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神思》篇“拙辞”和“庸事”两句新解

扬之水

《文心雕龙·神思》篇“拙辞”和“庸事”两句新解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专著。关于其《神思》篇中“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两句话，已有众多学者作出了解释，如黄侃的“修饰润色说”和王元化的“想像活动”说等，但是这些说法都未能准确解释“拙辞”和“庸事”两句的涵义，没有把握《神思》篇的主旨。该文采用比较和类比方法，从文章主旨、关键词、句间关系和上下文逻辑关系4个角度出发,对这两句作出全新的解释。

    一、《神思》篇主旨发微

    为更准确把握“拙辞”和“庸事”两句的内涵，首先要明确《神思》篇的主旨。《神思》篇开篇明义，借用庄子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指出“神思”的一个特点，即自由想像和联想，“心”不为“形”所束缚。王元化在《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中指出：“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语出魏中山公子牟，是指身在草莽而心存好爵的一种人生态度，本来带有贬义。刘勰引用这句话时已舍去了它的本义，藉以规定‘神思’具有一种身在此而心在彼。可以由此及彼的联想功能。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刘勰所说的‘神思’也就是想像。”但是，“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可见文之“神思”并不仅局限于想像这个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词弱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明确指出文章在进行构思和谋篇布局时，只有见闻广博，才能解决文章理义睧暗不清的弊端，只有贯一才能拯救文章之乱。因而，刘勰强调文章要“博而能一”，只有有了主线和共同的思想情感，文章才会有神思。黄侃也谈到：“博而能一，四字最紧要。不博，则苦其空疏；不一，则忧其凌杂。”因而，“神思”具有自由想象和“博而能一”两个特点。根据《神思》篇可得出结论，文学构思贵在“博而能一”。文章无论辞采多么华美，故事多么新奇，如没有巧妙的构思，缺乏统一的中心思想和写作主线，也只能如一盘散沙，犹如理不出头绪的麻团。可见，《文心雕龙·神思》篇作为创作论的第一篇，主要谈了文学创作的问题，指出文学创作过程中应自由想像，文学构思时应“博而能一”。

    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刘勰主要运用举例论证和正反面论证的方法，论证了“博而能一”的观点。他在反面论证时举了“若情数诡杂”的例子，正面论述时又举了“视布于麻”的例子。《文心雕龙》前5篇是“文之枢纽”的部分，而《神思》这篇文章在组织安排上同样具有严密的逻辑，读者应该拨开迷雾，抽丝剥茧理出其论点和论证方法。但以往众多学者对《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拙辞”和“庸事”、“布”和“麻”两者的把握，更多的是把句中每个字词直接翻译过来，以现在的文学常识来解读刘勰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这显然忽略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文本内在的逻辑性，忽视了上下句之间的关联，断章取义是不能正确理解“神思”丰富复杂的内涵的。“拙辞”和“庸事”两句及“杼轴献功说”都是强调文章在构思时要讲究谋篇布局，做到“博而能一”。

    二、对“拙辞”和“庸事”两句代表性观点的分析

    郭绍虞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大学者，他将“杼轴献功”的意思简要概括为：“这里以麻、布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想像活动就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明确指出“麻”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而变成了“布”，这个艺术加工的过程即是作家构思与组织经营的过程，这是目前最贴近《文心雕龙·神思》篇原意的解释。

    综上所述，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及“杼轴献功说”时，必须了解骈体文的写作特征，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忽略虚词的使用。要注意句意和段意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从整体来把握《文心雕龙·神思》篇的篇章结构。

    李逸津的《〈文心雕龙·神思〉篇“杼轴献功”说辨正》纠正了黄侃和王元化的观点，注意到了虚词“于”对理解句子涵义的重要性，这是研究上的又一进步，但是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释和理解却又欠缺。李逸津在文章中指出：“‘于’训‘在’，介词。由于它的存在，‘拙辞’与‘巧义’、‘庸事’与‘新意’之间的关系，就与王元化以及黄侃的说法全然翻了个个儿。不是‘在拙辞中孕育着巧义’、在庸事中萌生出新意’，恰恰相反是‘拙辞孕育在巧义之中’、‘庸事萌生在新意之中’。也就是说，作家有时构思的意义很巧,却选用了‘拙辞’来表达,意思很‘新’,却采用了‘庸事’来说明。”李逸津注意到了虚词“于”的被动用法，对“拙辞”与“巧义”，“新意”与“庸事”之间的主被动关系作出了明确界定。但是解释“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时又忽略了“若情数诡杂”的条件和上一段“博而能一”的结论，如此断章取义，并不能准确把握“拙辞”和“庸事”两句的内在涵义。

    王元化在《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中指出：“使庸事可以萌新意，使拙辞可以孕巧义，绝不是在形式方面进行润色所能收工奏效的，其中一定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另外的原因我以为就是想象活动所起的作用。”王元化否定了黄侃的“修饰润色说”，这是一大进步，然而以“想像活动”解释“布”与“麻”及“拙辞”与“庸事”两句又是不科学的。王元化认为：“布和麻的关系是来揭示想像和现实的关系。”他认为，“麻”是现实素材，经过“想象活动”就变成了“布”，这是夸大了“想象活动”的作用。根据生活经验可以知道，一团团麻线由纺织机重新加工和组织经营，才会变成顺滑的布匹。“神思”确实具有想像的一些特点，思接千载，想像无边无际，自由驰骋，“心”可以不受外在“形体”的束缚。但是，用想像来解释“布和麻”的关系，认为“麻”是现实素材，“布”是想像后的产物，显然牵强且不合逻辑，且这篇论文前后也存在矛盾。《释神思》篇在后边还写道：“照刘勰看来，‘布’是由‘麻’纺织而成的，两者质地相若，纤维组织不变，从这方面来看，‘布’并不贵于‘麻’，但是经过纺织加工之后，就变成‘焕然乃珍’的成品了。”王元化在这里明确提到“麻”变成“布”是因为经过了纺织加工，即刘勰文中所说的“杼轴献功”，那又何以得出“布和麻的关系是来揭示想像和现实的关系”的结论？其次，用想像活动来解释“拙辞”和“庸事”两句更不合理。王元化认为：“‘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是针对作家运用想像而言的。作家作品中所写的依旧是生活中常有的‘拙辞’和‘庸事’，作家只是凭借想像去揭示其中为人忽略的‘巧义’,为人所未见的‘新意’罢了。”但在《文心雕龙》中完全找不到相关的材料来证明王元化的上述结论，并且套用“布与麻”的结论来解释“拙辞”和“庸事”两句，是不严谨的做法，这种方法论是不可取的。

    在明确《神思》篇主旨的基础上，下文将从关键词、句间关系和上下文内在逻辑关系3个角度来谈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认识。

    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读众说纷纭。其中，黄侃、王元化和李逸津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众多说法中，产生时间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黄侃的“修饰润色说”。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杼轴献功，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辞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凡言文不加点，文如宿构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练术既熟，斯疵累渐除，非生而能然者也。”黄侃的“修饰润色”说认为“拙辞”可产生“巧义”，而外在的修饰可使文章的“巧义”显现出来，庸事经过加工润色，就能产生新意。一团团“麻”能够变成“焕然乃珍”的“布”，就是经过了“修饰润色”。但是，“拙辞”和“庸事”其本质即是如此，外在的修饰润色真能化腐朽为神奇吗？这种解读显然过于牵强且缺乏严谨的论证。再者，“拙辞孕巧义”和“庸事萌新意”明显是将原文中重要的虚词“或”和“于”忽略了，将被动涵义直译为主动涵义，使得“拙辞”与“巧义”、“庸事”与“新意”之间的主被动逻辑关系完全颠倒，意思发生了很大改变。此外，黄侃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其假设的“若情数诡杂”的条件和“博而能一”的结论。脱离前后句之间的联系，单独从字面角度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是不科学的。

   三、“拙辞”和“庸事”两句新解

    左东岭在《问题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中强调，“要重视骈体文的文体特征与刘勰本人的骈体文写作实践经验，例如‘庸事’是指用事用典不恰当，而不是平庸的事情。对仗与用典是刘勰最为关心也是最为熟悉的写作构思环节，所以他才会在行文中一再谈及。在骈体文的写作中，对于对仗、用韵和典故的精心挑选与合理安排，就成为作家所必须留意的关键环节”。刘勰在骈体文写作中使用的“于”“或”和“若”等虚词，明确指出了前后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后人在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的内涵时，不能忽略其指示意义。

    (一)从关键词“若”和“视”着手

    细读《文心雕龙·神思》“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这句话，会发现有两个关键词“若”和“视”。“若”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文中的“若”是其引申义，是“如果、假如”的意思。而“视布于麻”中的关键词“视”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瞻也。从見示。”文中的“视”是其引申义，即“看”的意思。刘勰将“布”和“麻”作比较，认为经过“杼轴献功”后，“麻”便可以成为“焕然乃珍”的布。很明显，这里使用了两个并列性的假设词，并在此基础上举了“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例子来论证。“拙辞”“庸事”两句与“布于麻”是两个并列的例子，在理解上互相补充，分析时不能单看某一端。而且，这两个例子论证的是同一个论点，即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来论证文学构思应“博而能一”的问题。

    根据《神思》篇中“若”和“视”这两个关键词，可以明确“拙辞”和“庸事”两句与“视布于麻”两个例子之间的对仗关系，即这两句在结构上是并列关系，在句子的理解上互相补充。

   (二)从句间逻辑关系角度看

    “若情数诡杂”是假设的条件或原因，“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是推导出来的结果。在否定性原因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结果当然也就是否定性的结果。而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释，黄侃的“拙辞孕巧义”“庸事萌新意”和李逸津的“拙辞孕育在巧义之中，庸事萌生在新意之中”都不存在否定性理解。此外，黄侃和李逸津的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若情数诡杂”这个条件。“情数诡杂”即“博而不一”，倘若文章诡杂没有贯一的主线，便会造成“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现象，“巧义”和“新意”最后也会沦落为“拙辞”和“庸事”。只有明晰了产生“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种现象的原因，才能准确把握句间逻辑关系，更好地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的深刻内涵。

   (三)从《神思》篇上下段的联系来看

    《神思》篇上段针对“临篇缀虑”的二患，提出“博见”和“贯一”的解决办法，指出作文构思时应该“博而能一”，一切论据都为论点服务，下段中的“拙辞”“庸事”两句及“杼轴献功说”便是对文学构思要“博而能一”的论证。

    刘勰举了“布”和“麻”的例子。“麻”是根根分明并且散成一团的原材料，“布”是井井有条和顺滑的成品。两者之间质的飞越和转化是杼轴梳理与组织经营的作用，而不是由黄侃的“修饰润色”和王元化的“现象活动”造成的。杼轴在古代本是指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即用来持纬(横线)的梭子和用来承经(竖线)的筘，杼轴亦代指织布机，同时还可以比喻诗文的组织和构思。刘勰将写文章时“博而能一”所起到的作用比喻为将“麻”纺织成“布匹”时杼轴所起的作用，恰如一团乱麻经过杼轴的加工和梳理，也能成为“焕然乃珍”的布。“视布于麻”的例子是强调“博而能一”，强调作文应该讲究构思与谋篇布局。因此，综合考虑《文心雕龙·神思》篇主旨和关键词、句间关系和上下段的内在逻辑关系等方面，可知“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准确含义是：即使构思时文章有了一些“巧义”与“新意”，但倘若写文章时做不到“博而能一”，那么落笔成文后，杂乱无序的文章最后也只能沦为一堆平庸的文辞。

    《文心雕龙》共50篇，从《神思》到《物色》这20篇主要谈了文章的构思、风格和体势等创作问题。其中，《神思》篇集中谈到了“想像”和“博而能一”的问题，认为前者是文学创作之前的准备活动，后者是落笔成文时对谋篇布局和文学构思的要求，即应该“贯一”。“拙辞”和“庸事”能否萌生出“巧义”和“新意”，关键在于文章在组织经营和文学构思上能否做到“博而能一”。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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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神思”的一个特点，即自由想像和联想，“心”不为“形”所束缚。

扬之水

文章在进行构思和谋篇布局时，只有见闻广博，才能解决文章理义睧暗不清的弊端，只有贯一才能拯救文章之乱。因而，刘勰强调文章要“博而能一”，只有有了主线和共同的思想情感，文章才会有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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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构思贵在“博而能一”。文章无论辞采多么华美，故事多么新奇，如没有巧妙的构思，缺乏统一的中心思想和写作主线，也只能如一盘散沙，犹如理不出头绪的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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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辞”和“庸事”两句及“杼轴献功说”都是强调文章在构思时要讲究谋篇布局，做到“博而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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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思”确实具有想像的一些特点，思接千载，想像无边无际，自由驰骋，“心”可以不受外在“形体”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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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的“修饰润色”说认为“拙辞”可产生“巧义”，而外在的修饰可使文章的“巧义”显现出来，庸事经过加工润色，就能产生新意。

扬之水

黄侃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其假设的“若情数诡杂”的条件和“博而能一”的结论。脱离前后句之间的联系，单独从字面角度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是不科学的。

扬之水

“拙辞”“庸事”两句与“布于麻”是两个并列的例子，在理解上互相补充，分析时不能单看某一端。而且，这两个例子论证的是同一个论点，即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来论证文学构思应“博而能一”的问题。

扬之水

刘勰将写文章时“博而能一”所起到的作用比喻为将“麻”纺织成“布匹”时杼轴所起的作用，恰如一团乱麻经过杼轴的加工和梳理，也能成为“焕然乃珍”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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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准确含义是：即使构思时文章有了一些“巧义”与“新意”，但倘若写文章时做不到“博而能一”，那么落笔成文后，杂乱无序的文章最后也只能沦为一堆平庸的文辞。

扬之水

“拙辞”和“庸事”能否萌生出“巧义”和“新意”，关键在于文章在组织经营和文学构思上能否做到“博而能一”。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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