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讽刺诗艺术美

扬之水

罗隐讽刺诗艺术美

    【摘要】：白居易的讽喻诗，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通俗易懂，讽喻之意明显而直率。而罗隐以及与之同时的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诗人，却力求摆脱李商隐、杜牧象征主义诗歌中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因此，很明显，在晚唐的诸诗人中，罗隐的讽刺诗是值得重视的。罗隐的讽刺诗与他的自身经历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是罗隐讽刺诗的基本特征。罗隐的讽刺诗，很多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这里主要指的语言形式。

    罗隐（823—903），浙江新登县人，他生于急剧没落的唐末社会，在国家多故的岁月中读书求仕，希图一展怀抱，为国出力，而十试不第，辗转南北，备尝艰辛。中年时期经历了黄巢农民大起义，目睹了朝廷的腐败和官军的无能，对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晚年投吴越王钱鏐，为钱塘令，拜秘书著作郎，辟为镇海军节度掌书记，节度判官，迁盐铁发运使，司勋郎中。朱全忠篡唐，以谏议大夫征召，不就，授吴越给事中。翌年，因病逝于杭州。

    中晚唐是讽刺诗的大发展时期，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高举起“唯歌生民病”的旗帜，把中国古典诗歌的社会功利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传统的“美刺比兴”说理论在中唐诗坛上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发展。白居易的讽喻诗，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通俗易懂，讽喻之意明显而直率。到了晚唐，讽刺诗作者开始打破了形式仅为乐府诗的局限，出现了大量的律绝讽利诗。表现方法上更讲求曲折含蓄。李商隐，杜牧在象征主义的诗作中加进了唯美主义的倾向，形成华丽纤巧，晦涩难懂的特色。而罗隐以及与之同时的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等诗人，却力求摆脱李商隐、杜牧象征主义诗歌中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他一方面继承白居易的风格特点，一方面却又在改造象征派的晦涩诡奇之中，吸取了对比、烘托和联想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诗歌的含蓄深刻、通俗警策的风格。因此，很明显，在晚唐的诸诗人中，罗隐的讽刺诗是值得重视的。

    罗隐的讽刺诗与他的自身经历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他的前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十举不第的奔波中度过的。他弱冠举进士，二十七岁己在贡籍，至五十四岁的二十多年中，先后十上应试，俱名落孙山。然而这二十多年中，诗人南北奔波，足迹遍十几个省，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洞察社会的幽微，目睹人民的苦难。在《湘南应用集序》中他自言：“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这十二年是他以后讽刺诗创作的重要基础。他一生写下的四百六十余首诗歌，其中大多数皆“以讽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兔者”（《唐才子传》卷九）是这十二年冷静地观察、认识，看人变化的结果。这十二年，他游山水，吊古迹，寄情怀；这十二年，他萍踪浪迹，受尽艰辛，“曲江池畔避车尘”、“知音衰尽路行难”正是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纪录。为了求得权贵的引荐，他不得不“侍侯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但这种生活并未使他如愿以偿，却使他更进一步看清了官场的黑暗，权贵的腐朽，获得并积累了大量现实社会的表象。这些表象在“看人变化”中不断地深化、变异或综合、分化，形成自觉的表象运动，一旦触发了某种创作契机，便以其形象性和概括性，成了作者创造讽刺形象，反映杜会现实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诗人在冷眼看世界的过程中，自身经历的坎坷和世道的污浊，理想的幻灭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乾坤颠倒，又培养了他的疾恶如仇的孤直耽介的个性。《苕溪渔隐丛话》说“罗隐诗，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指出了罗隐诗歌的重要美学持征—有着充实的情感内容。这种丰富的情感与作者的个性是分不开的。《唐才子传》说罗隐“性简傲”、“偏急性能，动必嘲讪”。《五代史补》也说他“恃才傲物”、“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他自己也在诗中说：“傲睨公卿二十年，东来西去只悠然。”这种敢于揭露，敢于批判，敢于用辛辣刻薄的语言嘲弄统治阶级的斗争精神，正是作者坚强个性的体现。他敢于在进诵钱鏐的诗中写上“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的句子，体现了他的铮铮傲骨。他甚至公然宣称，“有可以谗者则谗之”（《谗书序》按《庄子·渔父》曰：“好言人之恶谓之谗”）。又说：“从今而后，有诮予以哗自矜者，则时曰：不能学扬子云寂寞以诳人。”公开标示出他的诗文就是要揭露，要谴责，要面对压制打击毫不畏惧，斗争到底。这种与统治阶级决裂的态度，也是作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的必然结果，是使他的讽刺诗深刻有力，饱含激情的重要生活基础。看，有了知觉，获得表象；看，激发情感，形成爱僧。情感与表象活动的结合，就使他创作出了深刻感人的艺术形象。

    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是罗隐讽刺诗的基本特征。鲁迅先生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中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则是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罗隐的讽刺诗，很多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这里主要指的语言形式。如《感弄猴人赐朱绂》《题磻溪垂钓图》《金钱花》《帝幸蜀》《华清池》等，它运用的是引人发笑的语言，而在这种语言形式背后，却包含着深刻的悲剧内容。我们在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所感受到的首先是笑，然后才是深刻的讽刺内容。“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这里不说科举腐败和社会黑暗，却说“五湖烟月”的“相违”，不说弄猴人以博得君王一笑便得赐绯，令人气愤，却说要学习他，模仿他，都是十分可笑的。但是，这里把弄猴人的恩遇这种社会变态中的特珠事例，与诗人十载寒窗又历十二三年就试，求取功名，却始终不能一展怀抱的遭遇联系起来，就构成了深刻的社会悲剧，并获得了典型意义。封建的科举制度本来就弊端百出，而处于腐朽没落的唐末社会，这种弊端更是有增无减，对此，诗人有过大量的揭露。而在此诗中，作者的批判却是通过平淡的近乎自我嘲弄的语言表现的。诗人愤话谐说，苦话乐说，在幽默的语言中，也即在喜剧的形式中，传达出讽刺意义，表达出深刻的悲剧内容。我们从弄猴人得赐绯的历史事例中，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君王的昏庸，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颠倒，才更深刻地感受到这首诗的强烈的讽刺力量。

    《题磻溪垂钓图》是从另一角度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沉重剥削的。“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全唐诗》本事载。“钱（鏐）氏有国，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斤，谓之使它鱼。隐题此图，遂蠲其征。”可见诗人题此图是有所指而发的。但诗中并未直指西湖渔者之事，诗歌的语言形式展示的，只是借吕望磻溪垂钓的典故，设想他如果是在西湖垂钓，也免不了要交鱼税。这种语言当然也是充满恢谐味的喜剧语言。然而它所表现的社会内容仍然是悲剧性的。如果说，当年曾经直钩钓国的吕望都免不了遭受剥削，那么赋敛之酷烈可想而知了，更何况一西湖渔者。这类诗在罗隐讽刺诗中还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用喜剧的形式表达悲剧的现实内容，这在讽刺诗的发展阶段中，应当是一种新的创造。由唐诗上溯到诗经，传统的讽刺诗的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其中比和兴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所谓“托讽禽鸟”，所谓“有寄托”、“羚羊挂角”、“镜花水月”等等，都与比兴手法的运用分不开。白居易的“美刺比兴”则是对这种表现方法的概括和总结。虽然从根本上看，这两种方法对社会的批判都表现为不直接言说，但由于喜剧形式的采用，却使这种批判带上了嘲弄的幽默的意味。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表现为，语言转为和缓，而语义却更刻薄尖利，给人的美感享受则更加丰富。欣赏者在细细的体味中，会发出会心的笑，并在这笑声中引起情感的共鸣，传达出喜怒哀乐的爱憎之情，表明其对事物的褒眨态度。

    这种形式的采用，使罗隐的讽刺诗有着独特的风格特征：强烈的讽刺力量蕴含在通俗平淡的语言之中，批判的锋芒罩上了近似于幽默的外衣。诗的意蕴变得含蓄深刻。这是罗隐讽刺诗的第二个基本特征。让我们来分析他的儿首诗。前诗大概是讽刺淮南节度使高骈的。高骈在战乱中起造迎仙楼，听部将吕用之，大行迷信之术，罗隐曾作《广陵妖乱志》予以尽情揭露。此诗亦用的是喜剧形式，对高骈步隋炀帝后尘进行了辛辣的嘲笑。当年的风流天子杨广曾在扬州修迷楼，极其荒淫享乐之能事，而终至灭国亡身。诗中说“两风流”，说高骈“至竟不如隋场帝”，分明是说，高骈走的是隋炀帝的老路，破家身亡的时日也不远了。后诗是讽刺汉代最高统治者刘邦的。莫恨句语言似乎秀婉，而末句一问，却使人顿时醒悟，原来“不终始”之中有深机：淮阴侯韩信到死才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含蓄而又尖刻。

江南江北两风流，一作迷津一拜侯。

至竟不如隋场帝，破家犹得到扬州。

——《故都》

寒灯挑尽见遗尘，试沥椒浆合有神。

莫恨高皇不终始，灭秦谋项是何人？

——《书淮阴侯传》

    我国古典诗歌素来贵含蓄，但讽刺诗如果也一味追求含蓄而至于晦涩，就会失去其“美刺比兴”的作用。而过分显露，则往往又为大多数批评家所鄙视。白居易的讽喻诗，就一直被金圣叹讥为“并无半点波折顿挫，读之使人意尽。”（《圣叹选批唐诗》）那么，如何做到既不晦涩板滞而又合蓄有味，就成了讽剥诗作者应当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古代，有所谓“中和”、“温柔敦厚”之说。在西方，亚理士多德和贺拉斯有所谓“适度”、“适中”的说法。我们认为，罗隐的讽刺诗是颇合于“适度”的原则的，他的诗通俗而不浅露，含蓄而不晦涩。诗是写给人看的，必须使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产生情感的交流，讽刺之目的才能奏效。诗写得平直，这种交流是容易的，但给人的印象是不深刻的。写得晦涩，这种交流是困难的，印象是迷离的。要恰到好处，必须在既不直说的情况下，又为读者提供一定的想象的条件。从心理学角度看，欣赏者要从诗歌作品中获得形象认识，进入作品中所描绘的意境，必须依靠本身的想象。这种想象，主要是一种再造想象，即根据作品的语言所表述的种种条件来进行想象。在上引《书淮阴侯传》诗中，一个问句，问得含蓄，但他以一种动力诱导并推动读者去进行有关的表象联想和想象。这里运用的主要是关系联想：当年辅佐刘邦灭秦谋项，夺取天下的是谁？答案是肯定的：是韩信。那么，今后保住天下的最大隐患又是谁？不很可能就是你拥重兵、封齐王的韩信吗？谁能保证你今后不辅佐他人来“灭汉谋刘”呢？这样，你就不能恨我“不终始”了，我耽心的正是你的“不终始”呢。这样一联想，最高统治者猜忌屠戮功臣的狰狞面目便暴露无余了。欣赏者与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通过关系联想实现了。与之相比，《故都》一诗则用的是类比联想，诗中把隋炀帝在扬州建迷楼和高骈在金陵建迎仙楼作为类比，那么，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隋场帝造迷楼享乐带来身死国灭，高骈造迎仙楼也必将会步其后尘了。

    深刻而多样复杂的情感蕴于诗的形象之中，这是罗隐讽刺诗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情感是使艺术形象获得生命的重要因素。荀子曾经高呼。“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赋篇》）。刘勰也说：“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泳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文心雌龙·情采》）都明确地指出了讽刺诗与情感的渊源关系。讽产生于愤，唯其有愤才更具讽刺力量。在罗隐的讽刺诗中，他把对现实丑恶的憎恨之情，十举不第的愤慨之情，艰难备尝的悲愤之情，以及对人民群众的关怀之情，对庸俗世态的鄙薄之情，都融注于诗的形象之中，暴露现实，针贬时政，构成了他的讽刺诗的基本主题，闪现出锋利的政治讽刺的光芒。鲁迅先生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激愤之谈”，而这些构思新颖，感情强烈的讽刺诗正可看作是《谗书》的姐妹篇，在现实主义的斗争精神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是作者刚直的个性的产物。在《西施》一诗中，罗隐一反传统的“女祸亡国”论，愤激地反问：“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面对着一次次落第，他悲愤地陈辞：“满城桃李君看取，一一还从旧处开”。他有时提醒人们注意：“不知无忌奸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又应改换皮毛后，何处人间作好人。”有时他百感交集：“斗鸡走狗五陵道，惆怅输他轻薄儿。”不仅如此，在他的以咏物形式写的一些讽刺诗中，情感也同样丰富强烈。这些诗咏的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而所传达的讽刺意味却同样犀利尖刻，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

    在文学作品中，情感的表现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认识，即通过想什么和怎样想表现出来。这里所说的想，并非一般的想，而首先是一种自觉的表象活动，是作者在自己头脑中对记忆表象进行分解和综合而创造新的表象的过程，作者的情感也就在如何分解和综合中表现出来。囚此，作品中写什么和怎样写，实际上就是这种感情的外化。另一方面，既然是咏物，就牵涉到自然事物本身的特性，自然美的多面性和非确定性的特点，给诗人抒发多样而复杂的情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对事物特征的把握就具有典型意义，而我们正可以从诗人对客体特征所选取的不同角度，窥察出诗人情感的寄托所在。试读如下几首诗：

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

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

——《金钱花》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蜂》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

——《鹦鹉》

    前一诗用的是喜剧的形式。金钱花以花形似钱而得名，但作者在这里剔除了作为花的种种表象而选取了它的“金钱”之名，并由此而产生了表象的联想，联想到豪门贵族贪婪强横的丑恶本质，在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经过表象的分析和综合，便创造了精采的讽利形象。三四两句的议论淋漓尽致地嘲笑了剥削阶级巧取豪夺的贪谗本性。从情感的表现方面看，作者之所以这样选择，这样综合，是基于“一十二年看人变化”，对剥削阶级有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金钱花在这里起着触发创作契机的作用。作者触物以起情，情动而辞发，便出现了表象与情感的结合的产物。读着这首诗，我们既清晰地体会到作者对剥削阶级极端的鄙视和嘲笑之情，并能在作者创造的形象的感染下——即由诗句所引起的表象联想一一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增进我们对剥削阶级本性的形象认识。《蜂》则综合了蜜蜂不辞辛劳殷勤采蜜和广大劳动人民终年劳累不得温饱的表象特征，抒发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关切之情。“不知辛苦为谁甜”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鹦鹉》同样是表象综合的产物。它咏的是鸟，却也织进了作者的身世之感。作者与被困陇西的鹦鹉鸟一样，都生长在南方，鸟的翠羽残也正是作者“困居长安、寒饿相接”（《湘南应用集》）生活的写照。末两句抒发对鸟的同情和忠告，也饱含着作者“争奈贫儒得路难”的感慨。鸟的表象待征与作者飘零身世的表象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咏鸟抒怀，这种比兴手法的采用，也大大增强了罗隐讽刺诗的艺术感染力。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再分析罗隐一首律诗《黄河》：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千百年来所咏甚多。或写其源流久远：“黄河远上白云间”，或写其磅礴的气势：“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或表现其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或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儿女梳妆来”等等，而在罗隐的诗中，黄河却是以浑浊、委曲的形象出现的，这正是自然美的多面性和非肯定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作者这样选择，却是与自身的情感表现密切相关的。诗中前四句极写黄河之浊，后四句则用关于黄河的典故和传说，从另一角度写其浊。全诗句句在写黄河，但句句都在揭露批判。说黄河浊就是讲世道浊，就是讲科举制度的腐败，这从“天意难明”、“曲通银汉”等语言中可以看出。作者十上求仕而终身落落，可恨的就是权贵当道，堵塞了仕进之途。在这里，保存在作者头脑里的记忆表象随着生活处境和心理状况的改变而变化，从而引发出新的更为复杂的表象与情感的结合。仕进的绝望心情，触目于滚滚的黄流，一变而为对社会的痛恨和揭露。于是，饱含着作者情感的讽刺形象就创造出来了。社会之浊，正如黄河之浊，即使万担阿胶倾到此中也不能改变（古人认为阿胶能使浊水变清），因为它所来已久，“才出昆仑便不清”。这样读书士子要想一步登天，只有曲径通幽、开后门、依权贵了。当年汉高祖大封功臣时曾有誓言：“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君恩始尽。”而今天，黄河并未小如衣带，泰山也并未平如砥砺，可君恩又在哪里？那些权贵们正如占据河津要路的斗牛二星，仍然把持着朝政，没有经过他们的放行，又有哪只客船能够轻舟顺水，直达“天津”呢？世人都说黄河三千年清一次，可到那时还有谁在呢？对这一代士子来说，这种向往不是太徒劳，太遥远了吗？诗人正是通过对黄河本身的一些特征以及有关的典故和传说进行富有情感的想象，并通过这种被涂上情感色彩的事物形象来暗示、影射，实现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批判的，而作者的情感也就在想象和思考中表现出来。这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美学中的所谓“移情”。这首诗由于情感强烈，语气尖刻，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揭露淋漓尽致，因而也遭到有些人的非议，如刘铁冷曾认为它“躁”，他认为“诗有四夫”，“失之大怒其辞躁”（《作诗百法》）这实际上是出于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的偏爱，但他看出这诗是“大怒”之辞，却没有看错。

    罗隐的讽刺诗，数量超过一百首，艺术上的成就也较多，表现手法有讽刺、白描，比喻、象征、对比等，都达到哲理与情趣的统一，风格含蓄深刻、幽默犀利。语言通俗、流畅。本文仅择其要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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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继承白居易的风格特点，一方面却又在改造象征派的晦涩诡奇之中，吸取了对比、烘托和联想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诗歌的含蓄深刻、通俗警策的风格。

扬之水

诗人在冷眼看世界的过程中，自身经历的坎坷和世道的污浊，理想的幻灭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乾坤颠倒，又培养了他的疾恶如仇的孤直耽介的个性。

扬之水

公开标示出他的诗文就是要揭露，要谴责，要面对压制打击毫不畏惧，斗争到底。这种与统治阶级决裂的态度，也是作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的必然结果，是使他的讽刺诗深刻有力，饱含激情的重要生活基础。看，有了知觉，获得表象；看，激发情感，形成爱僧。情感与表象活动的结合，就使他创作出了深刻感人的艺术形象。

扬之水

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是罗隐讽刺诗的基本特征。

扬之水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扬之水

           题磻溪垂钓图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
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

扬之水

罗隐的讽刺诗有着独特的风格特征：强烈的讽刺力量蕴含在通俗平淡的语言之中，批判的锋芒罩上了近似于幽默的外衣。诗的意蕴变得含蓄深刻。这是罗隐讽刺诗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扬之水

深刻而多样复杂的情感蕴于诗的形象之中，这是罗隐讽刺诗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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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表现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认识，即通过想什么和怎样想表现出来。

扬之水

诗人正是通过对黄河本身的一些特征以及有关的典故和传说进行富有情感的想象，并通过这种被涂上情感色彩的事物形象来暗示、影射，实现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批判的，而作者的情感也就在想象和思考中表现出来。这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美学中的所谓“移情”。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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