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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说之的诗歌及诗学观
【提要】晁说之的诗歌，典型地体现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联想曲折理性等特点，但又避免了江西诗派末流满足玩弄文字技巧的流弊，将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以及忧世伤时的情怀联系起来。他的独特的陶诗观，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诗学的多元性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关键词】 晁说之 诗歌 忧世伤时 非自然 在中国诗歌史上，像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那样才力横绝，历百世而不朽的诗歌大家固然值得我们重视，而像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梅尧臣、陈师道这样自成一家的诗人也不容忽视。他们既不像诗歌大家能够改变整个诗歌的进程，也不像众多毫无个性的诗人及身而没、声问俱泯，而是在所处的诗坛中占据一定位置，既体现了当时诗坛的共性，也闪现着独特的个性魅力。正是他们，构成了当时千姿百态的诗坛景观。晁说之，就是这样一位宋代诗人。 一、青嵩碧颍和白发丹心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一字伯以，开封（今河南开封）人，自号景迂生。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年未三十，博通五经，受到苏轼、曾肇、丰稷、范纯仁等名臣的多次推荐。哲宗元年间，官兖州司法参军、蔡州教授，绍圣时为宿州教授，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因上书落邪籍。徽宗崇宁二年（1103），知定州无极县任时被罢免，隐居嵩山。崇宁五年（1106）监陕西集津仓，大观四年（1110）监明州造船场，政和年间通判鄜州，政和六年（1116）罢归东里。宣和二年（1120）又知成州，宣和六年（1124）致仕东归。钦宗即位，以著作郎召，除秘书少监、中书舍人，旋以制词失当、议论不合落职，飘流高邮。高宗立，召为侍读兼徽猷阁待制，未几避乱海陵。建炎三年正月卒于金陵舟中，寿七十一。平生著述数十种，达二百卷，今惟存《景迂生集》二十卷和《晁氏客语》两种。 晁说之的一生经过了五起五落，但忧时伤世、为国效命的热情和执着在诗文中却无论穷达，白首不泯。元符末上书被贬往条件恶劣的无极县时，他宣称“终期不自堕”（《始到无极作》） ;知成州时他因旱灾放免民税后，不堪上责，挂冠而去，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民瘼的关心;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也并未苟安，忧国忧民的热情反因国仇家难而愈燃愈烈。《感叹》二首其二云: 龟筮总茫茫，风尘惨大荒。丹心能许国，旅力愧勤王。 若使官兵卫，犹能干戚扬。叩阍陈胆策，折翅亦难将。 虽然他被钦宗放逐，流寓高邮，但面对山河沦落的惨状，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居然还想着效力国难，陈策君前，纵然因此被黜亦不后悔。说之的一片丹心昭然可见。但是，由于长期沉沦下僚，其诗中经常出现感叹年岁老大的现象，“白头”、“白发”、“白首”共出现了55次，使用频率相当高，有意思的是，它们还屡屡和“丹心”一词构成对举关系: 皎洁一生余白发，辛勤百计只丹心。 （《病目作近体诗五首》之三） 数茎白发何堪照，一寸丹心未肯灰。 （《寄隰州李九使君》） 羹饭东西惭白发，功勋远迩负丹心。 （《伏蒙三十六丈大夫宠视长句辄次韵和》） “白发丹心”，不仅暗示着说之时不我与的悲慨，更表现出他忠于国家民族生死不渝的深情。经常出现在说之诗中，与“白发丹心”形成互相参照的另一组词是“青嵩碧颍”（或作“碧嵩青颍”、“碧颍青嵩”）: 碧嵩青颍肯相从，万事茅堂醉梦中。 （《即事谢公表二绝句》之一） 固知怜我飘零甚，忘却青嵩碧颍时。 （《白雁陂》） 不知归计何从得，碧颍青嵩画未成。 （《为客》） 所不同的是，“白发”“丹心”是对比，表现出的是无奈与执着;“青嵩”“碧颍”则是连用，让人感觉到山水的盎然生意和清幽喜人。“青嵩碧颍”展现着说之精神世界的另一维度，那就是超尘出世，返归自然。崇宁党禁前，说之就与嵩山隐士陈叔易往来唱答甚为频繁，且表示出倾慕之意，罢任无极后说之随即隐于嵩山与少室山之间，嵩山为五岳之一，名胜众多，少室山有著名的少林寺，且南临颍水，风景宜人，说之在这里隐居时间虽然不长，却带给他心灵永久的诱惑，怀嵩成为他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他自称自己是“白头嵩客”（《夜大风》） 、“嵩阳客子” （《书事》） ，听见下雨，他会联想到“夜雨听沉寂，颇似嵩少时” （《夜雨》） ;凉风吹愁，他会惊呼“何不命驾归嵩丘”（《初秋思旧山》） ;友人想要隐居，他赶快推荐“闻道近还思卜筑，好来嵩少共烟霞” （《寄韩君表》） ;送人回京，也不忘叮嘱对方去探望一下自己旧日隐居之处的生灵，“烦君去路望嵩少，猿鹤相思端可怜” （《送张路钤还阙》） ;对方住处稍近嵩山，他就不胜羡慕，“门前颍水流，屋上嵩山色。天以延二老，世人何用识” （《谋归寄阳翟李九吕十四兄》） ;流寓海陵，还梦萦魂牵，“一别嵩阳县，二纪不得还。几处逢新秋，幽梦著旧山” （《秋适》） 。无论何时何地，自然人事的任何变化，仿佛都能激活他潜藏的嵩山情结。“白发丹心”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老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济世信念，“青嵩碧颍”又让我们发现了这位诗翁渴望逍遥、游戏山水的自然风神。正是这两种情绪的相互缠绕，使说之于出处之间显得相当矛盾。他的一生，不断高呼隐去，也不断被放归，按说有的是终老青嵩碧颍的机会，但只要一有出仕的机缘，哪怕路途再远，官职再小，说之也都毫不犹豫地赴召前往。遗憾的是，他的一颗丹心到老也无处发热放光，因此他永远也无法真正的归隐，进入青嵩碧颍的怀抱。说之的一生，似乎显得有些悖谬。但这实在是中国古代士人共同的悲剧，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崇尚的是功成身退，身退须以实现个人社会价值为前提，如此才能在自然、社会与自我之间寻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与平衡。再看“白发丹心”中所包含的意蕴。说之博学且有干才，却蹇于仕途、白首无成。这自然有社会制度的原因，但更可能是由于说之的个性和人生观所致。说之平生最敬慕司马光，司马光自号迂叟，说之因号曰景迂生。司马光以尊古好礼、诚信端直的品行闻名于世，说之为人行事，崇古好学，不媚时好，事君不欺，爱民有加，正如其侄晁公祖《题嵩阳景迂生文集后》所言:“景迂先生自少日激昂，刻意经术，尊先儒，谨训诂，未尝亿措一言以悖理害教也。” （《嵩山文集》附录） 这种非常富有儒家理想主义的气质，与司马光一脉相承。 说之中进士时，王安石之学正风行天下，《三经新义》立于学官，但他却深感天下皆习王学之弊，主动埋首钻研古学:“仆年二十有四，偶脱去科举事业，决意为五经之学，不专为一家章句也。是时王氏之说列于学官者既尊，而又日有新说至自金陵……仆恨焉，岂无古人之师乎?” （《太极传后序》） 他的父亲晁端彦交游广泛，说之却未主动干名，元时他受诸多名公交荐，并非出于自己的请托，“逮元以效官，群公荐以文章之科目，未尝露才以投刺”（《谢罢中书舍人表》）。 直到元符三年，距离他及第已近二十个年头，他才熬到知武安县这个微职。然而说之似乎并不准备改变自己，在《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他倡言尊《春秋》，不专一经，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持极端否定的态度。结果落入党籍，罢隐嵩山。但“吾曹宁饿死，终肯傍祭璠?” （《趋府马上悠然思陈无己三兄成诗寄之》） 说之依然故我。晚年他任太子詹事时独尊孔子，反对太子读《孟子》，给了人攻击他的口实，不久他就被免职流放。这在旁人看来无法理解的行为恰恰反映出说之的儒家道统意识和理想信仰，不可简单地以迂腐视之。 无庸讳言，说之思想里也有佛教痕迹的留存，他早年就喜爱佛经，中年以后逐渐对天台宗（即法华宗）发生兴趣，甚至宣称自己“世奉真如法门”（《宋成州净因院新殿记》） ，晚年爱诵法华经，自号“天台教僧”和“洧上老法华”。但究其一生行事，佛教思想在说之心中始终处于一种调剂和非主流的位置，《寄焦山成老高邮滋老》一诗云: 他乡卧病白头翁，孤愤犹存涕泪中。 竹叶有阴唯待月，莲花自殒不须风。 明朝白帝行商令，何日黄麾入汉宫。 一死等闲无足惜，道人第一莫谈空。 金兵入侵带来的国仇家恨，使儒家尊王攘夷的传统信念在说之身上表现得愈发鲜明强烈，他虽然衰老卧病，却心存孤愤，期望有朝一日能恢复中原，再拜东都，即使为之死去也不后悔，又哪里用得着佛家空观来解脱呢?后来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示儿》） 在构思上就与此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当国家利益、社会价值与佛家虚无空幻的哲学观发生矛盾时，避路礼让的往往是后者。有时说之也能巧妙地将这种矛盾统一起来。如《过雁和二十二弟韵》之二: 庄周口舌过平生，择雁何为贵不鸣? 默默高飞宁有乐，人间生死本来轻。 这是他晚年受钦宗召见旋遭放逐、避乱高邮时所作。他认为道家讲的循默遁世，保命全生并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因为它是以沉默和放弃社会责任为代价的。佛家认为生死本空，不足可畏，那么又何不放言直谏呢?这正是借了佛家空观的力量，获得金刚无畏的勇力，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佛家的退转在这里反成了他坚守儒家理想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忧世伤时主调下的多重奏鸣 阅读说之的诗作，题材最多也最能给人留下鲜明印象是那些忧世伤时之作。特别是靖康之变至说之卒逝，不过三四年时间，说之却创作了280余首诗篇，占他全部诗歌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不难看出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深重的国难家仇如何强烈刺激着诗人的笔触。有些简直就是以诗人的血泪写成，感人至深。如《远戎》: 远戎深入震中原，为问何人守蓟门。 功业论天初已缪，和亲割地竟难存。 将军不战喜三北，逐客何堪厌七奔。 尚有微诚思献策，千行血泪叩天阍。 首联以反问句式，感叹金兵入侵，竟无人能把守国门。次联反思北宋统治者的失误，将和亲割地视为齐天功业，最后导致沦亡。三联讽刺守将不战而溃的可耻，“喜”字极具反讽意味，对比自己因国事屡遭放逐的无奈。末联言己愿意碎首天阙，思献微诚。老臣孤忠忧愤之气，氤氲萦怀。作于临终前的《药里》发出了更具震撼力度的呼声: 药里白头翁，孜孜离乱中。道从前日证，愁与昔年空。 食足思同饱，时危耻自容。愿将经济策，上疏大明宫。 诗的首两联言自己是一个多病的老人，又在离乱之中，生命之灯随时可能熄灭，还有什么看不透看不开的呢?后两联奇峰突起，“思同饱”、“耻自容”，由己推人，由私及公，胸襟博大，令人感奋，与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调。 这种忧世伤时的意识，在说之诗中几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如《旅怀》作于旅途飘泊之中，《一舍》作于暂时栖身之地，《药里》作于病中，而像七绝《新年》、七律《夏祭日感事》、五绝《秋书》、五律《寓高邮禅居寺》分属不同诗歌体裁，又分别作于春、夏、秋、冬不同季节，它们无一例外地贯串着说之思忧国事的高尚情怀。有的诗篇还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震撼人心。著名的如《实纪二十韵》: 双庙之前扁舟舣，太原失守胡尘起。铁马渡河京城闭，堤上奔亡如磨蚁。不是清河早伏兵，千舻万舳去何已。百家相逢不相识，同声叹言有如此。阉贯枭颅一日间，地下未应有馁鬼。董卓灯脐照，禄山肠流盛安史。京不及刑家自全，黼弗显诛恩尚委。杨炎终报元载仇，微之实同宗闵耻。政刑既弃胡虏盛，中国不尊招讪毁。尊名重器假狗彘，公卿何人是知理。嗟予老病岂乐生，实抱忠谋难须死。亦尝奏对明光殿，寒饥徒步荆棘里。面风背日若有待，前有戎车后妻子。戎车不断顿都城，元戎一言左右以。遥有人家投宿无，骨肉夜饭无钝齿。不嗟五日不面，但怜一夜灯花喜。庶几明发脱盗手，复见皇威振遐迩。庙堂再见谢太傅，弈棋未罢风尘弭。前夜客投佛寺晚，全家冻泣木鱼底。我今朝夕幸已多，闻见纷纷聊实纪。 此诗大致作于说之避地高邮，高宗立，召其赴行在之时。诗歌前四韵回忆了自金兵北侵，太原失守，二帝仓皇，万民流离的往日乱状。中六韵总结了童贯、蔡京、王黼等奸佞虽已伏诛，但已朝纲败乱。后十韵描述了“寒饥徒步荆棘里”、“全家冻泣木鱼底”的亲身逃亡经历，寄托自己怀抱忠谋，渴弭风尘，重立皇纲的美好心愿。叙事真切，议论雅正，可为史鉴。 根据日本学者浅见洋二的研究，年谱至宋代开始大量出现，它与宋代学者注重诗文集的编年形式有关，而宋代学者之所以注重诗文的编年，又与宋代历史学的发达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把诗作为历史资料而加以活用”的诗史观有极大关联。说之的诗文虽系其长孙晁子健搜集整理而成，但大致遵循了时间顺序，说之自己也经常标出诗文写作的明确日期，他的许多诗歌，都以日期或节候为诗题，如《元符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六日立春》、《九日戏作》、《三日》、《三月十一日大阅偶作三绝句》、《庚子初伏前一夕大雨》、《偶题丁酉》、《七月五日立秋》、《八月十五戏作》、《七月一日作》、《海陵寒食》、《海陵社日》、《正月二十八日避难至海陵从先流寓兄弟之招邂逅冯元礼故人》、《三月二日大风》等。有的虽不以日期或节候为题，但却标有“感事”或者即事名篇，也体现出较强的诗史意识，如作于海陵的《次韵和中远以予真州江上遭巨寇脱身感事作》: 一树高梧丹叶翻，男婚女嫁失前村。 但闻狼虎厌人肉，不见酒浆招鬼魂。 久分彼天难叩问，未甘此道漫追原。 江心火杂鱼龙血，我脱身来君莫论。 靖康之变，作为中原世家大族的晁氏故乡惨遭金兵洗掠，民众流离失所，尸骨遍野，以致连虎狼都已吃腻，活着的人甚至来不及为亲人设酒致祭。诗人欲为国效命，却于真州江上遭巨寇抢劫，九死一生，好不容易逃脱性命，但“江心火杂鱼龙血”的惊魂一幕却不愿再回首谈论。短短八句诗，将乱世的惨状和人们不忍追忆的心情揭示得淋漓尽致。再如《舟子语》: 晁子被放逐，四方何所止。随众到淮口，脱身乱兵里。长淮岁暮风，舟楫不得舣。因之狂雨来，青山白浪底。风雨与波浪，三者酷斗靡。北客怖未尝，波神得自喜。舟子言勿怖，此是冲风尔。前风冲后风，纵神杂横鬼。吼怒夜潮落，倏忽熟风起。冲风如小人，熟风若君子。明日复冲风，又非前之比。舟子言可贺，此风即当死。盛大不死者，从何睹神理。京、贯、黼、攸辈，万货他手委。官知其然欤，几年干天纪。神降与人言，化酒幻桃李。上真怒中华，实锡羯胡祉。破我诸州镇，胡阵风从指。汉兵遂喜北，不走即降矣。风伯不佑我，岂独在兹水。舟子语可书，聊以视知己。 靖康元年九月，说之因与当国者议论不合被借故贬谪，适逢金兵渡河，说之与百姓杂然逃亡，至睢阳，舟欲行而河绝流，“既而闻胡虏破拱州，将攻睢阳，遂舍舟与凡百士族民伍杂然奔亡，朝雨暮云，饥不知寒，仅有竹舆，不如徒步。既过之处，胡寇与溃兵踵迹相接，若来追逐，而彼方嗜杀略焚荡，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邮”（《答钟离远先辈书》） 。这首诗就是当时渡淮的纪实。不仅写出了岁暮风狂浪急的危险，还借舟子将不同的风比作小人与君子，联系到蔡京、童贯、王黼、蔡攸等奸党干犯天纪，遭致神怒寇侵。“破我诸州镇，胡阵风从指。汉兵遂喜北，不走即降矣”四句又写出当时宋金交战，金兵势如破竹，宋军不堪一击的实况。最后感喟天不佑宋，当国者须思舟子所言小人、君子之分，上顺天意。全诗夹叙夹议，深具史识、史才。 值得注意的是，当晁说之以沉重的诗史意识描摹社会乱离情景，以锐利的反思精神忧世伤时时，另一位诗坛大家吕本中也开始了他的时事诗创作，但他比晁说之年少二十五岁，无论从人生经验和对时局的认识上还都不如说之丰富深刻，他此时的时事诗，多是就事论事，缺乏反省。如《守城士》: 北风且莫雪，一雪三日寒。不念守城士，岁晚衣裳单。 衣单未为苦，隔壕闻战鼓。杀贼须长枪，防城要强弩。 炮来大如席，城头且撑柱。岂不知爱身，倾心报明主。 报主此其时，一死吾亦宜。未敢望爵赏，且今无事归。 寄语守城士，此言君所知。 再如《闻军士求战甚力作诗勉之》: 今春贼来时，军士怖而走。今冬贼来时，决拾揎两肘。 愤然思出斗，不但要死守。仰怀吾君仁，愈觉戎虏丑。 欲以占天心，於焉卜长久。暂劳何足道，富贵要力取。 行看斩贼头，金印大如斗。 两诗皆作于靖康元年，然而将士的浴血奋战在此时的吕本中看来或是为了“倾心报明主”，或是为了“金印大如斗”，对于造成今日乱局之原因只字未提。因此，虽然在纪实性上吕本中与晁说之各有所长，但揭示的力度和深度上吕却要稍逊一筹。 当然，忧世伤时并非说之诗歌题材的全部，他的诗歌，还包括酬唱应答，怀亲别友，题画论文，登山临水，闲居幽情，咏物托兴等多种题材，甚至连旅途中打瞌睡（如《马上睡》），还别人的诗卷（如《还通叟年兄诗卷》），亲人寄来一些土产品（如《赵妹自咸阳寄华州石缝山芋来作绝句二首》），请别人吃点小吃（如《招圆机吃槐叶冷淘》），都被说之写入诗中，典型体现出宋诗题材广泛生活化的特征。其中不乏颇有影响的佳作。如《题明王打球图》:“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去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就是数十首以玄宗打球为题材的宋诗中的扛鼎之作。再如《我昔题南庄壁》: 我昔柴门宜乐只，田园远近亦康哉。 花摇笠顶唱歌去，草塞瓶头沽酒来。 白叟披衣论甲子，青禽哺乳占莓苔。 岂期一日风尘起，南北东山俱可哀。 此诗作于靖康元年，诗人归隐东里，前六句尽写隐士之乐，“花摇”、“草塞”一联是说之诗中难得出现的明媚之景，可以见出他生活的惬意和满足。末两句以“岂期”两字预示变生意外，金祸忽作，于是所有景物在诗人眼中顿成“可哀”，个人心态与社会时局紧紧相系，它显示出说之并不能真正成为超脱世外的无忧隐士，但颔、颈两联却以新鲜独到的细节将隐居的乐趣和洒脱之情富于表现力地描绘出来，让人心驰神往。 以上分析可粗略感知，说之诗歌题材相当多样化，它们以忧世伤时为主旋律，构成了一阕独具特色的多重奏鸣曲。 三、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 唐宋诗之别自宋人已有所论，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严沧浪的话:“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自宋之后，唐宋诗之争一直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点，近代以来，经缪钺、钱锺书等先生的精彩分析，宋诗特点逐渐为人注意，并达到一些共识。就诗歌意象和审美而论，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宋诗以人文意象为主导，即诗歌意象都是文化活动的产物或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事;审美上尚思理，即宋诗不像唐诗那样重物象情采的自然之美，而是多凭思力学识去联类引申的理性之美;简单讲即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如宋诗的多用典、尚议论等，就是其具体表现。 说之的大多数诗作，可以说典型体现了宋诗“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并在具体表现手法上体现出自己的个性。他的诗句，像唐诗那样纯粹由自然意象排列而成的并非没有，但数量很少，更多的是以人事、典故或议论构成。如《岚露雨》: 越山八月时，扬扬岚露雨。却疑梅再黄，奈何燕已去。 平生始知名，要来愁羁旅。前愁岂不多，纷纷新代故。 谁为司愁者，特于予不负。寄言宦游子，行李莫匆遽。 山岚露雨，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题材，可到了说之笔下，除了开篇二句重申诗题外，其余十句皆可以脱离诗题去看，几乎都是关于羁旅行愁的议论。他的五古《和胡少汲游山》长达四十韵，却与山景少有关涉，而多大段议论，并夹杂着“汉大夫”、“良媒”、“中庸”、“官豸”、“大篇”、“小章”、“九转”、“食柏”、“种漆”、“原宪”、“季氏”、“挥日”、“凌云”、“枯胫”、“攘臂”、“鲁卫士”之类典故。全诗情绪复杂，议论曲折，加上频频用典，不经理性的深思很难把握住诗歌的意脉。即使在律诗里，说之也常常打破颔联或颈联写景的常套。如《春色》: 春色真无赖，羁人自慨慷。莺能嘲客语，花解笑人忙。 腰衱休含睇，栏干枉断肠。明当元几日，何处有流觞。 春光明媚，万紫千红，可入诗材者不计其数，且又是律体，照例总该有一联描写自然春景，然而说之整首诗对于景物几乎全是虚写。颔联虽有自然物象“莺”、“花”出现，但“莺”与“客”、“花”与“人”相搭配，在自然物象里掺入人事，并且不是人的拟物化，而是物的拟人化，重心仍在人事。再如《和高二偶作长句》: 流落归来少故人，婆娑白发强容身。 雷霆能断王敦首，宇宙犹多庾亮尘。 以国与盟非所志，在边不战岂其仁。 兼资文武唯高子，谁识中原有虎臣。 这是作者流寓高邮时唱和朋友高二之作。颔联“王敦”、“庾亮”二典喻指权臣，意为当时虽已贬斥了一些大奸之徒，但朝中仍有不少祸世权臣。颈联意为对敌国俯首称臣并非皇上的本意，身为边将不去作战怎么能称得上仁义?末联将友人比-想象作文武双全的虎臣，可是朝多奸佞，有谁来赏识他呢?忧愤之意，溢于言表。全诗有人事之典而无自然之景，颈联议论沉痛，成为诗中的警拔之句。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评价宋诗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其实只要议论道理正大，内容充实，情感饱满，自然能发人深省;同理，即使是道理较粗浅，议论较陈旧，只要善于运用诗语，也会有不同的情感催发力量。即如《和高二偶作长句》中的“以国与盟非所志，在边不战岂其仁”，所议论的道理说不上新鲜和深奥，但用如此的语言与句式来表达，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宋诗的尚议论并不一定是什么缺点，关键还在于运用得当与否。 说之的绝句同样带有“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特点，如《玉玦潭》:“大夫既授玦，捐之湘江中。彼波到此潭，寂寂睡蛟龙。”描写的是中庐县（今湖北南漳县）灵溪寺附近的一处潭水，全篇只是借屈原投江的典故展开一段联想:屈原虽在湘江投水，但水是流动的，把屈原的玉玦冲到了此潭，因是屈原之佩，故玉玦亦成宝物，潭底肯定有蛟龙在日夜守护。我们得佩服诗人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但我们却不得不认为，作者偏离自然实景太远，它可能委曲、含蓄，但绝不自然，而是就“玉玦潭”三个字做文章，真的是体现了宋人“以文字为诗”的特点了。再如《狂风》: 十日狂风不偶然，未教桃李斗婵娟。 关西将士曾如此，直入齐宫斩小怜。 狂风吹残桃李，本是自然物事，但在诗人脑海里，狂风却幻化为势如破竹的伐齐周师，艳丽的桃李幻化成冯小怜美丽的脸庞。冯小怜是齐后主高纬的宠妃，崔令钦《教坊记》曾说“高纬以冯小怜灭身”。自然气象的“狂风”竟被说之视为对一段红颜祸水、重色亡国历史的讨伐，你看说之心中的忧患意识有多么深重，人间关怀有多么强烈。 就诗歌而言，诗人托兴于草木鱼虫，借自然发人事，最能给人感官以直接原始的刺激，所感知的自然形象也最具体生动，它先于人们的思维出现，反而拥有无限联想的可能性。但是说之却是借人事发人事，借古事发今兴，需要调动的是人们的学养和思维力，它可能更加曲折深狭，却要以丧失感官的原初性和具象性为代价，反而难以呈现出直观具体的诗象，诗意也因此大大减损。要言之，借自然发人事，其物象的直观是人类所共能感受到的，故易产生共鸣，传播广泛;借人事发人事，其事象的接受就有了知识结构和心智能力的限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它固然显得高雅，然而毕竟和寡。这也是宋诗不如唐诗容易流行的原因之一。 四、七律及其他 说之诗歌“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是就其总体特点而言，具体到各种体裁，又自有其不同面貌。 他的五律，相对于其他各体来说，算得上最爱使用自然意象的诗体，如“枕静泉声细，帘疏风影长”（《秋阴》） ，“潮生芳草远，鸟灭夕阳空”，“梅短娇含雨，莼丝懒倚风” （《见诸公唱和暮春诗轴次韵作九首》之二、之三） ，“寒雁背潮去，钟声随雨来” （《枕上作》），“岚远疑无象，潮平似不流” （《江暮》） ，“细雨能输酒，轻风不隔琴” （《春初》） ，“鱼跃远池响，萤飞深竹明” （《夜坐》） ，“莲房随月倚，萍阵信风来”（《日暮池上》） ，“日高鸡在树，风静雁抛芦” （《何意》） 等，皆写景如画，虽然比起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不算什么，但在说之各体诗歌中却显得格外秀丽，可惜他的五律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少有浑然佳篇。 他的五古，多作于靖康之前，有相当部分作于青年时代，且多唱和次韵，免不了斗奇竞险的痕迹，如他谦虚己诗不如别人时所用的比喻“分在婢子科，何以能追攀”（《还资道斯立诗卷》） ，他将山的纵横形状形容为“横如剑出泥，纵若月退蚀” （《洗山》） ，他在《和胡少汲游山》中的满纸用典等，都让人啧啧称奇。他的五古学杜甫，多用来述志、记事和赠别，与多用来表现田园山水题材的传统五古不同，它在审美趣味上不求恬淡，但求深峭。如《枕上闻蛩忽久不鸣》: 促织复促织，尔实借我职。语我以诗书，觉我以道德。 胡然久不鸣，似知不如默。默而如见容，实惟已失则。 不见容而疑，岂不云大惑。智或神于蓍，梦有不待卜。 秋风日已高，太白光如植。予岂默默时，杀身徇吾国。 诗人由蛩声忽然不鸣引发联想，促织之鸣好像是在谈论诗书道德，但现在却久不闻声，似乎知道斯世难合时宜，不如沉默。但沉默全生就意味着放弃自身原则，因为不见容于世就怀疑动摇自己的立场才是真正的大糊涂。未来的事情有些是不可预知的，还是乘着秋高日暖，能鸣则鸣，为了国家宁愿牺牲生命也决不沉默。诗人复杂痛苦和矛盾激烈的内心独白借着虫鸣这件生活小事被曲折传达出来，全诗体现出一种对内在思想活动的准确深刻地把握。他的《趋府马上悠然思陈无己三兄成诗寄之》、《无己初除正字以诗寄之》、《始到无极作》、《大热戏作》、《初到鄜州感事》、《书触目》、《恨契诗》、《舟子语》等也都是较有特点的尝试。但说之的五古也有跳跃过大，芜累生涩的弊病，在内容的丰厚度上有所不足，不能成为其代表性的诗体。 他的七绝，有二百九十余首，占其诗歌总量的近三分之一，题材广泛，几乎无施不可，艺术上具有一定特点。如他特别善于借题发挥，利用双关、歧义等手法进行意象嫁接:“我忆故人头更白，故人梦我眼犹青” （《高邮忽见叔易嵩山下所寄绝句次韵和之旧所作不次韵也》） ，“白”、“青”二字皆双关，“白”隐喻着为相思而白头，“青”隐喻着友人对我情谊未改、更加赏爱。“楼上角声山上月，共人割据一端愁”（《枕上》） ，由城楼角声联想起角的形状似刀，是听觉联想，天上弯月如刀则是视觉联想，愁似具有形状，这是心智联想，三种意象嫁接一处，愁绪便仿佛被角声、月色切割下来，想象颇为神奇。 他的七绝还善于议论，有的议论一语中的，颇为尖锐。如《絮被》诗:“絮被蒙头晓日高，厌闻处处杀官曹。古人言尽致御术，今日兴言盗是招。”就道出了两宋之际被招安的盗贼屡招屡反，致使社会动荡的现实，对宋廷招安政策的失败给予了讽刺。《因鸡鸣不响厉而作》云:“肠断之鸡不解鸣，要须烦汝报升平。故知二虏非刘石，只是中原无祖生。”此诗作于晚年避乱高邮，诗人听到鸡鸣虽不响亮，但仍希望它能唤醒志士恢复中原，可惜虽然宋的敌国金与西夏还不如当年的刘曜、石勒政权强大，但宋廷却难以找出像祖逖那样的人了。全篇情感悲怆，议论深痛，读之令人慨然。 但说之的七绝总的说来还显粗滥，佳作不多。至于七古和五绝，由于数量较少，风格更为模糊，亦不能代表说之诗歌的艺术成就。能够较好体现说之诗歌艺术水准的是他的七律。 我们以靖康前后为界再对说之各体诗数量的变化做一分析即可发现，说之靖康后的七绝、七古、五律、五绝都基本上占其各自体裁总数的三分之一，与靖康后各体诗歌总数所占全部诗歌的比例相应合，显现出作者使用这些体裁的相对稳定性。但五古、七律的比例却极不正常，靖康后的五古只有十几首，约占五古总量的十分之一，而七律却近百首，占了七律总量的约五分之二。这一退一进间，也许能够显出作者“晚节渐于诗律细”（杜甫《遣闷呈路十九曹长》） 的心态。 说之作于靖康前的七律多次韵、寄赠、感怀、伤别、怀归、游戏、闲情之作，有的中规中矩，平平无奇，如《九日戏作》、《次韵答涧上丈人见寄》、《感旧寄上芸叟侍郎》、《寄韩君表》等;有的则频频用典，颇难索解，如《笑》、《次韵郭帅和杨使者张茶马溪庄诗》、《奉杨公近蒙答四六状极为精丽》、《和圆机题草虫》、《再和》等，皆不尽如人意。像“醉到月前如失去，愁从骚里却招来”（《在边》） ，“夕阳能使山远近，秋色巧随人惨舒” （《偶题丁酉》） ，“故人相遇白头日，往事独悲黄叶风” （《次韵和德麟过希道作》） ，“秋晚寒藤侵石瘦，夜深熟果落池惊”（《题长安赵氏园》） 这样的佳句实不多见。但自宣和末金兵侵宋，短短的两三年里说之创作了大量律诗，且多内容充实、情感饱满的佳篇，登上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 这个时期的七律，说之多写时事，较少采用叙事手法而多以典故、议论、抒情出之，主要师法杜甫和李商隐，但杜、李二人重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尤其是结句，讲究余味深长。说之的时事诗虽然多用典，然其议论抒情都偏爱直抒胸臆，结句多直白。如“痛心一日复一日，何日皇威遍九垓”（《痛心》） ，“庙堂未肯图兴复，四海九州思会同” （《一舍》） ，“论都不及百世事，谁为君王致太平” （《抚古》） 等，末联皆清晰明白，掷地有声。具体看一首《上元前再题南庄壁二首》之二: 古今之祸此云奇，倏忽犬戎城下师。 犯阙过于侯景速，劫君更比禄山危。 万方瑞物问何在，五世誓书知谩为。 祸难群凶谁首尾，京如狼虎黼狐狸。 宣和七年十月，金兵攻宋，次年（即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金兵渡河，开封告危，此诗即作于该年上元节前，首联言金兵即将包围京师，乃今古奇祸。次联言金兵进犯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侯景之乱，对皇帝的威胁要比安禄山还要危险。三联质问徽宗朝群臣进献的祥瑞之物今又何在，而历朝与金缔结的和约现在才知是一纸空文，带有反讽之意。末联直斥蔡京如狼虎，王黼如狐狸，惑乱朝政，导致兵连祸结。指名道姓，一点都不含糊。再如《花石题南庄壁》: 花石倡优乐未央，四维忽绝失皇纲。 敌人便欲吞邻国，鹤驾知谁从上皇。 云外安妃情已断，尘中仙伯恨空长。 岂无拨乱济时策，久弃蒿莱不得将。 靖康元年正月，已退位为太上皇的徽宗只带了少数内侍狼狈南逃，至泗上方才略事休息，等来了扈从。此诗系写徽宗南逃事。首联指责徽宗大兴花石纲，致使天翻地覆，被迫退位。次联言金兵长驱直入占据中原，而徽宗仓皇逃跑，无人陪伴。三联讽刺意味颇浓，徽宗迷信道教仙术，被道士林灵素尊为“长生帝君”，他最宠幸的安妃被林灵素称为“九华玉真安妃”，但安妃早死于宣和三年，所谓的道家仙人也只能空留遗恨，可见求仙之虚妄。末联写自己虽有济世安邦的雄才，可惜久被弃置。全诗从构思、结构乃至手法可能都受了李商隐的《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的启发，但李商隐结语含蓄，而说之此诗结句放言美己毫不掩饰，使人对这个爱憎分明的老人愈添几分喜爱之情。 说之的七律还具有概括时事生动典型的特点。两宋之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许多农民迫于生计，特别是由北方南渡后无家可归的流民，不得不沦为盗贼，而去抢掠尚未沦为盗贼的农民，使本是同一阶级的人转而成为生死对头。说之在诗中感慨道:“尔保丘园为尔土，吾怜盗贼本吾民” （《次韵张姑丈感旧》之一） ，“群盗犹多南渡客，征鸿难问北归人” （《二月二日》） ，不仅准确概括出这种社会现象，还寄寓了自己深深的同情。宋金之战，宋军多是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徽宗末年金兵还未渡河，防守黄河南岸的宋军就已逃得踪影全无，结果金兵虽然只弄到几条小船，却顺利渡到南岸，当时的金兵将领说:“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说之在建炎初作的《追感》诗云:“和亲莫恃河为界，百骑东来破一州。”就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敌兵只有百余骑即可攻城掠县的荒诞现实，并对南宋统治者提出警告，不要因为暂时割地求和，就以为从此太平无事，没有军队战斗力作为保障，所谓的和平只是抱薪止火罢了。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能力令人赞叹。再如《岁暮》末联:“即今盗贼须擒馘，牧守不逃亦壮哉。”既出人意料又是写实直道，议论既深得杜甫七律神髓，又体现了说之自己诗歌的特点。 当然，说之靖康之后的七律之所以能成为他全部诗歌中成就最高的部分，还在于他对国家、对百姓深挚的热爱和忠诚。在这点上，他不仅与杜甫同调，并且远绍屈原。屈、杜、晁三人在忧世伤时、忠愤为国的情感价值内涵上相似，皆可称为沉郁深厚，但杜甫的情感表现曲折顿挫，屈原的情感表现则显豁发露。班固在《离骚序》中，责备屈原“露才扬己”，“非明智之器”，这固然是班固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但毕竟道出了屈原情感表现的某些特征。说之像屈原一样有着真率执着的个性，对于楚辞也颇为倾心，因此，他那种多直言其志的诗歌情感表达方式，似乎更接近于屈原。苏籀云:“常怜屈宋鸣中古，不遇丘轲放一头。” （《次韵答晁以道见赠二首》其一） 正是对说之个性的准确概括。另外，说之在《晁氏客语》里讽刺韩愈诗多铺叙少含蓄为“状体”，但他随即又肯定韩诗“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该于理多矣”。可见只要不悖于理，即使是“状体”诗也值得首肯。不妨再看两首七律: 世事独知谁谓然，衣冠直待见戈。 是非在彼从三刖，忠孝于身必两全。 问膳彩衣还仆地，感时谏疏欲干天。 膻胡猖獗须臾尔，仁泽昭陵亿万年。 （《有喜》） 无奈愁何强自宽，细将心事乐江干。 新诗时向梦中得，明月多从枕上看。 吾道若存生有益，君恩可报死何难。 五陵祥瑞烟何在，何日端门朝百官。 （《自宽》） 虽然限于诗体无法铺叙，但其观点的不含蓄又与韩诗相似。上举诗例抒情感怀皆毫无顾忌，然而因它们都明确体现出说之对国事民生的深切关爱，感情深厚强烈、饱满充沛，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陶文鹏先生将说之这类诗称为“开南宋爱国诗歌巨流之先声”，评价非常准确。要之，说之的七律包括其他体裁中的优秀爱国诗作，虽然仍多以人事发人事，有着“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但它们表达的是抵御外侮，忧国爱家的全人类的共同情感经验，因此能给人以深刻的感动。 五、独特的诗学观 说之在学术观上追求极端“尊古”前提下的“博通”，他的诗学观也表现出同样的情趣。《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是一篇较为全面阐述说之诗学观念的重要作品: 我尝为历学，上元要极远。上元有远迩，疏密出早晚。顾惟尔大父，皇极探其本。唐尧上百代，日月来滚滚。因之知百索，孰可妄憎噂。子前视我诗，与子论诗壸。子诗既焕烂，我言得安稳。为子极源流，无难如瓴建。风雅辟大田，骚些助锄垦。曹刘鲍谢辈，风雨得藨蓘。闲居既识陶，咏怀宜知阮。不有鲍与谢，白也胡婉娩。苟无阮与陶，苏州曷息偃。上下曹刘来，少陵自益损。岂易少陵学，浪走徒多万。况复尔来人，不灶而市饭。大儿夸苏豪，小儿争黄謇。讵知韩柳先，学大忘赫。余事五七言，朝鸾参暮。又如万仞姿，松岩绝兰畹。念彼形似徒，涩舌吞枯菌。何人分诗文，两队有鲂鳟。子早知此病，我语出复返。何以谢子勤，王道不可缓。凛凛易春秋，南面俨龙衮。礼书朝万邦，宝辂粲朱幰。颜曾侍珪璋，荀孟陈干盾。老漫怜骥枥，壮当勇虎圈。明朝役高兴，蜀道横碧巘。我实爱子才，语长情缱绻。 说之由自己学习历数引出“尊古”的命题，具体到诗歌领域，他认为，《诗经》风雅首开田地，最为根本，《离骚》随之锄垦，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谢朓等人又进行耕耘培育，另外陶渊明的闲趣，阮籍的咏怀，这些皆可师法。当然，这种“博采众长”是有条件的，即将“尊古”对象推至“风雅”，与“风雅”相比，《离骚》亦可弃若敝屣。《谢高四十子昂诗卷》诗里他就说过:“莫爱离骚亡国音，学乎大雅则知未。”只要弄清了源流，就可以看出李白之诗兼取鲍、谢，韦应物之诗兼取阮籍、陶潜，而杜甫之诗则兼取众长而损益之。但是，杜诗并不易学，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况今人懒于创造，惟思剽窃，且只近取苏轼的豪爽、黄庭坚的艰险，就连稍远一些的韩愈、柳宗元都不知道，更别说学杜、学风雅了。说之对这种现象做了讽刺。另外，他还反对将诗文分作两途，认为诗文都要以王道为指归，六经为根本，颜、曾、荀、孟诸贤为羽翼。说之在诗学观上博取众长的意见是可取的，但他泯灭了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的审美特性，以为皆为发挥王道，辅翼六经而作，这种“尊古”、“尊王”的观念却又颇为偏颇。不过，说之反对诗文分体的言论，倒是为宋人“以文为诗”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 在唐代诗人中，说之对杜甫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推尊，这不仅反映在前引的《送王性之序》一文里，还反映在知成州时他支持同谷士绅修建了“杜工部祠堂”，并亲自撰写了《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文中盛赞韩愈推举杜甫的功德，但对韩愈将李白与杜甫并列表示不满，认为韩愈、钱起、李商隐、杜牧、张祜、司空图诸人诗皆出杜甫，“杜之独尊于大夫学士，其论不易”。又云:“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或玩其英华，而不荐其实，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谓有得者，不亦负乎?”似乎又对江西诗派末流仅学杜诗语言的“英华”、“力索故事之微”有所针砭，他自己的诗歌创作，虽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与杜诗有异，但其精神内核和情感气质则直接继承了杜诗，从而在实践上与《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中“上下曹刘来，少陵自益损。岂易少陵学，浪走徒多□”所蕴含的诗学观念保持了一致。 说之诗歌中的部分诗题也颇有意味，它们往往取全诗首句或首句前两字为题，其范围几乎涵盖了说之诗歌的所有体裁，如五古的《晚日》、《秋来》、《夜雨》、《寒江》、《古人》、《风雨纵横至》、《君子有所恨》、《闲极》，七古的《昨日之日》，五律的《昏昏》、《悠悠》、《春初》、《春色》、《辟谷》，七律的《年年至日常为客》、《无那》、《约结》、《浮甘亭上》、《在边》、《归到》、《我生》、《春晚》，五绝的《风雪》、《雨中》，七绝的《西渡》、《咋舌》、《欲谈》、《水仙》、《恨同》、《三川》、《疏堕》、《牡丹》，杂体的《淘河》、《漫画》、《信天缘》等。这种手法在杜甫诗中常常见到，如杜诗中的《腊日》、《佳人》、《夕烽》、《田舍》、《江涨》、《野老》、《江亭》、《落日》、《寒食》、《不见》、《丁香》、《花鸭》、《渔阳》、《巴山》、《岁暮》、《百舌》、《忆昔》等，当然，这种命题方式也可以上溯到《诗经》，这和他尊经、崇杜的诗学观十分契合。 另外，说之在诗学上值得人们重视的还有他对陶渊明的看法，他的师友中，苏轼、黄庭坚都以陶诗为最高诗歌典范，宋代诗人也普遍追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平淡美学风范。可说之在《和陶引辨》一文中却说: ……又问:“曹、刘、鲍、谢、李、杜诸诗人皆莫及陶渊明，如何?”曰:“未之前闻也。若其所闻者，梁钟嵘作《诗品》，其中品:‘陶彭泽出于应璩、左思，文体省静，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之温柔而易直，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舍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如嵘之论，则彭泽为隐逸诗人之宗，而曹、刘、鲍、谢、李、杜者，岩廊诗人之宗也。窃尝譬之:曹、刘、鲍、谢、李、杜之诗，五经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泽之诗，老氏也。虽可以抗五经，而未免为一家之言也。嗟夫!应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于刘而祖于曹，未易容后来者之胜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于李、杜间耶?” 在说之眼中，陶诗虽妙（说之诗中也常引陶诗为典实），因其未根底儒家中正之说，所以算不得诗学正宗。说之并不从诗学本身出发评价诗人和诗歌，他所依据的儒家道德标准与诗歌艺术标准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但宋人大多儒家道德意识很强，崇尚“有德者必有言”要比“崇陶”的力量强大。只是在那些重视诗歌创作的宋人中间，“崇陶”才蔚然成风，如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对于说之这种不把诗歌当作艺术创作，甚至诗文不分的儒士，“崇陶”而不崇“五经”便确有旁门左道之嫌。 结合《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与《和陶引辨》可以看出:比较的对象不一，其标准也不相同。与“风雅”相比，“离骚”可弃;但与陶诗相比，曹、刘、鲍、谢、李、杜之诗都可算是“五经”了;与白居易、韦应物相比，陶诗可崇;与苏、黄相比，以上诸家便又尽可为师法对象了。而说之本人的诗作，确实能够在崇本（风雅）的基础上博学众长。这些，前面已有所论，兹不辞费。 总之，晁说之的诗歌，既典型体现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联想曲折理性等特点，同时又避免了江西末流满足玩弄文字技巧的流弊，而是将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以及忧世伤时的情怀联系起来，带有自身的特色。他的独特的陶诗观，也反映出宋代诗坛崇陶的同时，还有另类的声音存在，为我们认识宋代诗学的多元性提供了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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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5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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