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语的重要“纽带”:隐喻与转喻 一、隐喻与转喻的同胞孪生 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组合/选择原理,将传统的隐喻修辞引入到一个新的认知水平。 其实,相较于语言家们“后设”的理论,早在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隐喻就存在了。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同源性是构成隐喻的基础,人总是渴望肉体、精神与大地达成永恒的形式,人就本能地求助于语言,因为语言的基本结构方式是隐喻和逻辑,这样,人面临着: 在隐喻中,两种存在——人与自然——是一个原始的“统一体”,人是以“体验”的方式与此世界合一。这是生命和宇宙、有限与无限、生与死的合一。 在逻辑中,人与自然是一个“对立体”,人以对立的方式与自然分离,这是人与自然、生与死、是与非的二元对立存在。那么,“世界在语言中”就面临两种可能的境况,隐喻或象征的世界,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逻辑或事物的世界,一种无可能性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分离中的世界。 虽然“世界在语言中”呈现一体化与离散化的博弈,但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接受隐喻的庇荫:相信隐喻是阅读世界的注脚,语言学精致的智力形式,是日常语用随时可倚的仰仗,也是推开未来愿景的把手。 不管从宏观的生存还是微观的修辞看,隐喻的本质都是一种类比关系,以想象的方式将某物等同于某物,具有一种替代性的命名功能。一旦异质的词之间建立对等关系,两个相异而又对等的主体就进入了相互作用的张力场,不可见的存在被带到对可见的存在物的感觉中,不可言说的被置入可说事物之内,从而把无名的存在引入到语言的光亮中来。由于人的自我中心与身体性,人与宇宙构成隐喻关系与生俱来。山脊、山口、山腰、山头、山脚、山背、瓶口、瓶颈、针眼、玉米须、锯齿、鞋舌、烛泪……皆是雄辩的证明。 也由于长期来习焉不察,见惯不怪,隐喻的命名也成了“无名”——日渐磨损为十分固定的老词,以至于我们完全忽视了它们最早的义源、并误认为这就是它们本来的面目。历史积淀与当下的批量,多到让人麻木不仁。从神话原型到寓言故事,从俗语俚语到书面修辞;古老的风俗、翻新的仪式;手势、表情;广告、标语、徽章、设计;哀悼的黑颜色、送葬的鞭炮声……人们尽管试图挣脱“一体化”的文化束缚,却始终逃脱不了隐喻的如来掌心。甚至网络中盛行的符号如( ^_^ )、╰_╯、@x@……都能一以当十。这一切,都说明隐喻充塞在整个世界中,有如空气中的负氧离子,随时提供必不可少的呼吸。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 I.A.Richards )曾肯定日常会话中每三句话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有关科学统计数字也显示,人们每分钟使用5.16个隐喻,其中1.8个具有创造性,4.08个属于定型化;普通语言有70%来自于隐喻或隐喻概念。英国科学哲学家玛丽·海西( Mary Hesse )甚至提出“一切语言都是隐喻”的论断。人们充分享受隐喻带来的种种好处、方便与美妙,同时也忍受着隐喻的折磨与误导。 隐喻的字面含义源于希腊语“跨越”与“运送”意思,它以想象的方式将某物等同于他物,充满转化与生成功能。隐喻从传统的比较论、替代论到当代的互动论,其复杂性使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包括最近有论者指出,隐喻形态的历时变化,是来自语言与思维中的美(情感—修辞 )、真( 逻辑—认知 )的二维转换生成,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意义函数关系;意义的函数关系使隐喻充满“一生三”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一种“跨领域的映射”。它出于完全的经验空间与不可知的本体空间“界面”,并通过“类比关系”作为经验的最高根据而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隐喻简直成了一种基本而普遍的存在方式。 回到汉字语义学上考量,隐喻即意谓借助“隐”——间接的外在的方式来“喻”深层的、被遮蔽的内容。如《 小雅·正月 》所示“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如《文心雕龙 》所说——“以障显彰”,它与中国诗学的“兴象”,在品质上庶几相通?南宋诗人陈骙很早也把喻分为十种类型:直喻、诘喻、对喻、博喻、评喻、简喻、虚喻、引喻等。2002年入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程抱一( 程纪贤 )曾从字本位立场阐释这一问题。他说表意文字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建筑结构,和谐而经久不变,各个都像拥有意志和内在统一性的生灵,并且赋予与其他表意文字结合的巨大灵活性;整个汉语表意体系是通过它们联络事物和互相联络的纽带,构成了一个“隐喻-换喻”系统。每一个表意文字都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这一现象有利于在语言中形成许多隐喻表达方式。 其实隐喻表达的复杂性还由于它是一种“连体”结构:隐喻孪生着转喻,尤其在动态中,任何隐喻都带有转喻的痕迹,任何转喻都带着隐喻的基因。隐喻中有转喻,转喻中有隐喻,它们相互作用的“踪迹”始终纠缠不清。我们在雅克布森的双极理论中获得启悟:隐喻的静态语境中常常保留了非转喻(转喻的消失 ),而动态的语境中则常见转喻活跃的步履。但是通常我们确定的隐喻都包涵了消解在其内的转喻,只是在没有特别需要分析与说明的前提下,隐喻作为转喻的代理和包办,暗中承担了“双肩挑”。 公认的转喻是以事物的毗连性为基础,以彼物感知、体验、指称此物的思维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转喻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转喻和隐喻一样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心理机制,多少提升了转喻的“地位”。认知语言学发现转喻在交际活动中,交际者大多选择具有突显的、重要的部分代替整体,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取代部分。因此,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整体与部分、以及整体的部分之间因互换而成就了七种细化的转喻分类:分别是地点的转喻、标量的转喻、领属的转喻、容纳的转喻、事件的转喻、构成的转喻等,它们涵盖了广泛的言说领域。 两者的“分工”是明确的,用雅各布森的原话表述: 与选择相关的是相似性,它暗含了某种替换的可能,选择的过程产生了隐喻,隐喻根植于相似性的替换:与组合相关的是邻近性,它暗含了某种延伸的可能组合的过程产生转喻,转喻是根植于邻近性的修辞和思想手段。 诗歌的创造性指数之一就体现在选择与组合、隐喻与转喻之间的默契、交换,有如型号不一的齿轮,在一条被叫作“对等原则”的纽带牵动下运转——速度、密度、频率、间歇,看谁运转得桴鼓相应、游刃有余。 二、对等原则及其关联 从隐喻文化回到狭义的诗学,勿需公投,最具创造性的隐喻无疑来自诗歌这一特殊文体。有人通过六种文体比较,证实诗歌的隐喻创造概率一直高居榜首。 诗歌的隐喻占了近一半比例,可见去掉隐喻,诗歌就会变成怎样的面黄肌瘦、半死不活。难怪路易斯会说,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巴克拉德会坚持,诗人的大脑完全是一套隐喻的句法。不可否认,诗歌的发生与完型完全有赖以隐喻的全息进行。而隐喻之所以能站住脚,是因为它拥有自己铁打的运行机制,这也就是罗曼·雅各布森一直揪住不放的诗歌核心: 诗歌功能就是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 这句话说得十分到位,它包含四个关键词:对等、反射、选择、组合。选择相当于“遣词”,组合相当于“造句”;对等是在上下句之间,进行“等值交换”。在组合轴上两个看似不等的词,由于有选择(聚合 )轴上的“等值”参照,就容易“映射”或“转嫁”到句子中,从而实现了把选择关系置入组合关系的转换。这就是诗歌特有的隐喻“语法”,也是隐喻与转喻的基本“秘密”。 对等原则作为隐秘而灵活“杠杆”,联结起隐喻与转喻,共同实施语词句子的运作。需要注意的是,对等并非相等的同义,对等是在对应,类似和相异,同义和反义的基础上进行的,故对等原则也是雅各布森所说的“平行”结构。这意味着对等原则中相似与相异,同义和反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奠定了在相似性中广泛“代表”的可能,同时也暗含着向着组合过程不断生发、延伸的多种可能。即对等原则投射到组合轴上,组合轴也存在“替代”次序的支配可能。所以隐喻与转喻之间,不管是“等价”、“代表”、“替换”关系,转喻都带有轻微的隐喻特性,而隐喻也同样带有转喻的色彩。这种投射转换也恰如罗兰·巴特所言:“在隐喻中,选择变成了邻近;在转喻中邻近变成了一种从中选择的范围。因此,看起来,在这两个边缘上,创造似乎永远有着存在的机会。” 正是双方不可抗拒的亲和、兼容,互为照耀才成为可能,它完全符合诗歌的复合意指功能。 要之,隐喻掌握着诗语的“垂直关系”,从语言库存选择具体的词( 表现在相似性上的替换选择 ),转喻则在横向水平关系上组织句或段(表现在邻近性上把一个词置于另一个词的旁边 )这就构成等值原则下的语词“交换仪式”,形成千千万万语词的一体化“交欢”。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张力可以视为隐喻与转喻的后台老板,“对等原则”则成了前台执导,在他们共同策划下,隐喻与转喻翩翩起舞,上演了形形色色的诗语节目。 由于组合轴与选择轴之间的投射关系( 多向、对照、呼应、衬托),每个层次的语义单位都会产生一个互操作过程,使诗歌语言成分复杂化生成新的意思。这样隐喻与转喻接近于一种函数关系,函数关系不妨也看做是一种张力结构。 函数的定义告诉我们:设在某一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x和y,如果当变量x在其变化范围内任意取定一个数值时,变量y按照一定的法则总有确定的数值和它对应,它们就构成相互映射( 投射 )的变化关系。那么我们无妨把Y看成隐喻——选择轴,把X看成转喻( 换喻 )——组合轴,那么双方相互作用下的S“值”( 张力 )就不是一种意义的累加,而是xy两轴上语义的比值。在话语的通常情况下,能指和所指完全照应对等,比值为l,张力最小。在诗语的特殊语境下,隐喻与转喻的映射( 投射)、转化( 变化 )过程,比值都远远超过1,即它们的语义关系愈疏远,比值越大,其含义的复杂化愈深,所留下的联想空间愈大,张力也就越大。这样的效果,正好显现出列奥塔德( Lyotard )所指认的:意义“断堑”中的意义“富余”。 比值取决于对等中的对等与“不对等”,它几乎“操控”了隐喻转喻的运行。需要说明的是,对等原则建立在语义相同、相似、相邻以及相异的基础上,即对等的内容不仅有语义的同价、声音的同价与形态的同价,同时还包含相异的、甚至相对立的东西(这其实隐含了不对等 )。所谓对等原则可看做是替代与交换功能:即隐喻在诗语的纵向轴列,是用一种意象取代另一种意象,而转喻是基于横向联系,通过联想方式对相邻成分进行排列式的衍生。以独立句为例,当一个人说“他经过大海”,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隐喻,因为他无法暗示或证明两种不同事物存在着同一性,从而失去替代与交换功能。但只要改动一个字,“他犁过大海”,就有那么一丁点隐喻色彩了,这是利用两个符号之间的相似性,以一个类比另一个(相似性比喻 ),即靠一个动词中介“犁”的联想,就让“大海—土地”结成隐喻的浅表性联盟;而使用转喻时,通常是用局部代替整体并由此衍生其他物,“他聆听贝壳的深渊、珊瑚、和风的细雨”——其实他是在聆听大海,因为贝壳、珊瑚可以顶替局部的大海,或整个大海被大海的局部贝壳、珊瑚所取代;“深渊”身兼大海的相似、相近属性,共同承担隐喻与转喻的“双肩挑”,同时和后一个序列“风的细雨”并列制造出另一个转喻。前者基于代替者与被代替者之间在时空上的亲密关系,后者(风的细雨 )则是转喻出来的衍生物。(严格地说,此例是隐喻与转喻的混合。 ) 在对等原则基础上,笔者力主将张力引入本来已够复杂的隐喻与转喻的关系中。这,会不会把水搅浑?误入“自作多情”的推举,抑或牵强附会的累赘?三者关系如下: 比值S(张力 )=X( 隐喻)/Y(转喻 ) 比值≤1 基本无张力: 他经过大海( 常态话语 ) 比值≥1 出现张力: 他犁过大海( 一丁点隐喻 ) 比值远远>1 张力增大:他聆听贝壳的深渊、珊瑚、和风 的细雨( 转喻+隐喻 ) 这就是说,当比值由1发生递增性变化,隐喻( 转喻 )的功能得到增强。 为了更深入了解隐喻,接下来还有必要理顺一下隐喻与象征的联系与区别。隐喻与象征同是具有混同交叉关系的认知模式,它们最大的同一性都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它们都有本体和喻体、本体和象征体两种构成成分。在用甲物暗示乙物的基本功能上,它们如出一辙,几乎分不出伯仲。处在相对单纯状态中,隐喻等同于象征的说法可以被认同(例如“石头”隐喻或象征暴力 ),正如复杂状态下,带有寓意成分的意象等同于隐喻也是可以成立的。两者的微妙区别是:①隐喻经常携带情同手足的转喻,多数时候可以感受它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并且是它从具体的形象中过渡、联结到它所指称的意义的;象征是整体的、甚至是体系化的抽象,使得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韦勒克、沃伦 )。所以有人概括出“象征是与观念、理性、自在性及完整的主体意识有关,而隐喻则与具体形象、关联性、感性、个人体验密不可分。”②同是暗示,但象征是用此类事物暗示彼类,隐喻则是用彼类事物暗示此类,用季广袤的“剧场”来比拟双方颇有意思,即“隐喻使人关注正在表演的舞台,象征则使人神往于幕后。也就是说隐喻关注的是此类事物,象征关注的是彼类事物;因此,象征是隐喻的倒立”。③隐喻本质上是“概念系统的跨领域映射”,多表现在语汇之间的转换,而象征由图像、实物发展为后来的语言媒介,表现上多以语段为单位,因之更具长度与整体形象,故需要更多依赖语境支撑。④象征体与本体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故象征意义相对恒久;隐喻中的喻体与本体关系相对暂时,特别是带着转喻功能,容易发生变化,故在新批评看来,诗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创造新的隐喻。 然而,长期来隐喻的某些“越俎代庖”导致转喻被忽视,在诗歌写作中,其实转喻并不少于隐喻。或许意识到转喻日益被“靠边”的危险,近期台湾女学者郑慧如有意将转喻从隐喻中“独立”出来,给予特别关注与强调,这在两岸是少见的。她在《语意的蔓延与轨逸——论诗的转喻 》结语中郑重道:“隐喻是不及物,转喻是及物;隐喻是完成的状态,转喻是开展中的行动;隐喻是原生的情境,转喻是减缩或重组的实现;隐喻是想象的根底,转喻是对这个根底的颠覆。”同时她还通过文本细读,从诗歌现场提炼各种转喻经验,焕发了被隐喻掩蔽的转喻光彩,诸如: ——转喻具有向常态价值和认识发动攻击,与现实且战且走的游击姿态; ——转喻包孕着汇流、松动、崩解、转向等语境边界上的意义流动,穿透观念与空想,向具体的存有言说; ——转喻利用符号的任意性,以接续的意象或叙述,酝酿左冲右突、游离张望的各种可能; ——转喻让精确的修辞获得扩张的效用,从而让诗歌获得张力; ——转喻拥有弥漫延续的歧义特质,随机应变的逸轨,在某种程度超越了语言的局限。 这一“独立”出来的研究,提醒诗歌不要过分“偏心”隐喻而致失衡,它有助于转喻模式的重估和挖潜。 三、隐喻与转喻举证 台湾中生代诗人简政珍是隐喻-转喻方面的高手。他诗中多次出现“爆竹”,其中“爆竹翻脸”——“弹片碎裂”,并置隐喻了人生的复杂况味。《纸上风云》是用蚊子的献身,隐喻写作生涯的祭血壮烈。《街角 》边,瘦削的黑猫和掉毛的狗,在翻搅腐臭的食物,隐喻政治的发馊和政客的“乞讨”。《伤痕》中地壳的大变动,隐喻了即将来临的“风暴”——政治、经济、社会的大“龟裂”大震荡。而《试装》“赫然发现你脸上的皱/纹/竟以为镜子有了裂痕”,在皱纹与裂痕的相似对照中,妙喻了时光作用下诗中人“苦涩的笑声”。《 三寸金莲 》注意选取意象细节:“伸出一对赤裸的三寸金莲/拇指如笋尖/其余四指折迭连绵/如通往山巅的回肠小道”,暗示了中国女性苦难的性别史,充满折叠式的坎坷与歧视。《 国丧日 》用暮云的仓皇与落日的委顿,通过时空变形和动态化,生动地影射了衰败的政体。还有《之后——给李远哲先生》“之前,你打翻了墨水/在这块地图上/涂鸦一个海市蜃楼//之后,我们每个月/定期聆听一个穿戴纸尿布的政客/在记者会上宣读小学生作文”,那种穿纸尿裤、念作文的夸张漫画,则隐喻了立场丧失、低智商的老学究,何其鲜明生动。 更为精微的是,简政珍能将抽象物通过较长的途径,定格为可触可摸的隐喻映象,比如虚无缥缈的写作情状,变成眼睛在黑夜搭建舞台,审视体内管弦合作,细雨缓缓成型,任何引擎的声音都能发动胸中的起伏。诗人把创作状态象喻为内在心灵的交响,需要耐心、期待和完善,在在悟出创作的堂奥。他频频为隐喻牵线搭桥,不论是简化处,抽象处,细节处,还是曲径处,都恰到好处。 由于隐喻较为清晰,到此打住,下面用较大篇幅来看看转喻。 转喻的诗歌类型通常有语词的借代、词性转换、缩略和句子的述谓,主要形式是借代,所以转喻也叫做换喻,是以密切相关的事物在推理过程中从本来事物转换到另一事物去。在转喻问题上,简政珍更欣赏并推崇转喻的并置功能。他借用某些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念,宁愿把转喻看成置喻:“隐喻是基于语意的相似或相异,置喻是基于语言的比邻或并置。”他之所以强调置喻而不翻译为转喻,是因为他强调“语意不是由个别意象决定,而是由邻近意象烘托的结果。两个相毗邻的意象彼此投射,而造成比喻关系。”而转喻所代表的意义的双向、多向对流与往返周行,正是转喻之为诗意的重要特征之一。 相对简单明白的转喻是《 过年 》,诗人从想象亲人年夜饭的味道:桌上没有鱼肉,可能有粉丝和豆干加菜,以及五谷米的猜测,转喻为“电话菜”,“最渴望的一道菜/是桌旁的电话/喂,你的声音有特别的味道/我的喉咙被你呛住了”。这样,亲情就在“电话—菜”和“呛”的流转间,浓浓地流溢出来。再看《 秋千 》:“秋千在断墙碎瓦中/整顿心事/积水中有一只螃蟹/想爬上支架/尝试横行的滋味”,荡秋千的情景中“莫名其妙”地横出一只螃蟹,怪异的关系有何用意呢?原来是作者先通过秋千变化,巧妙埋伏人生不同阶段,而后将螃蟹楔入其间,既是人生老境的自况写照(隐喻 ),又有与秋千发生并置关系的换喻企图。 《 选前 》则是将风云变幻的选举形势,通过四种转喻( 换喻)体现出来:八月大鸟衔来一朵浮云、怂动的闪电、一再延误的雷鸣;十二月是水槽旁边的蚂蚁,竖起触角警戒;三月是捡拾废弃的旗帜,风中翻滚着纸张;最后是五月听到一声声风铃的尾韵。诗人采用时间顺序,从天气、物侯、上街观看和写诗——观闻听感诸方面指涉台岛的政治选情。在并列式象喻书写中,利用了风景“替代”法。从这里,我们看清该诗的转喻,是以邻近的关系作为结构(月份 ),以水平对应物( 风雨雷电 )的连续运动为发展方式的。 简政珍在承接传带隐喻与转喻的运动中,拥有上好的润滑剂。隐喻与转喻的变换、组合、跳脱,不管是以实喻虚,以虚喻实,以小喻大,以大喻小,虚实相辅,实虚互生,都颇具成色。《浮生记事 》中,是把水作为原点,纵横四面八方,同时换喻(转喻 )为口水、河水、洪水、脏水……在《中国 》诗章中,“当我们还在文字里散步/水泥已经遮盖了那一条河流的身世”,则是另一种类型:主要是以一种局部或一种因子来代表整体。这样,局部的水泥便成了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替身,个别的河流也就成了所有田园模式的代码。前后两项的“隐姓埋名”与“偷梁换柱”,源于久远的“约定”干系。而在《国丧日 》里,作者是将上面那种近邻变成“未完成”的“远亲”的陌生关系: 国丧日 防波堤上的风筝飞得特别高 诗的第一句与第二句明显有一个截然的“断开”,有意使国丧日悬在“半空中”,与风筝拉开距离,以便让多种可能的意思构建出来:“国丧”是下跪的、沉重的、饮泣低调的,风筝是悬浮的、漂泊的、高亢飞扬的。并列性对照构成隐约的反讽,孤立的国丧日与独立自由的“风筝景象”猝然遇合,使并置中的意象空隙,隐含台湾岛的许多联想发现,包括地理上的和心态上的,这种并置性给隐喻与换喻预留了很大天地。(假设“国丧日”不走换喻路线,而朝向“教堂钟声消逝”之类的方向、或“降半旗”之类的颓落方向发展,那么就会变成同类项的隐喻了。)再看《 流浪狗 》的最后: 我曾经将干粮放在围墙的缺口 猫的叫声带来黑夜,鸟的叽喳带来晨曦 我守望你的足迹,如窃贼,如渐行腐朽的电灯杆, 如及时雨,如闪电,如干粮上漂浮的蚂蚁 流浪狗作为都市普遍“畸零人”的“我”的隐喻,是显而易见却又略显单薄的,作者不吝连续用了五个平铺排比的明喻(换喻 ),掠影般夹杂着记忆与幻象,一经逸出隐喻边沿,反而有助于平添隐喻的现实感和丰富性。 这种灵动的换喻,在《痒》中最为成功,在交错中“痒”得自然而又到位: 蚊子扎一针/气钻机叫了一声/皮肤一阵痛痒/水泥土多了几条生命纹/记忆终于有感觉了/一个出土的古董/对着缺角沈思/涂一点药水/平息皮肤的骚动/灌一点泥浆/填平可能的怨言/这季节性的阵痛/总有其建设性的一面/一栋摩天大楼/慢慢升起 《痒》描写建筑工地上的噪音所引发的生理反应。在纵向轴上,作者用寓所猖獗的蚊子如针扎人的凶况,隐喻工地高耸而轰鸣的气钻。气钻机在物理属性上往深处钻与蚊子针嘴往皮肤里扎是何其相似,在钻与扎这一相似点上它们建立了隐喻(暗喻)关系。为了让钻与扎不那么简单化而具丰富层次,钻与扎从纵向轴上映射到水平轴上,延伸组接为横组合轴上的“叫痛痒”——水泥的龟裂、皮肤的瘙痒、楼层的震摇、心灵的悸痛,共同完成了生态污染的主题。工地的垂直噪音作为都市建设隐喻,与水平方向上的瘙痒、阵痛作为污染的转喻,在相邻对等的事物上,几经灵巧的设喻转接,显示了作者娴熟转换的艺术功底。 对此转喻,简政珍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方面,转喻经由意象或是语言牵引隐喻;另一方面,以比喻的传统与运作来说,转喻是反其道而行,是一种逸轨的行经,因而有解构的姿容。” 此见解,与拉康眼中,转喻是欲望的动力或残余的一种“小它物”,有没有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说,转喻也是对隐喻的某种拂逆,或是对其“血缘”的接种、延伸,双方犹显得伯仲难分,泾渭模糊,它使整个现代诗的象喻写作变得复杂和丰富多彩。但实际书写中,诗人们不必太顾及转喻与隐喻的差别,倒是必须清楚隐喻的思维机制,千方百计地杜绝所谓老去的“化石”隐喻、或“睡眠”隐喻的侵扰。故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家莱可夫( Lakof )和特纳( Turner )特别提供四种创新途径:拓展对应关系( Extending )、增加细节描述( Elaborating )、整合多个隐喻( Composing )、质疑常规隐喻( Questioning ),是很值得借鉴的,它们将有助于提升诗歌隐喻的活力。 诗歌的隐喻与转喻源于原始思维服的“互渗律”,用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 L. Levy-Bruhl )的理论来理解,即人与物之间,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也没有不可突破的界限,故而天地万物都可以相互沟通转化、相互渗透。诗歌的隐喻与转喻,是建立在“万物互渗、同型同构”的相似相近基础上。而隐喻转喻的相似、相近性有两种:一种是物理性质上的,它基于联想心理基础,容易被人理解,张力效果相对较弱;第二种是主观感受性上的,它基于想象基础,由于主观感受的高度个性化和独特性,张力效果较强。而它们之间(隐喻与隐喻、转喻与转喻、隐喻与转喻 )互动的张力,往往是把距离甚远、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拉近”在一起,由此引发读者的惊诧震撼。这些张力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两个事物的相关程度,相关程度越小,互动产生的意义越具冲击力、感染力;相关程度越大,则冲击力、感染力越小。 对于“互渗律”所“派生”的隐喻转喻及其张力,笔者一直以来试图用一个通俗比喻来理清它们之间的纠葛,即隐喻类似家族的嫡亲直属:它拥有最亲密的,从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到儿女、孙子、曾孙们的近亲谱系,包括其旁支:叔叔、姨姨、姑姑、舅舅、堂兄弟、表姐妹等近邻和远房亲戚……他们构成纵向直系的主干结构。而处于横向轴列的转喻,本来与“宗族”“家族”并没有太多直接、必然的联系,由于纵向的“投射”“映射”关系,连带出或动员出学缘上的学友、校友;业缘上的同僚同事、上司下属;志缘上的诤友、畏友、票友、网友乃至敌友……都共同参与了——宗族内或亲近熟络、或水火不容、或精诚团结、或斤斤计较的“家春秋”演出。在现代诗语的部落里,诗人们正是通过张力这一充满“血缘”的纽带,凝聚了家族和非家族的所有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