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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诗家梁庆遇《霁湖诗话》解杜甫诗析评 〔摘要〕韩国诗家梁庆遇对杜甫的诗歌从诗体、韵律平仄、句法、批注等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颇多新意，体现出了梁庆遇较高的审美鉴赏力，不仅是对中国杜甫研究的补充，也丰富了世界范围内杜诗的研究。 〔关键词〕梁庆遇 杜诗 解读 析评 绪论 杜甫是唐代伟大诗人之一，其诗歌沉雄悲壮，题材内容广泛，素有“诗史”之称，其本人亦有“诗圣”之美誉。其人其诗影响了一代代的文人，不仅仅在中国广受赞誉，在韩国也是历代诗论家广泛关注的对象，梁庆遇就是韩国古代研究杜诗出色的诗论家之一。 梁庆遇（1568-？），字子渐，号霁湖、点易斋，韩国宣祖朝丁酉年间文科及第，丙辰重试中状元，官至逢常寺佥正。著有《霁湖集》。梁庆遇论诗主张“尊唐黜宋”，和其他诗家相比，注重诗歌的音律平仄是其诗论最为显著的特点。 梁庆遇的诗论对象涵养中韩两国古代诗人，在中国诗人中，他对杜甫的关注最多。在论述韩国诗人时，梁庆遇往往看到论述对象对杜甫诗歌的学习与承继关系。 荪谷诗有曰：“弄荷闲摘叶，临水独题诗。”松溪评之曰：“盖闲摘荷叶，题诗其上之谓也。以一句而成两句，诗中之妙法，观者详之。”余读杜诗，至“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知荪谷之工于袭取也。 卢苏斋五言律酷类杜法，一字一语皆从杜出。其“诗书礼学末，四十九年非”之句，世皆传诵。实出于老杜《咏月》诗：“羁栖愁里见，二十四回明。”可谓工于依样矣。 在这两则诗话材料中，梁庆遇追源溯流的意识是非常鲜明的。荪谷即李达，“三唐诗人”之一；卢苏斋即卢守慎，诗人。“袭取”、“依样”，学习、取法之意。梁庆遇指出李达“弄荷闲摘叶，临水独题诗”句源于杜甫《重过何氏五首》（其二）“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梁庆遇认为卢守慎的五言律诗皆诗法于杜甫，这和韩国历代诗论家对卢守慎的认识是一致的。如诗家金昌协《农岩杂识》：“卢苏斋诗在宣庙初最为杰然，其沉郁老健莽宕悲壮，深得老杜格力。后来学杜者莫能及。” 梁庆遇对杜甫诗歌（简称杜诗）的解读，大致是从诗体、韵律平仄、句法、评注等几个方面入手，构成了较为系统的杜诗评解体系，为杜甫的研究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本文论述时，会参照现今比较流行的，或易得的杜诗注本作为依据，如产生较大影响的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用洪业《杜诗引得》本）、钱谦益著《钱注杜诗》、仇兆鳌著《杜诗详注》等，和梁的解说相比对，以见梁的解读沿袭之处、发挥之处或者发明之处等，笔者个人观点，有待学者指正。 一、从诗体角度解杜诗 古代的格律诗一般包括律诗、绝句、排律等诗体形式，而格律又有很多种形式，如梁庆遇指出律诗的“扇对格”。“扇对格，或曰隔句对格。以下二句，对上二句之谓也。少陵苦苏、郑诗，曰：‘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岛后，谷贵殁潜夫’，是也。”③扇对格即扇面对，亦称隔句对，就是两联之间，出句与出句相对，对句与对句相对。有如折扇，以扇骨为轴，两两相对，故而得名。这种对偶，在近体诗中极为罕见。杜甫此诗，“得罪台州去”与“移官蓬岛后”对偶，“时危弃硕儒”与“谷贵殁潜夫”对偶，是此种诗体的典型代表。 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扇面对亦有论述：“律诗有扇对格，第一与第三句对，第二与第四对。如少陵《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诗》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 对比梁氏、胡氏的论述，可以看到梁氏的解说要比胡氏的模糊，所指相对偶之诗句不明确。但梁氏又看到了“扇对格”的其他称谓，即又称为“隔句对格”。王力《汉语诗律学》：“第一种是上一联出句和下一联出句相对，对句亦与对句相对。这种对仗叫做隔句对，《中原音韵》论曲时称为扇面对。”把梁氏、胡氏、王氏关于律诗诗体的观点综合起来考察、分析，会很清晰地了解此种格律形式的特点。 律诗在格律方面要求很严格，押韵、平仄、对仗等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如对仗，习惯上每首诗的颔联、颈联（即第二、第三联）要求对仗。梁庆遇却看到了律诗中有所谓的“半律体”，即颔联不对仗，只颈联对仗，这其实是五言律中的变律。“五言律诗有半律体，颔联做句不用对偶，只颈联作对偶句是已。……老杜《百五日夜对月》诗曰：‘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娥。牛女谩愁思，秋期犹渡河。’”梁庆遇认为“诗人多用此法”，并举李白《听胡人吹笛》“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为证。 结语 梁庆遇对杜诗的解读，无论是诗体方面，还是韵律、平仄，句法、批注，都能做到论证有据，言之有物，不凭空想象，尽管有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其中新见频出，和中国诗家的解读可做比照阅读，起到了互相补充的作用，丰富、完善了杜诗研究的领域与视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考察杜诗《百五日夜对月》、李诗《听胡人吹笛》可以清楚地看到，杜诗、李诗的颔联确实没有严格按照律诗对仗的规则，但颈联却对仗工整，如杜诗，不仅上下句严格对仗，字词之间亦是如此，“仳离”对“想像”，“放”对“颦”，“红蕊”对“青娥”；李诗，“愁闻”对“泪满”，“出”对“逐”，“塞曲”对“臣缨”，梁氏所言极有见地。 梁庆遇对诗体之排律也有一定的认识。排律之称，最早见于元代杨士弘《唐音》，排律之体在明代时得到人们普遍认可。梁庆遇认为，随着律诗诗体的演变，出现了排律，排律在押韵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即押偶而不押奇，也就是会有六韵、八韵、十韵、十二韵等，而不会出现五韵、七韵、九韵等形式。梁氏认为排律之体，到了杜甫才真正达到了精致，并且可以作为创作排律的标榜：“排律之体，至于老杜，极精无杂。杜诗排律何限，无一首奇韵。可为法矣。”排律除开头和结尾两联不对偶外，中间各联全要对偶，这是排律的重要特征之一。排律至少是十句以上，多则不限，但必须是偶数，排律要求平韵到底，除首句外，皆隔句一韵，无论多长，中间不得换韵。杜诗的排律符合排律押韵的基本特征，梁氏的这一说法是符合现今学界对杜甫排律诗的认识的。 二、从韵律平仄角度解杜诗 诗歌讲究韵律、平仄，而梁庆遇对诗歌韵律、平仄的关注是其诗论的最大特点之一。 杜甫有《园人送瓜》诗：“江间虽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镇夔国，滞务兹一扫。食新先战士，共少及溪老。倾筐蒲鸽青，满眼颜色好。竹竿接嵌窦，引注来鸟道。浮沉乱水玉，爱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开怀慰枯槁。许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东陵跡芜绝，楚汉休征讨。园人非故侯，种此何草草。”很明显，这首诗押ao韵。但是“爱惜如芝草”“种此何草草”同用一“草”字，这与杜甫精于炼字不是很符合的。 梁庆遇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凡押韵，一字有二义，则叠押无妨。杜诗《园人送瓜》诗既曰‘爱惜如芝草’，终句又曰‘种此何草草’。” 原来，两个“草”字意义不同。“爱惜如芝草”，“芝草”，植物名，仇兆鳌曰：“晋嵇《含瓜赋》：‘其名龙胆，其味亦奇，是谓土芝。’《广雅》：‘土芝，瓜也。’”“芝草，言其贵。”“种此何草草”，“草草”，仇兆鳌曰：“《诗》：‘劳人草草。’注：草草，劳心也。”从仇氏的分析可以看到，“爱惜如芝草”“种此何草草”中的“草”意义是不同的，所以押韵没有什么妨害。 一首五言诗或七言诗，基本形态是一韵到底，但也存在在诗句中转化韵脚的时候，“凡七言多散押诸韵，今之所谓散韵也。其改韵之际，一联上下句皆押一声之韵，然后其下诸联只押下句，每改韵每如是。五言古诗则虽不改韵只押下句，间或一联皆押，依七言体者亦有之。”梁氏阐释了改韵的特点，然后举杜诗加以解说：“杜诗《送王评事》五言诗，自初句至‘盛事垂不朽’，皆用‘有’字韵。其下改韵‘豪’字曰：‘凤雏无凡毛，五色非汝曹。’比则‘毛’与‘曹’皆韵也，与七言同。以此论之，七言则必守定法，五言则不必为例。”考察全诗，此诗押韵情况诚如梁氏所言。 梁庆遇也看到了个别词语在不同诗歌中的平仄用法的不同，如：“‘衣服称身’之‘称’字，仄声也，即诗之不称其服者是也。然以平声用无妨。杜诗‘细草称偏坐，香醪懒再沽’，又曰‘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此皆平声也。”“细草称偏坐”句出《陪李金吾花下饮》，“称”，仇兆鳌曰：“义从去声，读用平声。”相比较而言，仇氏的解说比梁氏更为精致，区别出义与声之不同。“意内称长短”句出《端午日赐衣》，“称”，仇兆鳌曰：“去声”“称长短，言恰好称意。”对于此句，仇氏的看法和梁氏的有所不同，仇氏认为读去声，仇氏接下来又说：“杜诗第七句中第三字有不拘平仄者，如‘多垒满山谷’‘意内称长短’是也。洪仲欲读作平声，谓长短合意，若经称量者，如《枚乘传》所云石称丈量。”指出杜诗有不拘平仄的特殊情况存在，二说可互补。 三、从句法角度解杜诗 梁庆遇对于杜甫诗歌在造句方面的特点，把握得相当准确，认为杜甫的诗歌有一定的规律性，后世学诗者不能错过，应该细细玩味，诗艺一定会大有长进。审美眼光是很犀利的。 梁庆遇挑选出杜甫喜欢在诗歌里用的字，诸如“自”“还”“日”“更”“亦”“浮”“仍”“细”“兼”等字，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连词，列举了50多句诗，涉及50多首诗，可见杜诗的用词是丰富多样化的。 “喜用‘日’字：‘天时人事日相催’‘不堪人事日萧条’‘归朝日簪笏’‘江山日寂寥’‘川陆日悠哉’‘虚殿日尘埃’‘大树日萧萧’。”这几句诗分别出自《小至》《野望》《将晓》《归梦》《龙门》《上白帝城二首》《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这里面的“日”字所在诗歌有五言诗、七言诗。五言诗中，“日”字位于诗句的第三个字；七言中，“日”字处于诗句的第五个字，各自位置是相对固定的。细细考察，字的用法是相同的，其意义在诗句中是基本相同的，均为名词作状语。 也有所用之字的位置相同，但是意义不尽相同的例子，“又喜用‘还’字：‘侵凌雪色还萱草’‘可怜后主还祠庙’‘飘零还柏酒’‘卷簾还照客’‘鸡鸣还曙色’。”这几句诗分别出自《腊日》《登楼》《元日示宗武》《十七夜对月》《江边星月二首》。这里面的“还”字在诗句中所处位置，和上面提到的“日”字是相同的，但是意义却不完全一样，试简要分析。“侵凌雪色还萱草”之“还”，是恢复、返还之意，“可怜后主还祠庙”之“还”，是回到之意，两者都作动词用。“卷簾还照客”之“还”为副词，还是之意。 还有所处诗句的位置完全不同，意义亦不尽相同的例子，“又喜用‘细’字：‘桃花细逐杨花落’‘细动迎风燕’‘寒江流甚细’‘忧国只细倾’”，这几句诗分别出自《曲江对酒》《江涨》《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桃花细逐杨花落”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后杜甫“自从淡笔改三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由拟人手法改为描写手法，“细逐”极写落花轻盈无声。“细动迎风燕”，下句为“轻摇逐浪鸥”，“迎风之燕，贴近水面，水微动而燕不惊。逐浪之鸥，浮泛水中，水轻摇而鸥自适。此见江流平满，波浪不兴。”“《杜臆》：动曰细，摇曰轻，因鸥燕之得趣，亦若水使之然。此于无情中看出有情。” 亦有字词所处诗句位置不同，但意义基本相同的例子，“又喜用‘浮’字：‘天阔树浮秦’‘乾坤日夜浮’‘赤壁浮春暮’”，这几句诗分别出自《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登岳阳楼》《奉送苏州李二十五史丈之任》，这三句诗中的“浮”各自在诗句中的位置不相同，但意义大体相似。“天阔树浮秦”上一句为“地平江动蜀”，“黄生注：动字，写汹涌之状。浮字，写缥缈之意。”“乾坤日夜浮”上一句为“吴楚东南坼”，这两句诗历来评价甚高。 梁庆遇亦通过对比，指出杜诗用词所取得的艺术效果：“杜诗《北征》诗曰：‘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两‘或’字，令人咏赏有三叹之音。韩愈《南山》诗，衍为五十一‘或’字，亦似支离。诗欲精妙，不要斗富。” 历来诗家拿杜甫《北征》、韩愈《南山》两诗作比较者颇多，赞扬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两尊者亦有之。如程学恂：“《北征》《南山》本不可并论，《北征》，诗之正也；《南山》，乃开别派耳。”对于韩愈《南山》连用五十一个“或”字，亦褒贬不一，如《唐宋诗醇》：“叠用‘或’字，从《北征》诗化出，比物取象，尽态极妍。”顾嗣立：“（《南山》诗）写得南山灵异缥缈，光怪陆离，中间连用五十一‘或’字，复用十四叠句，正如骏马下冈，手中脱辔。”蒋之翘：“《南山》之不及《北征》，岂仅仅不表里《风》《雅》乎？其所言工巧，《南山》意何如也？连用‘或’字五十余，既恐为赋若文者，亦无此法。”梁庆遇对杜甫《北征》的两个“或”字的运用是赞许的，而对韩愈《南山》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是持批评态度的。历代诗家均认为杜甫精于锤炼诗句，梁氏之诗话更加印证了。 四、从批注角度解杜诗 梁庆遇对杜诗中的单字、词语、句子作表面以至深层意义的阐释，比照中国诗家解杜相应条目，可以透视出中韩诗家不同的论诗角度和审美视野。现列举几则诗话材料，与中国诗家相比对，以见其优劣差异。 第一则：“杜诗曰：‘不分桃花红胜锦。’不分之意，人多未晓。安于心者为分，不分者犹言不安于心，即‘嫌’字意也。以故杜诗与‘生憎’为对用。” 诗句出《送路六侍御入朝》，颈联为“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棉”。梁氏认为“不分”与“生憎”对用，应理解为“嫌”之意，并举出苏轼的诗歌加以佐证：“坡翁《春分后雪》长律颈联曰：‘不分东君专节物，故将新巧发阴机。’据此两诗，可明其义矣。”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对“不分”的解说与梁氏不同，仇氏认为：“不分，不能分辨也。”仇氏也举出了佐证之例：“徐摛诗：‘恒教罗袖拂，不分秋风吹。’张正见诗：‘不分梅花落，还同横笛吹。’” 《康熙字典》对“不分”的解释为：“不分者，不平之意，与忿同。”其所举之例即为杜甫这两句诗。当代学者马茂元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分析此诗时认为，“不分”犹言不满、嫌恶，“生憎”犹言偏憎、最憎。细察诗意，可见梁氏的分析更贴合诗意，“桃红胜锦”“絮白于棉”，风光是明艳的，但诗人却是“不分”“生憎”，恼怒春色“无赖”。因它触忤了愁人。 第二则：“杜诗曰：‘沙头宿鹭联拳静。’唐人诗中用‘联拳’处甚多。联拳者，群鹭离立之貌，非谓联其拳也。以故杜诗与‘拨剌’为对。今之诗人或以‘接翅’作对用，误甚矣。” 诗出《漫成一首》：“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鹭，即鹭鸶，一种水鸟。梁氏认为“联拳”，是指群鹭群聚而立的样子，与“拨刺”相对。“拨刺”即鱼跳跃之声。梁氏的解释和仇兆鳌《杜诗详注》是一致的，仇氏曰：“联拳，群聚貌。拨刺，跳跃声。” 第三则：“唐人为诗以‘余’为‘残’，每当用‘余’字，必代用‘残’。如《洗兵马》曰‘祗残邺城不日得’者，其时贼所据城邑皆已复旧，只余邺城，而当不日可复矣。又如‘犹残数行泪’‘南纪残铜柱’等语何限。”梁氏看到了唐诗中的一个惯用现象，即作诗时把意为“余”字的代写成“残”字，说明其对唐诗是很有审美眼光的。仇注解释“祗残邺城不日得”句曰：“祗残，但余也”，和梁氏的认识是一致的。 “犹残数行泪”出自杜诗《登牛头山亭子》：“犹残数行泪，忍对百花从？”“南海残铜柱”诗句出《偶题》，“南海残铜柱，东风避月支”。仇兆鳌赏析《登牛头山亭子》曰：“此章，乃登山亭而作也。上四叙景，下四感怀，八句皆整对。凭高遥望，故城照日而见其孤，谷含风而觉其远。世乱无家，止余数行之泪，忍对此百花丛中乎，伤心甚矣。”从仇氏的赏析可见，对于“残”字，他的看法也是“余”之意，和梁氏观点相同。 第四则：“杜诗‘堑北行椒却背村’。世多误解‘行椒’之‘行’音‘杭’者，非也。凡树之沿途列立，望之如人之行者谓之‘行树’。张说之《入秦川路》诗曰‘汉家行树直新丰’，杜诗五律又曰‘塞柳行竦翠’，言行其竦翠也。” 诗句出自《绝句四首》（其一），“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梁氏认为世人都误读了“行椒”之“行”，不该读“杭”音，而应读“形”音，并详加说明。《杜诗详注》明确标明“行椒”音“杭”。“塞柳行疏翠”句出杜诗《雨晴》“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仇注》明确标注此句中的“行”音“杭”。梁氏和仇氏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细察，梁氏和仇氏的解释都没有错误，如梁氏的解说，树在道路两旁树立，看上去像人在行走，所以称为行树，即现在所谓的行道树。都是诗家自己读诗的真实感悟，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有很高的互补价值。 第五则：“杜诗《杜鹃行》曰‘业工窜伏深树里’‘业工’二字，世皆不识。车天辂五山曰：‘少年时阅书，见巴俗指杜鹃雏为业工之语。而今忘其为何书也’，云云。余亦未曾见了，遍问博览，人皆不能知。岂车君阅历多，容或误见之耶？” “业工”之意，中国诸本没有给予注解，如“九家注”“仇注”等，但是在韩国诗话中，出现了两次，先于梁氏的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论述：“读诗《杜鹃行》曰：‘业工窜伏深树里。’车天辂尝言杜鹃雏曰‘业工’，出杂书云。而余意业工犹言能工，谓杜鹃善窜伏于深树间也。”梁氏和李氏关于车天辂注解“业工”的论述文字的意思是基本相同的，但李睟光《芝峰类说》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业工”指的是杜鹃擅长窜伏于树林间，似浮于表面之意。 梁氏又补充了一些说明，引用的是李安讷的论述：“李东岳安讷曰：‘唐本书册中有文字间一字叠下，如漠漠、萧萧之类，则厌于再书，或以小又字继之，如我国人以两点继之者。剞劂氏误以又作工，比比有之。‘业工’必‘业业’之误传也。杜鹃以蜀帝之魂，失国业业，潜身山薮中，呼号四五月之间者，不亦理通乎？’”李安讷认为“业工”应为“业业”的误写，源于古人用叠字常常厌于再书，并结合其下一句诗意，得出自己的结论。梁氏认同李安讷的看法，“此言甚畅快矣”。纵观全诗，李安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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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17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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