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故事：柳州绝唱

扬之水

唐诗故事：柳州绝唱

作者/陈友冰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已挨过十年永州（今湖南省零县一带）之贬的柳宗元，再次带着愤懑和失望，拖着衰病之躯，到比荒僻的永州更为僻远也更蛮荒的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去赴任。十年前的改革岁月，还像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病故。太子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在东宫长达20年，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一旦即位，就任用他最信任的两位东宫老师王伾，王叔文，开始被后来史学家称为“永贞改革”的政治革新。王叔文、王伾也不负重任，团结一批立志革新的新锐，形成一个革新集团，迅速推行改革。其中最主要的骨干就有刘禹锡和柳宗元，史称“二王刘柳集团”。刘禹锡在上篇《玄都二唱》中已作介绍。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县）人，出生于京都长安，世称“柳河东”。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夙有大志。贞元九年（793）进士及第，与刘禹锡同榜。十四年（798）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初次入仕就很顺利，求进之心更加勃发。三年多后调任京畿附近的蓝田县任县尉，类似今日的到基层挂职锻炼，以备重用。贞元十九年（803）调回中央任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被王叔文看中，擢为吏部员外郎，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骨干，从此走上一条政治不归路，时年三十三岁。凡是革新必遭保守势力的拼死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为了对付改革派，朝中权要、外地藩镇与手握中央禁军的宦官结成神圣同盟，开始反扑：八月四日，大宦官俱文珍逼顺宗下制，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 五日，太上皇徙居兴庆宫，改元元和（806）。这场政治革新七个月后即告失败。接着，便是对改革派的残酷镇压：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王伾不久死于贬所，王叔文第二年亦被赐死。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其它的改革派骨干人物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就这样还嫌不解恨，等这些人已启程赴任，途中又加重处罚：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正因为求仕进之心不死，施展抱负和才华知心甚切。所以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二月，他被召回京城时，他误判是执政者回心转意了，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兴奋和期待溢于言表。在途经汨罗时他写了首《汨罗遇风》，表示自己不会去学屈原，因为自己遇到的是位明君，此番征召、前途有望：“南来不作楚囚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而同时被征召回京的刘禹锡却更为执着和倔强一些。前面曾提到他在京城写的那首《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以此来抨击时政和谴责群小，也含蕴了革新失败、同道被逐被害的愤慨和不平。事实证明尽管柳宗元把唐宪宗视为明君，这位明君却不把革新党人视为贤臣。靠镇压永贞革新人士上台的宪宗和他身边的宦官、权臣，对二王刘柳的夙恨并未消解，而且正在酝酿一场新的迫害。刘禹锡的《玄都观看花君子》只不过给政敌提供了一个新的借口。

    元和十年三月，四十二岁已满头白发的柳宗元带着衰惫的身体、沮丧的情怀踏上赴柳州任的征途。唯一的慰藉就是和好友、同道刘禹锡可以相伴上路。因为都是向南，有很长一段路相同。到了衡阳，两人一是向南，一是向西南，终于分别了，国愁家恨、悲己伤友，人生百味一起涌上心头，柳宗元连续写了三首诗赠与刘禹锡：《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重别梦得》和《三赠刘员外》，这就是有名的“衡阳三赠”。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中，除了像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用《沧浪歌》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作操守上的表白和互勉外，更多的是意外沮丧：“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人生的虚幻感：“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同上）。甚至还劝诫刘禹锡今后少写《游玄都观戏赠看花诸君子》这类招惹物议、带来麻烦的诗：“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重别梦得》和《三赠刘员外》中，不仅有种老之将至美人迟暮之感，而且有种看破世事的人生虚幻感：“二十年来万事同， 今朝岐路忽西东”（《重别梦得》）；“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甚至打算如蒙恩准，与刘禹锡相约，归隐田园了：“皇恩若许归田去， 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昔日的战斗锋芒已消失殆尽，也找不到刘禹锡身上的豪放和乐观精神。况且，其中还有种隐约的不祥预感：“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这大概就是柳宗元赴柳州任前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

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

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

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

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

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

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

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瀄汩盈颠毛。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茘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情景交融，多用比兴。首联“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就是描景抒情、情由景生、情景交融的佳句。城上高楼与大荒相接，乃楼上人眼中所见。“大荒”是感物起兴，使我们想起《寄韦衍》中“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空阔苍茫的景象。“海天愁思正茫茫”即情由景生，由海天相连的苍茫空阔眼前之景引发自己茫茫的“愁思”，充溢在这个空阔苍茫海天之间。这个“愁思”是什么，诗人并未直接道破，而是运用比兴之法：“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这似乎是赋笔，描叙眼见所见之景：水面上的荷花被狂风摧折，密集的骤雨敲打着长满薜荔的城墙。柳州属于亚热带气候，又时值旧历六月，诗人所描述的催折万物狂风骤雨完全可能使实际景象。但诗人意不在此，更在于借眼前所见的岭外景象来比喻当时的政治气候，来表达自己此时的内心感受。芙蓉，是荷花；薜荔，是一种芳草。自屈原起，它们就成为君子的代称，高洁的象征。《离骚》中就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描述，如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诗人从眼前的“薜荔”、“芙蓉”等美好事物受到侵害的景象，来控诉朝廷群小使永贞革新夭折，而且对革新党人接连不断的迫害，抒发了作者在人生旅途上遭挫折所产生的痛楚和不平。这就是他要把这首登楼诗寄给同时遭到迫害的昔日战友的原因所在。

    于是心驰远方，目光也随之移向漳、汀、封、连四州。“岭树”、“江流”两句，同写遥望，却一仰一俯，视野各异。仰观则重岭密林、遮断千里之目；俯察则江流曲折，有似九回之肠。景中寓情，愁思无限。从字面上看，以“江流曲似九回肠”对“岭树重遮千里目”，铢两悉称，属于“工对”的范围。而从意义上看，前六句是写登楼，登楼所见和登楼所感。其中赋中有比，情由景生。最后两句则是直抒其情，表达对同是遭受政治迫害的友人的惦念和无由相会的怅惘。在结构上，“共来百越文身地”与首句“城上高楼接大荒”呼应；“犹自音书滞一乡”与首联“海天愁思正茫茫”呼应，做到首尾、前后相呼应，又统摄诗题中的“柳州”与“漳、汀、封、连四州”，诗题中的“寄”字，也于此曲曲传出，可见诗人用笔之妙。正如清人方东树所称赞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六句登楼，二句寄人。一气挥斥。细大情景分明。”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

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

几岁花开闻喷雪，何人摘宝见垂珠。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荫当复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柳宗元在柳州，还致力于复兴文化，编写地方志，并“大修孔子庙”，以达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仪”之教化目的。柳宗元来柳州时，当地人吃水要到柳江取水，天旱江水浅远，往返艰难；雨天更是泥泞难行。当地人也挖过井，可能由于土质不好，屡次崩塌，结果造成一种迷信，柳州不能破土挖井。柳宗元为解决柳州居民饮水困难，亲自勘查地形，选定“城北隍上”作为井址，为了不增加民众负担，动用公帑雇工凿井，“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为了开发民智，他又写了《井铭·并序》和《祭井文》以纪其事。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挖井，不仅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也带有破除迷信之意味。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的后期，名相裴度（七六五——八三九）已经执政。当年朝廷贬谪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偏远州刺史时，就是靠身为御使中丞的裴度抗颜上疏，才迫使宪宗皇帝收回成命，才将刘禹锡由播州刺使改为条件较好一些的连州刺史。这说明了裴度对长期远贬的永贞诸人是抱有同情的。此时又加上北归的吴武陵向他推荐柳宗元，所以到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接诏，准备离开柳州，并已向上司管桂观察使裴行立辞行。关于这一点，柳宗元集中虽无记录，但他的好友又是同道刘禹锡在祭文中说得很明确：“自君失意，沈伏远郡。近遇国士，方伸眉头。亦见遗草，恭辞旧府。”（《祭柳宗元文》）但他还未及成行，就赉志以殁，年仅四十七岁。他在死前一年，与部将魏忠、谢宁等饮酒时，就曾有预感：“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结果不幸言中。柳宗元为官清廉，柳州又是荒凉之州，所以他死后家境很是凄凉，留下二子二女。长子周六仅六岁，次子周七是遗腹子。长女年龄大些，但也未成人。还是柳宗元的上司和好友管桂观察使裴行立为孤儿寡妇筹措了费用，由柳宗元的表弟卢遵经办丧事，并把灵柩运回长安万年县，归葬于先墓。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但柳州百姓并未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又无端遭贬的天才诗人，更未忘记他在困顿之中仍为柳州人民兴利除弊、遗惠一方的德政。柳宗元逝世后，柳州人民在城东南的罗池畔修建了一座柳侯祠，并且在祠后建了衣冠冢，以享四时香烟。柳侯祠建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因为在罗池之畔，又叫罗池庙。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赐额“灵文庙”；但历代仍习惯称之为柳侯祠或罗池庙。柳侯祠在元代至大，明代永乐、嘉靖，清代康熙、乾隆几朝，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但皆毁于兵隳。现在的这座祠堂是清代的建筑，壁上存有乾隆时柳侯祠和书院等建筑的石刻图。光绪三十年（1906），此祠址开辟为柳侯公园。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又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改进。门额所刻“柳侯祠”三字，为郭沫若题写。两旁的对联是清人杨翰（宛平人，道光进士，工书画）书写联云：“山水归来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系集韩愈《享神诗》词语而成。祠内天井院左右各有一井围，井旁有三方刻石。其中之一是柳宗元撰的《井铭》，另外两方是府志中关于柳宗元凿井等政绩的记载。

    柳侯祠正厅之后约十米，即“柳侯墓”。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柳宗元殁于柳州。一年后，由其表弟卢遵将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棲凤原（今西安市临潼境内）安葬。柳州百姓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就在其棺木厝放处建一座衣冠冢。原为毛石砌墓，后于清代重建,碑题为“唐刺使文惠侯柳宗元之墓”。联曰：“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中期这墓被“红卫兵”毁平。“文革”末期“评法批儒”时才修复，郭沫若题额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衣冠冢的西北角有柑香亭。原来柳州人为纪念柳宗元手种黄柑二百株，遗惠柳州，曾在城西北角建柑子堂，堂内有刻石，刻有柳宗元的《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一诗。据宋人陶弼诗中记载，宋时此堂和刻石仍在。其后原址塌废，文物荡然。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始在东面的罗池上另建香亭，后又移至罗池畔，并立碑记其事。后又几经反复兴废，现在的柑香亭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按照乾隆年间的样式而重建的。

    附：《旧唐书·柳宗元传》　宋·刘昫

    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时郎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制书下，宗元谓所亲曰：“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奏章，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裴度亦奏其事，禹锡终易连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以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千里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时年四十七。观察使裴行立为营护其丧及妻子还于京师，时人义之。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苑论榜第进士。又试博学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县尉，累迁监察御史里行。与王叔文、韦执谊善，二人引之谋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用，值叔文败，贬邵州刺史，半道，有诏贬永州司马。遍贻朝士书言情，众忌其才，无为用心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同谪，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锡母老，具奏以柳州让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有为请者，遂改连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天才绝伦，文章卓伟，一时辈行，咸推仰之。工诗，语意深切，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司空图论之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应物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厉靖深不及也”今诗赋杂文等三十卷，传于世。

扬之水

汨罗遇风
南来不作楚囚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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