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考——中日古代诗学比较

扬之水

风雅考——中日古代诗学比较

    关键词:风雅　功用主义　诗学
　　摘要:从风雅诸多含义的演变过程，重点论述儒家功用主义诗学的风雅观。风雅传入日本后发生了流变，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往往缺乏政治和社会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流变发生的根源及中日古代诗学之间的差异。
　　对于“风雅”，人们多理解为高雅的生活风度或文化修养，即风流儒雅的简称。据《辞海》解释，“风雅”原指《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日本人理解的“风雅”含义与此基本相同，然而反映在文学层面上则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儒家诗教把“风雅”列为六义中的两类，正统文人便将“风雅”一词借指其要求的诗篇中的社会内容，如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赞说:“风雅比兴外，未偿著空文”，说的就是注重文学的辅君化民的社会功用性。这种“风雅”精神基本上代表了儒家诗教的主要内容。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大多能自觉地运用风雅比兴，对统治者进行讽谏、美刺。时至今日，这种“风雅”观念的影响仍根深蒂固。这种文学意识不但影响着创作者的活动，同时也影响到广大读者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相比较而言，日本古代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然而反映在文学的实际创作上，则明显缺少这种“风雅”精神。由于“风雅”一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产生了多方面的岐义，所以本文只想把“风雅”限定在文学层面上，对“风雅“精神在中日两国古代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试做一番粗浅的探讨。
　　“风雅”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本来是指诗歌的类型，可是《诗大序》却解释为;“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此为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此为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由乃兴废之所也”。即把政治与个人联系起来叫“风”，将社会问题同政治联系起来叫“雅”。而且还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诱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以足戒，故曰风”。所以早在六朝之前，儒家诗教认为，文学创作应关心政治、反映民情，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性。(汉书·艺文志》记载:“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历代正统文人都自觉地加以遵守，认为好的作品不能缺少讽刺精神，这里说的讽刺与现代意义上的讽刺不一样，必须是臣下对君主的讽谏。如当时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中就充满了强烈的讽刺精神。司马迁评《子虚赋》:“其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班固在《汉书》杨雄传中称:“奏《甘泉赋》以风。还上《河东赋》以劝。故聊《校猎赋》因风。上《长杨赋》以风。”
　　南北朝时期，我国文艺批评理论空前繁荣，诗歌创作上有言志派与言情派之争。言志派特别强调理念，注重伦理教化。“言情”则来自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丽”，即以性真为审美准则，强调审美情感的诗化、个性化。中唐诗人白居易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特别强调诗歌的讽刺作用，即所谓的“惟歌生民病”和“裨补时胭”，要反映平民百姓的疾苦。然而由于他过分地强调功用性，忽视了诗歌的审美规律，其诗被苏轼讥为“白理”。
　　宋代以后，内优外患严重。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极力宣扬忠君思想。于是“风雅”的“风人之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忠君爱国”说，讽谏美刺演变为怨刺，仕途失意的文人们纷纷创作出大量闺怨诗，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统治者能重新予以重用，这种臣妾心态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到了清代我国学术文化空前繁荣，也是传统文学及文学批评大总结、大转换的时代。因清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爱国遗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学古复古，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中提倡“返经归本”，主张恢复和规范儒家学说，维护儒学尊严和正统地位，崇尚清淳雅正的风范，于是出现了文以载道说、发愤著书说以及羽翼正史说等等。当然审美主义诗学也非常发达，例如有王渔洋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等。而且功用诗学与审美诗学也由相互排斥出现了融合的倾向，沈德潜的格调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湾末由于保守的桐城派与宋诗派对诗歌创作的束缚，传统诗学陷人了僵化，诗文的正统地位让位于小说，近现代文艺理论也开始取代了传统诗学，指导人们的创作活动，但儒家诗学重“风雅”的观念影响却一直持续至今。
　　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早在10世纪以前就形成了“经国济世”的文学思想。在当时，遣唐使将大量汉诗文带回日本，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当然要读懂或作汉诗需具有非常高的汉学和文学修养，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少数官僚和僧侣才能做到。’与风格优美、抒情的和歌相比，风格雄浑、刚健的汉诗更适合“言志”，8世纪中叶出现了日本人的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以后又相继出现了《经国集》、《凌云集》等汉诗集.我们从这些诗集的名称上就可以窥其一斑。
　　日本古代诗学在其文艺理论形成初期，大量借鉴了我国文艺理论和创作经验，但许多理论并不适合其艺术特点，于是这些理论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便被逐渐修正。如成立于772年的诗论书《歌经标式》，作者藤原洪成在作序时参考了《昭明文选》序及李善的《上文选表》，论述了和歌的功效、起源等。全书分歌病和歌体两大部分。其开头部分还模仿歌病说(显然是借鉴了南朝梁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分为头尾、胸尾、腰尾、厌子、道风、同声韵、偏身等7种，但将韵律适用于和歌则显得很牵强，所以终没能造成较大的影响。延喜五年(905年)，日本著名诗人纪望淑在《古今和歌集》的汉文序称:“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也。人生在世，不能无为，……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和歌。和歌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外还认为和歌“抒下情而达闻，或宜上德而致化，或属游宴而书怀，或采艳而寄言。诚是理事抚民之鸿徽，赏心乐事之龟鉴也。”这简直就是《诗大序》的翻版，一般日本学者均认为日本诗学滥筋于此。
　　日本中世纪时期(12世纪末至16世纪末)，由于战乱和天灾不断，无常思想大行其道，佛教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其影响远超过了儒教。于是辅君化民的“经国济世”思想便演变为“劝善惩恶”的文学思想。日本人在对《源氏物语》等小说的研究中，就有人援用佛教和儒教学说，认为小说的本意在于宣扬五伦五常的封建道德和“劝善惩恶”的说教。“劝善惩恶说”在江户时期更是达到了高潮，出现了以龙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为代表的一大批通俗小说，宣扬忠孝伦理。然而严格地讲，“劝善惩恶说”与诗教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诗教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辅君化民;而“劝善惩恶说”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表达了平民百姓“知足安分”的心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主，尤以诗为贵，至于词只能算做“诗余”，小说戏曲等更属“道听途说，街谈巷语”，备受正统文人的冷落。这一点上日本古代也是同样，将汉诗、和歌视为高雅文学，将平民化的连歌等称作“歌余”。由于贵族文学曲高和寡，普通的武士、平民更喜爱属于自已的通俗文学，并且把文学看成是单纯的娱乐工具。而那些受诗教影响的日本文人在论述诗文功用性时，也只是转述(诗大序》的论点而已，并没有形成自己新的功用理论。相反，有关审美主义的诗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种种原因，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日本的“风雅”精神实质逐渐发生了流变，即失去了“风人之旨”的讽刺含义，也偏离了“雅”的本义，即远离了社会与政治问题，片面地强调作品的“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到了近代，儒教诗学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了。
　　日语中的“风雅”还可指诗歌、文章的创作方法或艺术规律。如江户时代著名诗人松尾芭蕉说:“予之风雅如夏炉冬扇”;(《荣门之辞》)“西行之和歌，宗抵之连歌，或雪舟之绘画，利休之茶道，其贯道者同一也。合风雅者，顺造化而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为花，所思之所无不为月。”(《岌小文》)只有顺乎自然，与自然合二为一才能超凡脱俗，得风雅之道即符合艺术规律。芭蕉的徘句艺术追求的是闲寂、枯淡的意境，而美学问题总是远离现实存在的。因此，从功用主义的角度来说，脱离现实、不具有任何功利性的艺术当然就会像夏天里的火炉或冬天里的扇子一样毫无用处。这与中国古代诗文以社会功用性为价值取向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造成两国诗学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原因看，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文学受此影响，早在汉代就已成了以《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诗教，其中的“文以载道”观影响深远，至今不绝。诗论是对诗歌创作活动的理论总结，一般说来，人们对艺术规律的认识都是从其功用性开始，然后才渐渐认识到其审美规律，缘情派诗学出自言志派诗学就是个很好的证明。
　　我国古代诗学多以诗论为主，作为诗歌理论总结的诗论多以平易浅白的诗话形式出现。言志派的诗论认为，诗歌创作必须有助于政治教化，即“兴观群怨”。尽管事实上儒家诗教并非总是占主流，许多文人也对诗教阳奉阴违，但没有人敢正面反对诗教，就连标举“性灵说”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未能超越诗教的藩篱。如果有人违背了诗教，那就会有道学家站出来横加指责。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了大量如《三吏》、《三别》这样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因韵语纪时事，被宋人誉为“诗史”。其晚年律诗的风格沉郁顿挫，壮美与优美兼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朱熹却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说杜甫夔州以后无好诗。杜甫的“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一名句也被视为“闲言语”，(二程遗书)因为道学家认为它起不到积极的教化作用。
　　与此相比，儒家思想在江户时代以前，对日本普通民众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远不能同佛教相比。同通俗易懂的中国诗话相比，日本的歌学、歌论著作显得深奥、难懂，不便被普通民众接受。而且许多诗论著作出自僧侣之手，如平安时代的显昭、日本南北朝时期的由阿等人影响很大，受禅宗的影响他们对诗歌的创作技巧不关心，只是一味地追求“幽玄”的艺术效果，这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作法似乎不无关系。
　　直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才开始“扬儒弃佛”，奉朱熹理学为国教，但日本的儒教更多地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缺少“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容。并且朱熹理学在息想上并未能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学术空气相对宽松，如反对朱子理学的阳明心学、主张恢复儒学本来面目的古文辞派，特别是以研究古典文学为特征的国学派兴起，极力反对儒学和佛教学说，他们认为这些外来思想毒害了日本人原本朴实的本性，主张复古。国学者荷田春满在《国歌八论》中，反对和歌在政治上和日常生活中有某些作用的学说，他认为和歌只不过是种文字游戏。此外再加上近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传人，最终使得劝善惩恶学说消声匿迹了。
　　另外，中国古代存在一个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包括以科举为目的的广大读书人。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读书人都将科举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唯一道路。长期的文化积淀使中国文人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和心态，即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挽救人心和匡正世风的社会责任感。当一个时代的文风变得注重辞藻华丽的形式而内容空洞庸俗时，就会有人自觉地举起复古大旗，提倡“风雅”精神。如唐陈子昂对当时风靡一时的齐梁诗风极端不满，在《修竹篇序》中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感叹“兴寄都绝”、“风雅不作”。明代前后七子的代表李樊龙、王世贞面对明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强调诗文对现实的美刺功用和道德教化。
　　相反，日本古代却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科举，普通人进人国家权力中心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长期由武士掌握国家大权，社会风气重武轻文。从事诗歌等高雅文学创作的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少数官吏或僧侣，他们是诗歌艺术的主要享受者。其它社会阶层有属于自己的、反映其喜怒哀乐的文学形式，如武士、平民有军记物语、徘谐连歌和草子文学等通俗文学。对他们而言，文学只不过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当然不可能具备“辅君化民”的“风雅”精神。

    中国古代诗人多数为官僚、政客、诗人兼于一身，对他们而言，文学只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己，孔子就说过:“行有余力，而后作诗。”日本进人12世纪以后，武士阶级兴起，取代了贵族阶级的政治地位，连天皇也成了傀儡，于是渐渐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对贵族来说，诗歌领域是他们最后可以固守的阵地，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则少有人能身体力行，他们逃避现实，正如日本著名的诗人滕原定家所说的那样:“红旗征戎非吾事”，对政治毫不关心。翻开日本的三大和歌集就会发现，所收录的和歌多为“歌合”即诗会上游宴唱和之作，内容无非是追忆往昔的荣华或寄情山水，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若按诗教的风雅标准来衡量，恐怕都得算是“闲言语”。难怪歌学家二条良基在(筑波「问答》中感叹道:“今之和歌惟弄花赏月，无风雅之姿哉。”
　　从历史原因来看，日本历史上几乎没有过外族人侵，唯一的一次“蒙古来袭”还被台风击垮;并且也不像我国那样朝代频繁更迭。而我国自宋代以后，内优外患不断，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所以内容空洞、词藻华丽的宫体诗和反映达官贵人们游山玩水或闲情雅致的诗作，常常被斥为“亡国之音”，只有具备风雅精神或寄托比兴的作品才受到正统文人的推崇。一般来说，太平盛世多产缘情绮靡之作，末代衰世才会产生思想性强的战斗性篇章。
　　我国近代饱受列强蹂确，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文学成了民族斗争、.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一时间“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响彻文坛。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主张小说为政治服务，启发民智。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路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应该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出现过政治小说，梁启超就是受其影响才提出政治小说这一概念的。但是日本政治小说的存在仅仅是昙花一现，相反对我国却造成了很大影响，重视文艺的思想性，关心政治的观念深人人心。
　　至此我们可以说，是否符合“风雅”精神，关键要看能否自觉地运用“风人之旨”，对执政者进行美刺怨刺，但要符合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而且要“发乎情，止乎礼仪”，对于大多数日本文人来说，强调“风雅”精神的诗教不过是一个空概念而己，极少有人在创作中自觉地加以遵守。日本缺少将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性格，所以日本历史上没能出现屈原、杜甫、苏轼等这样具有优患意识、忠君爱国的大诗人。中国人一般都认为，如果离开人生、政治或社会问题，那么文学创作还会有什么价值?一般日本人则认为将政治问题扯人文艺作品中就会失之高雅.艺术必须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高雅的艺术是应当超现实的存在，人们从事诗歌创作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美感的满足，而不是为了辅君化民的说教。这种民族审美习俗很早就已表现出来了，例如与遣唐使一同来的留学生们就对政治色彩浓的诗歌作品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冷淡，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作极少被带回日本，白居易的闲适诗、感伤诗几乎都传人日本，而白居易自已最满意的讽榆诗却很少在日本流传。
　　总之，注重文学社会功用性的“风雅”精神在日本早已消失;而在我国“风雅”精神仍然在潜意识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活动。尤其在一段历史时期里，由于受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片面强调文学为政治、为现实服务，忽视了客观艺术规律的存在。幸好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继承我国注重内容与思想相统一的优良文学传统，按着艺术规律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好作品。以上从“风雅”精神的一个侧面探讨了中日民族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鉴于篇幅上的原因，更深层次的问题尚有待今后继续探讨。

扬之水

把政治与个人联系起来叫“风”，将社会问题同政治联系起来叫“雅”。

扬之水

“劝善惩恶说”与诗教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诗教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辅君化民;而“劝善惩恶说”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表达了平民百姓“知足安分”的心态。

扬之水

日语中的“风雅”还可指诗歌、文章的创作方法或艺术规律。

扬之水

芭蕉的徘句艺术追求的是闲寂、枯淡的意境，而美学问题总是远离现实存在的。

扬之水

是否符合“风雅”精神，关键要看能否自觉地运用“风人之旨”，对执政者进行美刺怨刺，但要符合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而且要“发乎情，止乎礼仪”，对于大多数日本文人来说，强调“风雅”精神的诗教不过是一个空概念而己，极少有人在创作中自觉地加以遵守。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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