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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曲谱新编》第一篇 常识 8 音韵史
8﹒音韵史 一 我国的音韵史 诗词曲是具有格律的韵文，其音韵美、语言美、画面美、立意美，不仅仅教化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至今犹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还深深的影响着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其他民族。 纵观历史，中国的文字，其语意相对比较稳定，而语音则随时间推移在缓慢变化。语音之所以有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因素例如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交易流动、战争带来的人口迁徙、改朝换代带来的政治重心转移等等而演变的。 这些历史上经济、政治与社会诸因素，影响着汉语语音的变迁。随着语音的变迁，各朝各代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音韵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历代会有不同的韵书不断出现的原因。 纵观历史，音韵及韵书的发展走过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每个朝代都留下了各自的足迹。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相传为孔子删编的《诗经》，产生于春秋中叶。二干多年前的“诗三百”，就已经知道运用音韵的和谐，以求文美。根据王力以及他的同事与弟子的考证，《诗经》韵分二十九部：阴声9部，入声11部，阳声9部。 如果说先秦的《诗经》音韵是代表北方的音韵的话，那么《楚辞》的音韵则是代表南方的音韵。《楚辞》的音韵三十部：阴声9部，入声11部，阳声10部。 我国最早的韵书，有三国时期李登编著的《声类》晋代吕静编著的《韵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保留下来。 隋代陆法言执笔编写的《切韵》。于公元601年成书，共五卷，193韵，声调是平声、上声、去声、入声4种。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唐人孙愐修订了《切韵》，成为《唐韵》，略有增加，分195韵，声调相同。 宋陈彭年等增修《广韵》，206部；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丁度等人修书，定名为《集韵》。206韵，与《广韵》韵母韵字大体相同，声调平、上、去、入。 音韵研究与发展，真正起到历史性转折作用的，是金代王文郁还编刊的一部《新刊韵略》，成书于1227年，分韵为106部。南宋平水人刘渊编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成书于理宗淳佑十二年（1252年），是一部官韵书。该书把韵目归并为107韵。后又有韵书，把“拯”“等”韵并入“迥”韵，成106韵。后世学者习惯把这两部韵书统称为“平水韵”。 金代韩道昭编了一部韵书《五音集韵》，成书于金卫少王时( 1212)年，分为160韵。金代另一学者张天锡编刊的《草书韵会》，成书于1229年，也定韵为106韵。 元代的黄公绍在元世祖二十九年（1292年）编刊一部《古今韵会》。黄的朋友熊忠，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编成《古今韵会举要》。该书仍以刘渊的韵目分法，分107韵。 音韵又一革命性变化的，是元周德清在元泰定元年( 1324年)编著的《中原音韵》。共分19韵部，收字5876字，实用性极强。很快便被元北曲奉为皋本。 明朝《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由乐韵风、宋濂等人奉诏编成。共16卷、76韵部。在明代是一部重要的权威官韵，屡次翻刻，影响极远。 明末清初出现了沈谦的《词韵略》。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蒋景祁编撰的时人词选《瑶华集》作为附录于世，始广为流传。该书韵设19韵部。 清朝惊天动地的官韵书是《佩文诗韵》，《佩文诗韵》是《佩文韵府》这部大辞典式的清代诗文工具韦的单字本或节略本。《佩文诗韵》属平水韵系，与历代平水韵大体例相同。全书正集444卷，拾遣112卷，收字10235字，分韵为106韵，影响极广。 古代韵书以清代《佩文韵府》最为繁博。因查检不易，令实学者有望洋兴叹之感。上元华锟有感于此，编《增广诗韵全璧》，成为诗词典故和旧体诗常用语辞。 晚清戈载的《词林正韵》。于道光元年（1821年）撰成《词林正韵》，归并为19韵部，刊印之后，极为词曲界重视，奉为金科，捧为圭皋，视为词界“正韵”。 明清之际的戏曲十三辙。在《中原音韵》基础上，逐步放宽韵部。稳定在13韵部。至今，在北方曲艺中也多被采用。 民国期间，官韵《中华新韵》，是由民国教育部1941年颁刊的。黎锦熙等人主编。以北京语系为基础，分18韵，其体例与编排大体宗于《中原音韵》。 新中国成立后，1965年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一本《诗韵新编》，分1 8个韵部，韵部的编排与《中华新韵》（十八韵）相似。 近几十年来，国学文化作为民族精华，又逐步复兴起来，诗词曲的感召力日益增强，但传统格律与现代汉语规范的矛盾也日益突出，韵律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新的定位点，有新的统一。2004年，《中华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杂志作出了历史性的尝试，公布了《中华新韵（十四韵）》。这是一部根据现代汉语普通话规范，根据当代语言的变化特点，以《新华字典》为语音依据制定的一部韵书，其体例仿照《十三辙》，篇幅不长，可以说是《十三辙》的现代版。在国内长期无统一专韵的现状下，其在韵书发展史上的功绩和现实意义，应当肯定的。
二 周德清与《中原音韵》 1 何为曲谱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早在十世纪中叶，契丹族的辽国就在现在的北京地区建都。辽灭金兴，金亡元起，北京在三个多世纪里，成为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地区流行的语言，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逐渐与两河、山东等地区的语言相融合，形成新的语言体系，与沈约的“四声”、陆法言的“韵部”相去渐远，这就为元曲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语言材料。 由于元代北曲的势力过于强大，当人们谈及元曲，主要指北曲。如前几章所述，《诗经》的音乐谱失传，而《楚辞》兴；《楚辞》的音乐谱失传，而《乐府》兴；《乐府》的音乐谱失传，而《曲子词》兴；《曲子词》的乐谱失传，南北曲兴，因此需要新的南北曲曲谱来接班，于是《中原音韵》便因运而生。 何为曲谱呢？ 近人王季烈在《螾庐曲谈》卷三《论谱曲》中说：“厘正句读，分别正衬，附点板式，示作曲家以准绳者，谓之曲谱。分别四声阴阳，腔格高低，旁注工尺，使度曲家奉为圭桌者，谓之宫谱。”又说：“宫谱……。习俗相沿，亦称之为曲谱。” 周维培先生据此在《曲谱研究》（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6页）进一步说明到： 曲谱按其性贾和使用封象，可分作文字谱与音乐谱两种。文字谱传统上称作“曲谱”或“格律谱”；音乐谱， 一般又称作“宫谱”或“工尺谱”。 可知兼顾北曲文学与音乐两大层面的曲谱，实际上分有两种，一者称为“曲谱”或“格律谱”或“文字谱”，一者称为“宫谱”或“工尺谱”或“音乐谱”。前者乃研究北曲曲词文字之句读正衬等文学部分：后者乃研究北曲曲调旋律之高低快慢等音乐部分。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便是我国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曲谱”或“格律谱”或“文字谱”。
2 《中原音韵》的主要内容 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北曲韵书，他将北曲曲韵分为十九部，第一次揭示了“入派三声、平分两韵”等北曲特殊韵律，对于後世北曲填词押韵产生了及其深元的影响。对于北曲格律，周德清还具体地讨论了用韵、审音之法，还专门列举了四十首曲牌的格式，排比曲文，予以详注。 然而，《中原音韵》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北曲曲谱的阐述。《中原音韵》中的北曲谱内容，主要包含三项：一是三百三十五章北曲宫调以及宫调归属的曲牌的划定；二是关于“名同音律不同”和“句字不拘可以增损”一类曲牌的归纳、十七宫调声情特徵的“引用”。三是作词法“末句”栏内所列六十八首曲牌之末句谱式，以及“定格”栏内所列举三十六首例曲的格律分析。 因此，《中原音韵》虽然尚属调名谱·整体架构尚未完全建立，但仍具有北曲格律简谱之雏型。 顺便说几句。另一部现存的北曲谱，乃元末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朱权是极具才华的元末明初重要的杂剧作家及曲论家，除了《正音谱》之外，现存的还有《琼林雅韵》，《琼林雅韵》是根据《中原音韵》的曲韵增稿修订的北曲韵书。而《太和正音谱》本身是一部内容庞杂的曲书，包括北曲曲目文献和北曲格律谱两大部分。在曲目文献部分，朱权分别对曲体艺术的体式、元曲作家的风格，杂剧题材流派等同题提出看法；而北曲格律谱部分，朱权采用“按名分谱”的方式，即按照《中原音韵》所辑“乐府三三五章”调名谱，每谱增补例曲，注明出处，再标注平上去仄，圈别正衬，已具整体架构及规模，堪称确立後世曲式例曲的具体标志方法。因此， 《正音谱》可以说是古代元曲史上出现的第一部完整的北曲格律谱。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和宋词的《大晟乐谱》失传一样，元曲的“音乐谱”、或称“宫谱”、或称“工尺谱”也失传，我们只能按“文字谱”、或称“曲谱”、或称“格律谱”去探索，按“五音”以及新的“四声”等方法“照葫芦画瓢”来作元曲，不敢“越雷池半步”。
3 周德清简介 周德清（1277－1365）元代文学家与音韵学家。字日湛，号挺斋，高安（今属江西高安市杨圩镇睱塘周家）人。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后代，而周邦彦(1056—1121)，我国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周邦彦格律谨严，著有《清真词》，后又名《片玉词》。 作为周邦彦的后代，他出色的传承与发展了周氏家族优秀传统，也工乐府，善音律。他终身不仕，《录鬼簿续篇》对他的散曲创作评价很高，然其编著的《中原音韵》在中国音韵学与戏曲史上却有非凡影响。《中原音韵》是为北曲用韵而作，纠正作曲家用韵不一，其正音依据是的元代中原的语音。成书后，戏曲作曲、唱曲都有了规范，促进了戏曲用韵的统一。《中原音韵》以当时北方实际语音为标准，所定之韵接近今北京音，因而此书是研究近代以北方音为主的普通话语音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德清三词，不惟江南，实天下之独步也（见《录鬼簿续篇》）。《全元散曲》录存其小令31首，套数3套。至正己（1365）卒，年八十九。
三 《中原音韵》的伟大意义 元曲在语言上运用的是方言，元北曲运用的当时中原的方言。从一一二七年到一二七九年，在汉族的宋政权建立的同时，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也先后在北方建立政权。特别是金人的南侵和宋室的南渡，使中国以长淮为界，分裂成为南北两部分。 这一些少数民族，原来都居住在比较边远的草原、山区或森林里。苍茫辽阔的大地，寒冷干燥的气候，长期游牧狩猎的生活，养成了他们傈悍粗犷的性格，给他们的音乐、诗歌带来了“壮伟狠戾”的格调。这些乐曲随着胜利者的马足传入黄河流域之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金国，建都北京，中原的语言成为“正音”，或者说是元代的“官腔”。 元翰林直学士，江西崇仁人虞集说：“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大抵雅乐之不作，声音之学不传也，久矣；五方言语，又复不类，吴、楚伤於轻浮，燕、冀失於重浊，秦、陇去声为人，梁、益平声似去；河北、河东，取韵尤远；吴人呼‘饶’为‘尧’，读‘武’为‘姥’，说‘如’近‘鱼’切‘珍’为‘丁心’之类，正音岂不误哉。（见台湾元刊本《中原音韵》第三页虞集序） 这段话说明这样一个实际情况：由于中国地域辽阔而出现“五方言语，又复不类”，中国方言种类之多、结构之复杂，可谓世界之最。尤其江西，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或隔一条河，或翻一座山，语言发音即有明显不同，实属中国最为复杂的多方言地区之一。 进入元代，多方言语言形态，反映在北曲创作上，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必须用“正音”，也就是用中原的一种语音规范之。于是，便出现了要求统一语音的呼声。江西呼声更高，因为它既是最为复杂的多方言地区，亦是最喜创作元曲的地区之一。 江西吉安人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云：“吾吉素称文郡，非无赏音；自有乐府以来，歌咏着如山立焉，未有如德清之所述也。”可见江西创作元曲之盛。但由于方言的干扰，又给创作带来不少麻烦，正如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云：“青原（江西吉安）萧存存，博学，工於文词，每病今之乐府有遵音调作者，有增衬字作者；……‘绣’唱为‘羞’，与‘怨’字同押者；有板行逢双不对，衬字尤多，文律俱谬，而指时贤作者；有韵脚用平上去，不一一，．也唱得’者；有句中用人声，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无所守。”就是说，周德清身处江西，深知这多种方言地区给元曲创作带来的种种不便。因此，他认为解决的惟一办法是：“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这是《中原音韵》所以问世的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社会原因，它客观上迎合了这一历史的要求。换句话说，《中原音韵》不是去重述传统韵书的现成材料，而是总结了现实生活中语言的发展变化和艺术实践经验的规律。这完全是来自社会实践的产物。 《中原音韵》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秋撰成，修定于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在江西吉安付梓刊行。它是我国最早一部全面论述元曲体裁．技巧和韵律的著作，是元曲之圭臬，为明、清两代曲韵学奠基之作，在戏曲史、音韵史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徐复祚云：“曲韵则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元人无不宗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所定之谱，则至今为北曲之准绳。”而清刘熙载的评价更为精要，他从“真知”、“通音”的高度，寻求对事物本质的把握： 事莫贵于真知。周挺斋不阶古昔，撰《中原音韵》，永为曲韵之祖。明嘉隆间，江西魏良辅创水磨调，始行于娄东，后遂号为“昆腔”。真知故也。余谓曲可不度，而声音之道，不可不知。郑渔仲《七音略序》云：“释氏以参禅为大悟，以通音为小悟”。夫小悟亦岂易言哉。 作为“永为曲韵之祖”的周德清，被《曲慨》列为真知通音者第一人，可见其在中国剧坛影响之巨。更为重要的是，与周德清并列的，还有一位真知通音者，这就是魏良辅。在《曲概》中，秉笔直书“江西魏良辅”，就是说，作为北曲杂剧“曲韵之祖”的周德清与南曲昆腔“曲圣”的魏良辅，其籍里均出自江西这一点，其意义就非同凡响。我们暂且排除民间戏曲不论，仅就元、明两代赣地文人戏曲的发达，也是极为可观的。周德清与魏良辅，是特定戏曲历史变革时期“天降大任于斯”的产儿，他们分别代表着北、南戏曲音韵发展的主潮，为后世戏曲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中原音韵》的问世，是元曲声韵成熟并走向理论化的标志，也是人们研究元曲的重要文献。自产生之日起，其追随者便不绝于途，元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明朱权之《琼林雅韵》等，皆以此为蓝本。进入现当代，人们对它的关注与兴趣日盛，其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如任中敏的《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疏证》、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上下卷、杨附思的《中原音韵音系》、李新魁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宁继福的《中原音韵表稿》等。他们的研究早已突破了戏曲曲韵学的范畴，而扩大到整个中国语音音系这个与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语言实践息息相关的更为宽泛、更为深刻的层面。正如音韵学家赵荫棠先生《论中原音韵之掘兴》指出：“周氏之书本为戏曲而设。我们现在尊它为国音之鼻祖，乃是它的副产；副产的效用比正产还大，这是原作者始料不到的”（以上论述见龚国光《南昌人文巡礼·中原音韵的价值与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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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4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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