魏的梁人陈庆之的话正反映了这个事实：
“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10]
《旧唐书?音乐志》也有类似记载：
“自永嘉之后，咸、洛为墟，礼坏乐崩、典章殆尽。江左掇其遗散，尚有治世之音。”“开皇九年平陈，始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帝令延秦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
颜之推同样也持这种观点：
“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
“至邺已来，唯见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11]
“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畏拙甚于江南。[12]”
“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大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13]
《音辞》篇中批评北人语多不正之句，是随处可以见到的。颜氏官事北朝十多年后仍称南朝为本朝，更能说明他的立场：
“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值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14]
因此，我们说，梁时之南北朝，中国雅音的代表应是金陵读书音，也就是《玉篇》音，也就是“吴音”。如果从当时洛下音是金陵音的孪生姊妹、是北朝雅音这个特殊情况来说，可以把洛下音称作“次雅音”。但由于习俗所染，两姊妹已变得不大相像，一为吴音，一为中州音。因此，把梁代中国雅音仍看成是“洛阳京畿旧音之系统”[15]，是不准确的，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是缺乏发展变化的辩證法的。
梁朝的中国雅音是吴音，对于这样一个结论，读者可能一时难以接受，因此有必要重申一下我们对吴语的认识。
四、梁陈时的吴语就是西晋时的洛下语与吴语的融合体
吴语，又称江左话，江东话，有的叫南音。
我们的观点是，吴语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吴语，面貌是不同的。对于吴语，专家学者已论述不少，我们不作全面介绍，只强调一下自己的观点。
吴越之地，远古为少数民族（东夷或百越）居住之地，他们操自己的语言。《说苑?善说》用汉语语音记录了一首“越人拥揖歌”，另附楚语译文。韦庆稳先生认为，它属于古侗语，[16]郑张尚芳先生解释了“越人歌”，也认为古吴越语为侗台语之一支。[17]
有史可考的华夏民族进入吴越，当为《史记》所载的周太王之子吴太伯、仲雍兄弟人吴。句吴国就是其在少数民族拥戴下建立起来的。越国则为夏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后所建。近人虽对此说有异议，但在吴越是楚夏民族与百粤（越者亦粤、亦蛮也）民族共同建立的这一点上，意见则是一致的。“《世本》云：‘越为芈姓，与楚同祖。’故《国语》曰：芈姓夔越’”[18]。
作为汉语吴越方言的概念，当然是指楚夏语进入吴越后受少数民族语言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方言支。其情况如何，还不能够具体瞭解。但从史籍记载看，吴语则是比较接近楚语的。
《吴越春秋》记载了吴昭关渔父唱的歌，近似楚辞。《吕氏春秋?贵直?知化》引伍员语：
“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
伍子胥为楚人，可见楚语与吴越语差别不大，不像齐语与吴越语之间连通话都困难。
后夫差诛子胥，吴为勾践所灭，其后越又为楚所灭。直至“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准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19]可见汉代周洛雅言及楚语对吴语的影响一直是较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吴越方言是指通行于以楚夏民族为主的吴越士族以及少数华夏庶民中的交际语。广大的吴越庶民为少数民族，操的仍是自己民族的语言。
《左传?鲁哀公十二年》：卫侯入吴，“吴人藩卫侯之舍”，后大宰嚭“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北魏元慎言：江左之民“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20]都反映了这种情况，直到汉朝，作为少数民族国家的吴越仍然存在，后来“天子曰东越陕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21]才极大地加速了吴越百姓的汉化进程。
迄至汉末孙权立吴，开金陵为国都之先河。《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以诸葛恪被孙峻所杀应验童谣“‘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经典释文》也引用有诸葛恪的音切。说明反语已在吴流行。陈澧谓反切“不但行于魏，且行于吴矣。”[22]是符合史实的。
《颜氏家训?书證》篇记录了吴人张敞语音不正的事：
“或问曰《东宫旧事》何以呼鸱尾为祠尾？”答曰“张敞者，吴人，不甚稽古，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
并举了之脂、覃侵、山仙、江唐、灰微、祃昔、未霁不分的例子。据《宋书?张茂度传》，敞为吴国内史，晋侍中，尚书，吴郡吴人。于此可见吴、晋时代吴语之一斑。
总之，至东晋前，吴语与中原雅音的接触是频繁的，二者的差别不会太大，这就为东晋以后它们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降至东晋，吴语与雅言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郭璞注《尔雅》、《方言》，引用江东语的次数最多，《尔雅》一百余条，《方言》六十多条：
怙恃也。  郭注：今江东呼母为。
号，呼也。  郭注：今江东皆言呼。
——《尔雅》
、芡，鸡头也，北燕谓之。郭注：今江东亦呼耳。
、，析也，析竹谓之。郭注：今江东呼蔑竹里为。
                                       ——《方言》
可见江东语与雅言已有很大的一致性。事实上郭璞是把江东划成了一个最重要的方言区，代替了东汉河洛雅言的中心地位。
《晋书?乐志》：“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民歌的稳定性应大于语言，由此也可以看到吴语对南迁北人的影响。
永嘉后南北士族的大融合，应是以语言的融合为先导的。在东晋末桓玄时代已有“共重吴声”的风气，在梁陈时期，人们所谓的“吴语”——新的吴语、西晋时的洛下雅言与吴语的融合体是早已形成，再认为这个时期的标准语音仍为洛阳旧音，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晋书?谢安传》：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爰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而敩。”
这说明了，即使是在东晋，“洛生咏”就已经成了稀奇古董，只有少数人能为之，名流都难以仿效，何况是作为普通的交际雅言呢？至梁之时，能为“洛生咏”者，恐已无几，士人又焉能以洛下旧音为正音标准呢？
当然，在江东一些偏僻地区，西晋时的吴语，也可能还有未受到洛下旧音的影响或影响比较小的，典籍上所说的“吴音”，也许有的就是指这种语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观点的提出。
梁陈时期的金陵雅音就是吴语，《玉篇》音是最有力的證据。《颜氏家训?书證》篇举了梁孝元帝询问张简宪“”字读音的事，并云此字“顾野王《玉篇》误为黑旁沓，顾虽博物，犹出简宪、孝元之下。”颜氏以一字书写之是非定三人之高下是否恰当，在此不论。但这话至少告诉我们，颜氏对《玉篇》是很熟悉的。《玉篇》音为吴音，颜氏并未批评，反而肯定顾氏广博，说明颜氏亦以吴音为雅。“独金陵与洛下”，金陵音指的就是吴音，就是《玉篇》音，而非洛下旧音，对此应该是勿庸置疑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玉篇〉音论之二》中继续讨论，本文仅当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读者。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十八日
   于穴书屋

注释：
[1]贵州教育1995版（敝处可邮购）
[2]《问学集?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中华书局1966
[3]《南史?顾野王传》中华书局1975
[4]《陈书?顾野王传》中华书局1972
[5]《晋书?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
[6]（明）宋濂《洪武正韵?序》（《小学考》浙江书局1888）
[7]《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
[8]《魏书?高祖孝文帝记》中华书局1974
[9]《魏书?咸阳王禧传》同[8]
[10]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
[1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音辞》中华书局1993
[12]《颜氏家训集解?杂艺》同[11]
[13]《隋书?音乐志》同[7]
[14]《颜氏家训集解?终制》同[11]
[15]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16]《民族语文集?越人歌与壮语关系试探》中国社会科学1981版
[17]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东方语言学报?越人歌的解读》20卷2号（1991）
[18]《汉书?地理志》臣瓒注  中华书局1962
[19]《汉书?地理志》同[17]
[20]《洛阳伽蓝记校释》同[11]
[21]《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82
[22]《切韵考》中国书店1984
参考文献系列论文结束后一次刊载，敬请原谅。

（本文为中国语言学会1997年年会8月?庐山交流论文。
原刊于《四川三峡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

金筑子

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太学博士顾野王撰。顾野王(519～581)字希冯,顾烜之子，吴郡吴人。入陈为国学博士，黄门侍郎。《玉篇》卷首有野王自序和进《玉篇》启，这部书是奉命而作，呈给梁武帝之子萧绎的。书分30卷，可是《隋书经籍志》著录作31卷，《日本见在书目》同，可能是序文跟表启曾为一卷。野王作《玉篇》, 在《说文解字》和《字林》之后，所分部首有增有减,与《说文》比较,少哭、延、畫、敖、眉、白、、饮、后、介、弦 11部，增父、云、喿、冘、處、兆、磬、索、書、床、单、弋、丈13部，共 542部，比《说文》多两部。部首排列的次序也有很大变动，主要是按照义类相近与否来安排的。

唐代封演《闻见记》称《玉篇》“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今日我们看到的《玉篇》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陈彭年等重修。唐代上元间孙强的增字本，收字有 22561字，比封演所记的数目多5600多字，而注解大有删削，已经不是原本之旧。顾野王原本在宋代就已亡佚，只有日本还保存一部分传写本。日本现在所存有卷八、卷九、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二、卷二十四、卷二十七几卷，其中除卷二十二、卷二十七不缺字以外，其他都是残卷。这些字都是唐代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僧人传抄带回日本的。共存62部的2052字，相当原书的1/8 强。这都是希有的秘籍。(见彩图)
从顾野王的原本来看，每字下不仅注明字义，而且举出见于古籍的例证和前人的注解，先经传，后子史文集，最后是字书、训诂书，极其详备，字有异体也分别注明，跟今本很不一样。

顾野王在自序中说：“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猥承明命,预缵过庭，总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以备。”这说明他作《玉篇》的宗旨是要综合众书,辨别形体意义的异同,网罗训释,以成一家之言。《字林》收字 12000多字，《玉篇》比《字林》多4000多字，这是在《字林》之后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可惜后来经过孙强增删，又经陈彭年等重修，原书体列已大改变。

今本《玉篇》有宋本，又有元本。宋本有清代张士俊泽存堂刻本和曹寅扬州诗局刻本。 元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宋本卷首在野王序和进书启之后有“神珙反纽图”及“分毫字样”，而元本多《玉篇广韵指南》一卷。宋本注文繁富，而元本则大都减略，排比整齐，因而部中字的排列次第与宋本不相同，现在通常应用的是张士俊泽存堂刻本。

二〇一九五四

切韵代表的地方语音一直未能定论，有说洛阳音的，有说长安音的，有说金陵与洛阳音的。然而无论如何，与粤语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二〇一九五四

金筑子 发表于 2016-10-23 09:03
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太学博士顾野王撰。顾野王(519～581)字希冯,顾烜之子， ...

总之不是你的重庆话，也不是你的昆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