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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寒堂诗”看宋代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提要：张戒深受理学影响但并未被完全桎梏，其《岁寒堂诗话》立足于传统诗论，又吸收在他看来理学诗论之可取部分，一方面以传统诗论纠正理学之偏失，一方面又不觉间以其所受理学影响对传统诗论作出新的诠释。他出入于二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左右逢源、又体现出独到的个性风格和自家悟境的文学观念，为理学最终形成自己道德与文学相统一而又让文学更好地服务于其道的道德诗学思想开启了思路，客观上折射出了理学文学观由北宋时期的偏颇僵化、举步维艰发展到南宋时期的自成体系、成熟完善这一演进之迹。 关键词 ：张戒 《岁寒堂诗话》 理学 理学文学观 《岁寒堂诗话》，作者张戒，字定复，一作定夫。宋史无传，生卒年不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戒，正平（今山西绛县）人，宣和六年进士。绍兴五年，戒以赵鼎荐授国子监丞，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绍兴八年十一月为司农少卿，因上疏乞留因罪被遣的赵鼎而连并治罪，改外任。绍兴十二年，罗汝楫弹劾其沮和议，党与赵鼎、岳飞，特勒停。绍兴二十七年九月，戒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言其所终。 《岁寒堂诗话》旧仅存一卷。《四库提要》云：“考《说郛》及《学海类编》载此书，均止寥寥三四页。此本为《永乐大典》所载，犹属完帙。然有二条，此本遗去，而见于《学海类编》者。今谨据以增入，庶为全璧。《读书敏求记》本作一卷，今以篇页稍繁，厘为上下卷云。”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所收，即据此本。全书上卷三十六则，综论古今各家诗；下卷三十三则，专评杜诗，是今天最通行的本子。 《岁寒堂诗话》成于南宋前期。其时，理学家诗论因步入死胡同而不得不与江西诗派暂时联盟，江西诗派又因自身的先天不足而举步维艰。两者相结合的诗论虽已隐然透出暮气，仍不免流风靡漫，影响于文坛。张戒深受理学濡染，其诗话既不少理学文论的浸染之迹；又重申传统诗教，不遗余力地抨击江西诗派陋习，体现了道德建设与文学批判的有机统一。《岁寒堂诗话》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既未能完全摆脱理学文学观的影响，又意识到必须疗治其文学观的僵化，为文学求得一席之地。因而深入剖析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表现出的文学思想，有助于我们对两宋理学文学观的演进之迹有更清晰具体的理解。 一 关于张戒与理学的关系，今存材料不多，但亦有迹可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载： 戒以赵鼎荐，得召对。上谓鼎曰：“戒礼貌生疏，必未曾大段历任。”鼎曰：“自登第十余年，只曾作县令。”上曰：“论事颇有理，然为文未成就。”鼎曰：“如其人刚拙。”上曰：“人才和柔者多，刚直者最难得。”乃以戒为国子监丞。 然而，张戒为赵鼎力荐，除其性情刚拙、论事有理而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 高宗朝是程学的承传时期。高宗本人好理学，曾于绍兴元年下诏表彰程颐，又曾诏令著名的理学之士吴表臣、张九成、吕本中、尹焞等分别讲授《孟子》、《春秋》、《左氏传》、《尚书》等。其时执政的赵鼎、张浚更热心汲引理学之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八载：“时尚书左仆射赵鼎素尊程颐之学，一时学者，皆聚于朝。”又引熊克《小历》云：“赵鼎深喜程颐之学。居正为兵部侍郎，于是有伊川三魂之目：鼎为尊魂；居正为强魂，言其多忿也；工部侍郎杨时为还魂，谓其身死而道犹行也。”赵鼎之喜好程学，绝无疑问。再看赵鼎所荐之人。《宋史·赵鼎传》载：“鼎荐范冲为翊善，朱震为赞读，朝论谓二人极天下之选。”范冲曾荐吕本中，又“尝荐尹焞自代”。吕、尹二人，都是程门高足。由此可见，为赵鼎赏荐的范冲，与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范冲而外，朱震更以经学深醇名世。其《汉上易解》云：“臣今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庶几道离而复合。”其文虽称杂采众说，仍以理学为宗。鼎所荐吕本中“祖希哲，师程颐，本中闻见习熟。少长，从杨时、游酢、尹焞（均为程门高足）游”。所荐胡寅，“靖康初……诏除秘书省校书郎。杨时为祭酒，寅从之受学”。所荐晏敦复“少学于程颐，颐奇之”。所荐潘良贵为杨时的弟子。至于鼎所荐常同、张致远、魏矼等，其言论皆理学之义昭昭，三人深受理学影响，应属无疑。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似有理由说，由赵鼎引荐的张戒不当例外，其思想也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岁寒堂诗话》卷上载其往造吕本中论黄诗是否得杜诗精髓一段，亦可看出他与理学家是有亲近交往的。 然而张戒又并非是一个严正纯粹的理学家。理学的主干虽不离儒家的政治伦理哲学，但是由于宋代重内轻外，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对士人入仕前后的种种钳制，带给士人惧外怯外的心态。理学家们对儒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所谓性命之理和自我修养方法，而修养和反省，目的在于确证封建政治伦理的天然合理性，从而使人更自觉地遵循代表着最高秩序的天理。仅此而言，理学可说是宋代轻外重内、轻事功重道德的社会思潮走向极端的产物。所以，有宋一代，严格的理学家多无应世之才；有应世之才者，大抵不能成为严格的理学家。赵鼎以“政事先后及人才所当召用者”的标准推荐张戒，说明戒既尚理学，又非庸才。事实也的确如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八载： 尚书兵部员外郎张戒守监察御史，用中丞常同荐之。戒待次严陵也，同与戒遇，问之曰：“诸将权太重，张丞相既失，今当何以处之？”戒曰：“兹甚不难，但当擢偏裨耳。吴阶既失，而曲端受死，杨沂中建节，而张俊势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论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荐戒焉。 可见在现实问题面前，张戒确有自己冷静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这样一个虽受理学影响而又未被完全桎梏，同时又有着经世之才的士人，在理学文论步履蹒跚之际写出不同流俗的《岁寒堂诗话》，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识，昭示着理学文论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二 理学既然把儒家政治伦理哲学中的性命之理和自我修养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文学观也自然会把儒家传统文论中与之相关的方面发展到极端，而扼杀了其他方面的内容。 儒家诗论以诗为“志之所之”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其所云“情”和“志”的内容涵盖面是相当广泛的。但是，自诗被赋予“美刺”、“教化”的社会功能，凡不符合“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者，“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者，皆属裁汰之列。至此，儒家诗论始终存在着“情志说”与“诗教说”既并行又冲突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与随之而来的调和，势必推动儒家走上重德而不废文的道路。 关于文道关系，孔子早已有所表述。一方面，他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说“辞达而已矣”；但另一方面，为了使诗达到“美刺”、“教化”的功利目的，他又不能不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因为如此，《诗序》对于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仍不能不有所详细的讨论。概言之，正是“言志抒情”的内容特点，“美刺”、“教化”的社会功用和“温柔敦厚”的风格特征以及重道而并不轻文的文道观，构成了儒家的文学道统。这个文统，对后世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至为深远。 理学家为了传达、表述自己的道，固然也离不开文这个工具，但他们对儒家传统文道观的偏颇认识和畸形发展，却最终使自己偏离了文学的道统。 理学家文论的核心“文以载道”说首先是由周敦颐提出来的，它同唐以来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在意义上都有区别。因为无论是“明”或“贯”，都还是立足于文而言的，故可以说它们是文学家的文道合一论或文道统一论。载道之“载”，是负载之意，文则完全成为道的工具。但周敦颐毕竟还承认“文”有载道之用，因而并不明言废文。与此相同，程颢也说“修辞立其诚”，亦未弃文于不顾。但到程颐，就直说“作文害道”了。这里所说的“作文害道”，当然并非要废除文字著述。程颐等只是认为，既然“有德者必有言”，儒家圣贤之作乃自然成文；刻意作文，便会害道。由此扩大开来，他们把文人抒写生活情趣之文或描绘山川景物之文皆视作“闲言语”，“道出作甚”？这样一来，自古迄今除性理诗以外的大量文学作品都被排除在“文”之外，理学的文学观因此与儒家的文统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偏移。 理学家们何以对文如此反感呢？如前所述，理学的哲学是一种不面向现实的内省之学。程颐说道：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也。 可见，理学家的“道”已不同于儒家传统的“道”；理学家用以表现其“道”的文，也就不同于儒家传统的文。他们既无视诗文的艺术审美，又否定诗文内容的丰富多彩。所以从一开始，文学对理学就不能不有自觉的抵制。二程在其活动期间，就一直受到三苏的批评。 理学家虽力图占据指导文学的统治地位，但程颐的“作文害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就理论而言，理学家既然一贯标榜自己独得孔孟真传，程氏便很难就其文学观与儒家文统的矛盾自圆其说。就实践而言，唐宋以诗赋取士，习作诗赋，成了士人的必要修养。宋神宗“熙宁变法”，虽一度废止诗赋而专考经义，但哲宗以后，又折衷为诗赋与经义兼行，直至南宋相沿不改。制度如此，理学家要做官，自然不能废文，也免不了要作诗赋；既作诗赋，不管理学家如何轻视技巧，也自然会面对诸如艺术修养等问题，自然不能无视“文”的作用。理学家既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自相矛盾如此，只得另觅生路，从而转向寻求文坛盟友的支持。结果，他们选择了江西诗派。 两宋之际的文坛，苏、黄的影响杂糅互渗；专就诗歌领域来说，以黄、陈为宗祖的江西诗派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其一；其二，三苏与二程颇不相侔，蜀洛党争是众所熟知的。而江西诗派的宗主黄庭坚却与理学家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和师友关系。黄庭坚虽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亦受学于范祖禹。范与程颐声息相投，又与程氏门人吕希哲交好，是著名的理学之士，故可以说黄庭坚也曾受业于理学。在《宋元学案》中，黄庭坚的名字分列于《苏公蜀学略》和《华阳学案》，其评传则放在《范吕诸儒学案》，列为吕本中的讲友李常的门人。王梓材案曰：“先生虽称苏门学士，然考其学行，实本之李公择（李常），故著录于此。”黄庭坚的学行是否一本于理学，姑不置论，但其与理学有很深的渊源，却是可以认定的。 但是，理学之向江西诗派靠拢，非仅因此一条，更在于两者对诗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的看法趋于一致，即主张诗只在抒性情，反对怨忿和讽刺。黄庭坚说：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这段话颇似针对苏轼而发，因为他在《答洪驹父书》中也曾明确地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理学家对苏诗的批评也正是集中到这一点。杨时说：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 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观黄庭坚与杨时所论，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既有如此渊源和契合点，理学文学观在自己步履艰难、寻求盟友之际，自然走向了江西诗派。理学家吕本中为“嗣黄陈”而“流动圆活者”，“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是江西诗派的主要鼓吹者之一；曾几为吕本中讲友，又是江西诗派的重要人物，是“嗣黄陈”而“清劲雅洁者”；杨时的学生徐俯，吕希哲父子的门人、吕本中的好友谢逸、汪革、饶节都得以济身于江西《宗派图》25人之列；稍后杨万里、赵蕃思想上崇奉理学而文学上师事江西。凡此，都透露了江西诗派与理学一度携手、并行不悖的消息。 然而，理学与江西诗派虽长期携手并进，却非完全志同道合。他们同是反对诗的怨忿怒骂，原因却不尽相同。理学家之否定文学的怨忿和讥刺，是从作家的涵养道德出发，故杨时有“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之语。而黄庭坚则更多地是从畏惧诗祸出发。他说诗人“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在黄生活的60年间，就发生了三次著名的文字狱：庆历五年石介和王益柔的文字狱；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元祐四年的蔡确车盖亭诗案。黄本人也曾身被文祸。因而在吸取了教训以后，黄庭坚深以苏轼的好骂为戒。可见，江西诗派和理学之否定诗的怨刺，出发点确实是很不相同的。 此外，江西诗派在主张诗歌内容只可抒写性情的同时，却极其重视诗歌技巧，重工力，主淹博，讲究精雕细琢，命意布局，以达到“锻炼而归于自然”的境界。与之相反，理学家却是轻视艺术技巧的，认为“有德者必有言”，刻意作文，便会害道。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文学观非常偏颇、非常贫乏的情况下，才认同了江西诗派关于诗歌内容只可抒写性情的观点，而对其关于诗歌艺术的看法难以认同。如吕本中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曾几倡“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江西诗派中人尚发此论，其它理学之士更可想而知。所以，理学与江西诗派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松散的。 再者，江西诗派本身并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搜奇抉怪，在书本知识和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局限往往使其诗作变得生涩艰深，了无生气，以致理学家中之有文学见地者对此也有所意识。如吕本中后期之“流转”、“圆弹”，曾几之清淡平易，皆因颇感江西之处处掣肘、举步维艰而欲矫其生涩、瘦硬之举。可见，江西诗派在流风靡漫的同时，自身已孕育着深刻的危机。理学之欲倚重江西立足文坛，很难如愿。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理学向江西诗派的靠拢，并没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理学文学观一直未能摆脱立足不稳、彷徨四顾、无以为继的境地。在此背景下，《岁寒堂诗话》乃应运而生。 三 在诗歌内容上，张戒的《岁寒堂诗话》首先标举儒家诗论的旗帜，称：“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其所云“诗言志”之“志”和理学家“文以载道”的“道”相比，前者留给诗文的内容空间显然要大得多。张戒更进一步重申儒家诗论中“志”的具体内涵，并以此作为诗歌的评价标准： 杜子美、李太白，才气虽不相上下，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 铺陈排比，曷足以为李、杜之优劣？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序》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子美诗是已。 以上一段，既是传统诗教关于诗的社会作用的论述，也是对“志”的内涵提出的具体要求。张戒以杜甫为例重申此论，强调了诗歌并非仅是对性理的体验与阐发，它有抒写情志和美刺教化的作用，作文并不害道。 在论及具体作品时，张戒对诗足以抒情志、存善恶、重美刺的观点阐述更加明确。如论抒情志，则举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浩歌弥激烈”，“沉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 论存善恶、重美刺，则举李商隐诗。如云：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李义山此诗，非夸徐妃，乃讥湘中也。义山诗佳处，大抵类此。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此诗非痛恨张丽华，乃讥陈后主也。其为世鉴戒，岂不至深至切？ 无论其所论是否得义山之本意，从中仍可见张戒是把是否具有现实的内容和作用视为诗歌评价的重要标准的。 理学家一个重要的自我修养之途，是“约情归性”、“以物观物”，提倡排除个人的一切感情面对万物。其于文学，亦作如是观。但是，文学是人学，它的生命就在于反映人的丰富的生活和生动的思想感情，它天然地要求摒弃僵化的政治伦理和道德教条，摒弃那种“以物观物”、没有激情的生活态度。张戒在重申“诗言志”强调文学现实功利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作为诗歌原始触发物的“情”。故其诗话中再三强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并引刘勰“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为证，认为“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由此出发，他十分重视现实生活对诗人情感的影响，而非理学家所要求的“求于内、本于内”的不切实际。如论诗歌风格所言：“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表面看来，其说与理学家的“有德者必有言”似相契合，但“笃于忠义”和“喜任侠，喜神仙”是不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和实践；“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更是直言现实生活对其诗文的影响。张戒之论文学风格的来源，与理学家的“理清后文字自然典实”显然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张戒毕竟深受理学影响，其诗话自然有理学浸染的痕迹。如他借论杜甫颇有理趣的《秋野》，发挥其“作诗悟理，学文知道”的观点，此实可见出“文以载道”对他的影响；他由此诗得出的“夫生理有何难识，观鱼鸟则可知也”，也极似理学家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前面说过，张戒对杜诗的推尊不仅在其存善恶、重美刺，也在其所展示出来的伟大人格。但其诗话对杜甫人格的品评，却很有理学的色彩。如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数语，张戒的评价是：“方幼子饿死之时，尚以常免租税不隶征伐为幸，而思失业徒，念远戍卒，至于‘忧端齐终南’，此岂嘲风咏月者哉？盖深于经术者也。”从以上两段杜诗，我们看到的是杜甫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控诉，深深的激愤和忧虑，以及仁爱博大的胸怀，而张戒赞赏的却是杜甫的“深于经术”。究其实，他仍是以圣人经典和个人的经学人格作为出发点的。类似之处还有：“子美颠沛造次于兵戈之中，而每以宗庙为言，如《北征》是矣，此其意尤不可及。”一再强调杜甫于颠沛造次中的心系宗庙。又如：“刺多谏诤，端拱自光辉”，“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类直言推尊政治伦常的诗，被戒赞为“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与此相对应，他反复批评一些有悖政治伦常的诗，如论咏杨太真事： 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渎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 如《长恨歌》虽播于乐府，人人称诵，然其实乃乐天少作，虽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此固无礼之甚。 庭筠语皆新巧，初似可喜，而其意无礼，其格至卑……“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此语岂可以渎至尊耶？ 另外，张戒力抨诗歌中他所谓的“邪思之尤”者，反映了理学文论中诗歌应抒写性情、涵养道德的观点对张戒的影响。他对黄庭坚的批评，除雕镌刻镂、补缀奇字外，还有：“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此论可与后来朱熹的“齐梁间人诗，读之使人四肢懒慢”相参证，皆为理学家所倡“正心诚意”的主张在诗歌美学上的要求。这表明理学的影响在张戒亦所不免，已呈渐深渐远之势。亦更可见出《岁寒堂诗话》的力反流弊之功。 四 《岁寒堂诗话》的最大贡献，在其对诗歌艺术的精彩论述而力反理学流弊。张戒与理学文论的分庭抗礼，在此表现得最为突出。 张戒认为，优秀的诗歌首先必须是情真味长、浑然天成的。《诗三百》正是其典范。诗话凡论及张戒赏赞的诗，大抵以“视《三百篇》几于无愧”作结。由于奉《三百篇》为最高典范，张戒对于诗歌的流变，自然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张戒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认为在《诗三百》的时代，诗人尚未有作诗的自觉意识，其发言为诗，皆从胸臆中出，无雕镌刻镂忸怩作态，情真味长，得诗人之本意。平心而论，张戒此论，只能说有“片面的正确”。但他既持这样的标准，江西诗风自然没有立足之地了：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 这样的见解，在当时确有破除流俗之功。张戒接着又说： 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 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 可见，张戒确是非常重视诗歌抒写情志的出乎自然、发自真率的。 诗既然要出乎自然，发自真率，在遣词造句上就势必要做到浑朴无碍。南宋理学家虽也跟张戒一样同倡真率自然，而内涵却大不一样。理学家认为只要精研人伦物理，发为文章就自然有价值，至于文字本身工不工，是置之度外的。故理学家之诗，大抵率语而发，平淡粗糙，形同语录。流风所及，连杨万里这样的诗人，亦不免有“但将著书手，拈出正君心”，“圣处与天似，而我老相摧”这样粗率质直的诗句。而张戒所倡导的浑朴自然，虽无富丽新巧之词，却是“中的”之语，颇能传神。如：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 荆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常人观之，语既不多，又无新巧，然而此二语遂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此亦所谓中的也。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萧萧”两字，处处可用，然惟坟墓之间，白杨悲风，尤为至切，所以为奇。乐天云：“说喜不得言喜，说怨不得言怨。”乐天特得其粗尔。此句用“悲”字，乃愈见其亲切处，何可少耶？ 所以张戒所倡之浑朴自然，实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高古”之境。这样的美学追求，与理学之论，实不可同日而语。 张戒还认为，诗不仅要发自真率，出语浑朴自然，意境上还须力求“词微意婉，不迫不露”。如论子建“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妇人清夜独居愁思之切，非以咏月也，而后人咏月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又举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终莫能及”。张戒最后总结说：“后人所谓含不尽之意者此也，用事押韵，何足道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至此扫地矣。”他对元、白、张籍的批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元诗的不够微婉，缺乏言外之意，“只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也。” 上述之精彩论述，出自理学影响渐深而其文学理论僵化滞涩、远不能满足其占领文学阵地需要的情况下，似更能见出《岁寒堂诗话》力反理学流弊之部分在理学文学观发展的关键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敏锐视角。 五 无论是北宋时对理学的生硬钳制，还是南宋前期与江西诗派结成松散的联盟，理学家们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其文学观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回避的冲突，故其论既不能求证于自身，更难以通行于文坛。理学发展到南宋中晚期，朱熹、吕祖谦、杨万里、真德秀诸人开始了对文的积极干预和引导。如朱熹论文，虽然强调“理精后，文家自典实”，并因此反复批评三苏文的“伤于巧”，而颇欣赏欧、曾文的“议论有浅尽处，然却平正好”；但他毕竟开始立足于“文”的角度来考虑文学对理学的接纳和消融。如论为文之法：“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做出来底，也只是这几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此外，他还提出文章要“有气骨”，要“奇而稳”，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这就涉及到铺排、构思和风格等诸多问题。与此相应，吕、真二人分别选定《宋文鉴》和《文章正宗》，为作者提供为文的范本；杨万里则针对江西诗派过于瘦硬的流弊，提倡诗学晚唐，以更好地表现讽谕之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北宋和南宋前期理学之论的固步自封中走出来，向传统诗论吸取养料，以使自己重道轻文的理论更趋于实用，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他们所走的路子，恰好接续上了《岁寒堂诗话》的先行足迹。 朱熹等人对理学文论的纠偏，在当时确有实效。被纠偏后的理学文论较易为文人所接受，连一些不那么尊奉理学的人也唱起了重道而不废文的调子。如陈亮说：“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陆游更言：“文辞终与道相妨。”他们的“理”、“道”与理学家虽然不尽相同，但在论文道关系上，则颇是理学家口吻了。理学文论经过这一番曲折，才终于完善发展了自身，并终于取得了阵地。在这个过程中，《岁寒堂诗话》既囿于理学浸染又力纠其偏颇僵化，杂糅众说，独标一帜，折射出了理学文学观在两宋之际由步入绝境到另觅出路这一演进之迹，在其整个发展轨迹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是一部有独特价值的诗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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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0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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