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坛领袖虞集如何缩小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

扬之水

虞集如何缩小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

    导语：汉代的司马迁、贾谊，唐朝的初唐四杰、诗仙李白，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都是各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历朝历代都会有其时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他们之中，有这样一位文学大家，清人彭蕴章有赞其："一代文章谁巨擘？欧曾以往数奎章。"意思是说欧阳修、曾巩之后的文坛巨匠就要数奎章了，而这位"奎章"指的就是元代文坛宗主虞集。

虞集居"元诗四大家"之首，当时的欧阳玄所作《神道碑》称赞他"公之文当代之巨擘也。""巨擘"二字之重非一般文学家所能承受。虞集堪称公认的诗文大家，是有元一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也是元代诗风的典型代表。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自然为元代文化生活注入了草原的气息，大量非汉族士子涌现是这个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各族士子以文会友、联系紧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族士人圈"，虞集正是元代京师多族士人圈中的活跃人物。

    试着将其放在元代民族高度融合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去思考，会发现虞集豁达的民族观，和多族士子相处融洽，从事多种文化活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非汉族士人的文化风貌。

    一、虞集对外来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指的是个体对于其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而民族认同、甚至国家认同，常常开始于文化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是双向的。

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一直秉持着少数民族士子如何认同汉文化，汉民族似乎始终处于文化的输出者地位。实际上在历代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不仅有外族人民学习中原文化，更大量存在汉文化对其吸收借鉴。具体到元人虞集，虽然身为南宋旧人，但他能够和多族士子相交甚善，更接受了这种草原文化。

    1、虞集能够接受元朝政权

    景炎元年（1276），虞集五岁时，元军攻破南宋临安，他们一家被迫辗转流离于闽南山水之间，受尽战乱之苦，自然对国家隆兴充满渴望。元中期承平之时，虞集称："天下既定，军旅既息，法度已备。一时黎献，布在中外，人文宣畅，近古莫及也。于是，文学之士彬彬而起。"行文中流露出对天下太平的赞赏之意，说明虞集能够以平稳的心态接受异族的统治。

    他在多篇文章中赞颂元王朝"稽古右文，崇德乐道"，以一种不带偏见的盛世心态赞赏元代统治者。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既然虞集在朝为官，其颂歌不免溢美之词，但正如有学者所论："（虞集的）历史意识符合我国史学思想正确的发展方向，它不仅客观反映了元朝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于当时在史学观念和政治观念中，不断冲决夷夏之防，增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识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当然，作为南宋丞相的后人，虞集也有着"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的叹息与哀怨。然而，怀古悼今、心念故国，是元代文人习作中屡见不鲜的主题，因此虞集的这种怀旧论调也无可厚非。

    总体分析虞集的心态，他有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传统士人心态。加之他的在位，能够起到弘扬汉文化，保护儒生的作用，所以总体上来看，虞阁老乐于为元政权服务。

    2、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

    虞集学问博洽、识见渊深，作为史官的他"尽知国家之旧典，西北之遗事"，对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颇为了解、认同。其为高昌王纽林的斤所作《世勋碑》，以神话传说开篇，对西域掌故了然于胸。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还引用了他的作品，更说明了此文影响之广，充分体现了虞集的涉猎广泛。

    他所作的《世绩碑》中有这样的描述："谨按，钦察之先，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后迁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风刚悍，其人勇而善战。"并说王子创兀儿"出则被坚执锐，以率虎罴之士，入则操刀匕以事割烹，执罂杓以进湩饮。"以生动的笔触写出西域勇士骁勇豪爽的民族性格。在《高庄僖公神道碑铭》的叙写中，虞公对女真部族的地理历史也了如指掌。

    此外，对于不同的民族语言，虞阁老也有着包容的态度，其所作文章都涉及到了蒙古语、蒙古文字的问题，称："以其大指系于天理民彝者，译为国人言语、文字，将使圣贤之学无所不通，甚盛事也。"意思是说他希望多种语言、文化之间能够通过翻译得以交流。以上种种足可见虞集并没有以中原文化自居，而是主动学习了蒙古文化，对外来文化保有包容的态度。

    3、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态度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虞集更是冲破了夷夏间亘古存在的隔阂，主张各民族和谐共生。他曾写过这样的文字，"缚人夜送军，吏卒何草草。蛮獠亦人类，义利启戎好。"实际上，就是主张把开化较晚的"蛮"、"獠"等少数民族与其他各民族平等对待，与之并存共生，这种民族平等的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罕见的。

    元修宋、辽、金三史，关于哪朝为正统的争论长达七八十年之久。虞集并不同意很多人以宋为正统，辽、金为闰位的观点，而是主张"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可废也"。编撰三朝历史，不偏不废，这种编修体例，既能全面的记录历史，又不乏有民族平等的思想。在撰史问题上都能做到一视同仁，足可见虞集超越时代的民族认识，这为他的文坛生活奠定基础。

    元人刘岳申说："明公以不世出之才，遇圣天子、贤宰相，为千载相逢，与名山大川为无穷罔极。"，赞赏的正是虞集的这种思想。不同于元初宋朝遗民对于蒙元政权的排斥、抵抗，虞集平等的民族观着实难得，他认同了元政权，也认同了蒙元文化，这是他与多族友人相处融洽的思想基础。

    二、虞集与文坛中人活跃的往来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不同民族、不同地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够在一个"圈"中互动，得益于文化间的彼此认同。中原、蒙古、西域等多元文化融会，形成了有元一代特殊的文化风貌。有道是文化无高下之别，但有强弱之分，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思想底蕴自然是辐射力强且凝聚力强的中原汉文化，这也体现于虞集与众位才子的文化往来中。

    1、诗词酬唱

    元代文史研究专家杨镰先生说过："（虞集）是当时诗坛唱和应酬最勤的一人，能与虞集唱和，是诗人身份的标识。"虞集赠诗的非汉族士人共有26人，其中蒙古7人，色目17人，在元代被划入为"汉人"族群的女真1人、鲜卑后裔1人，赠诗数量共有47题56首。但这些只是文献中有记载的，实际情况可能远不止此。

    与虞集唱酬的非汉族士人，如马祖常、孛术鲁翀、元明善、赵世延等，大多是虞集的政治同僚兼文友；也有的年辈长于虞集，如回回人高克恭；还有的是虞集的后辈晚生，以师礼尊之，如刘沙剌班、孟昉、泰不华、萨都剌等即是如此。虞集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儒生，与他们结成了较为紧密的社会关系，且彼此感情深挚，留下了很多饱含深情的诗歌作品。从虞集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元代文坛不同民族士人间的交往与互动。

    2、赠序写铭

    虞集与多族士人的文化活动是丰富多样的。除了吟咏酬唱、征歌逐宴外，他还经常为非汉族士人题跋赠序，作记写铭。虞集题跋赠序的非汉族士人有17人之多，并受非汉族士人之邀，作记12篇，撰写墓志铭20篇，像赞5篇，这些数字不仅直接显示了虞集的文坛地位，更昭示了元代不同文化间的交融。

    虞集作序的一些书籍极具时代特色。譬如他为《饮膳正要》作了序，这本书出自饮膳太医忽思慧，忽思慧的族籍有蒙古、西域等不同说法，但肯定是少数民族。书中涵括了"八儿不汤"、"五味子舍儿别"、"秃秃麻食"、"搠罗脱因"等西域茶饭的配料和制作方法，是融合了多种文化的营养学、医药学专著。对于非汉族士人所作且具有民族特色的论著，虞集为其作序充分体现了其对异域文化的赞同，这种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也使得虞阁老能够更好地与非汉族士人切磋交流。

    3、观书读画

    诗、书、画同源，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王维、苏轼等文化名人皆是书画兼善。在元代，文人画走向繁盛，作为有元一代的文坛巨擘，虞集同样有着很高的鉴赏能力，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有不少是赠送给非汉族士人的。

    蒙古人高克恭、高彦辅、泰不华等人所创作、或者珍藏的绘画作品，虞集都曾为其题诗，诗中再现了绘画图景，传达了文友之情。在这样的文人雅事中，虞集作为汉文化的代表，他的思想主张、文学素养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非汉族文人，不仅提高了彼此的艺术水平，更影响了元代文坛的文化发展走向。非汉族士人与虞阁老等大儒接触，深受熏陶浸润，自然而然地会趋于风雅。

    三、虞集其人的文学主张

    元人赵汸在《行状》中评价虞集："接群儒之统绪，焕一代之人文。"虞集服膺儒学，有"千古儒宗"之誉，儒家思想更是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主张。

    1、"清和"的元诗风格

    在《天心水面亭记》中，虞集称："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在这里，虞阁老以水言诗，追求的理想审美境界是"至清至和"。由于虞集的文坛宗主地位，"清和"成为了元代诗歌追求的目标，创造了元代文化的高峰。

    虞集为非汉族士人诗文集所题之序，既是对少数民族后学的奖掖，也是其文学主张的表达。比如虞集为蒙古人僧家讷所作的《崞山诗集序》，称其"作为诗歌，无幽忧长叹之声者矣"。这正符合虞集以理命气，发而中节的文学主张。

    总之，虞阁老主持风气、陶铸群才，在他的带动影响下，各族士子之诗，多追求雅赡圆熟的技巧，至清至和的风格，形成了元代诗歌独特的风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又一发展高潮。

    2、虞集重视文化传承

    虞集重视人材，曾说："人材者，有国者之珙璧重宝也。"他当过国子助教、国子司业，泰定五年，升国子祭酒，身体力行地传道授业。在元代特殊的历史文化时期，元代只有蒙古、色目贵族子弟有资格进入国子监学习，这些外族子弟成为虞集实现他"至清至和"理想的努力方向。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虞集在国子监诸生中，与唐兀氏刘沙剌班情谊最为深厚。沙剌班编刻了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并请声名仅亚于虞集的文坛泰斗欧阳玄作序。虞、刘二人文学往来频繁，虞集曾向沙剌班赠诗3题6首，赠序2篇，并曾应邀作记两篇，墓志铭2篇，还为其本人写过《去思碑》。沙剌班师法盛唐，一本中和之气，传承了虞集的文学主张，并在元代诗坛较有影响。

    此外，虞集还作过《宪副孛颜帖木儿行部过访》，辞意醇厚，情谊蔼然。从名字上推断，题目中的孛颜帖木儿应该是蒙古人。在虞集告老之后，他还特地去拜望恩师，师生情深可见一斑。就这样，虞集在国子监中，"思正化本，以美士习"，教诲着各族士子，使他们沐浴在中华文化之中，通过影响外族子弟教化文坛。

    四、通过提携文坛士子提高影响

    虞集不仅善于教化人才，而且善于识人，并乐于提携后进之辈。元明文献中，关于虞集奖掖后学的事例比比皆是，诸如汪炎昶、郑玉、李裕、张光弼、赵汸、吾丘衍等名士都得到过虞集的提点、肯定，凝聚在这位文坛宗主的周围。

    1、主持、参与多次科考

    虞集多次主持、参与科考。他曾有过这样的诗作，"愿得真才充国用，庶闻质行化浇风。"足可见其一本儒者之心，为国选才的满腔热血。在虞集的甄选之下，不少非汉族士人脱颖而出，榜上有名，并且进入了元代文坛，这其中萨都剌当为翘楚。

    萨都剌一般认为是回回人，虞阁老《与萨都拉（剌）进士》云："当年荐士多材俊，忽见新诗实失惊。""失惊"一词形象地道出了虞阁老对萨都剌文采的赞许之情。萨氏之诗，清新俊爽又不失中和之美，可说是元代清和诗风的代表。可以说，如果没有虞集的慧眼识珠，元代文坛可能会少一位笔力清新之人。

    萨都剌是泰定四年进士，除了他之外，当年所取非汉族士子中，蒙古燮理溥化、唐兀氏观音奴、西域人沙班都有诗传世，且诗风清新和雅，和虞集的倡导主张相类似。他们的诗作中处处体现了"清和"的写作风格。

    2、笔耕不辍的虞阁主

    虞集致仕之后，依旧讲道授业，为各族士子答疑解惑。刘岳申《与虞伯生书》言其"退而老于临川之上，如眉山之阴，讲道授业，载酒问奇者，日踵门而不绝，大江以南，断无似人。"虞阁老称自己晚年"目失其明，旧业遗忘。每有诵览，托诸朋友至子弟，坐而听之，得一遗十。"晚年的虞集目不能视、遗忘速度极快，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事业的追求，教化文人，甚至达到"日踵门而不绝"的程度，其执著的态度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这种情况下，还为廼贤的诗集题诗，更可见其教化四方，提携后学。萨都剌还曾特意去江西拜谒归老林下的座师虞集，求教诗法，心悦诚服，更成为了元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结束语：和历代文坛宗主相同的是，虞阁老主持风气、培育人才、奖掖后学、誉满天下；而不同之处是，元人虞集以开阔的胸怀接受认同了异质文化，他的周围凝聚着大量的非汉族士子，并引领他们进入汉族文化圈。他在诗歌创作上追求"清和"的目标也被文坛所接受，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元诗风格。由此看来，元代诗歌风貌的形成与发展是多族士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

    难怪甘复称其："国朝以文章擅名一世，惟蜀郡虞公为卓卓。"虞集作为一代文坛宗主，不仅有着极佳的文学素养，更拥有超越世俗偏见的民族平等理念，同时身体力行地带动非汉族文人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可以说，诗歌不仅没有在元代断绝，甚至形成了独特的风貌，虞集有着很大功劳。

张庆东字恕鸣

欣赏笔情，点赞笔意。遥祝老师笔丰！！

扬之水

文化认同指的是个体对于其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

扬之水

希望多种语言、文化之间能够通过翻译得以交流。以上种种足可见虞集并没有以中原文化自居，而是主动学习了蒙古文化，对外来文化保有包容的态度。

扬之水

虞集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儒生，与他们结成了较为紧密的社会关系，且彼此感情深挚，留下了很多饱含深情的诗歌作品。从虞集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元代文坛不同民族士人间的交往与互动。

扬之水

虞集与多族士人的文化活动是丰富多样的。除了吟咏酬唱、征歌逐宴外，他还经常为非汉族士人题跋赠序，作记写铭。

扬之水

在这样的文人雅事中，虞集作为汉文化的代表，他的思想主张、文学素养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非汉族文人，不仅提高了彼此的艺术水平，更影响了元代文坛的文化发展走向。

扬之水

虞阁老以水言诗，追求的理想审美境界是"至清至和"。由于虞集的文坛宗主地位，"清和"成为了元代诗歌追求的目标，创造了元代文化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