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寄生到弥漫

扬之水

从寄生到弥漫

——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原生态考察   

    文体样式是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物质形态。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体研究”由来已久，但所关注的重点是“文学文体”而非“批评文体”。作为古代文论言说方式之物质性外观的批评文体有哪些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态特征？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有何意义？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借用《文心雕龙·序志》的话说，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本文寻根索源，着重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考察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原生形态，并揭示其间所涵泳的理论价值及当代意义。   

一

    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先秦”部分共选录八家：《尚书·尧典》、《诗经》、《论语》、《墨子》、《孟子》、《商君书》、《庄子》、《荀子》。就文体而论，这八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史书，或者是子书，并无批评文体。所以张少康指出“孔子以前，严格来说还没有什么正式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尚寄生于当时的“文化批评”之中。我们知道，汉语的“文化”与“文学”，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它包括了物质制造（技术体系）和精神创造（价值体系）两大部分；而狭义的“文化”则仅指人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狭义的“文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而上古时期，所谓“文学”还是泛指一切见诸于“文”的东西，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说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人之文”。这种“人之文”也就是人类的精神创造。可见狭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学”是相重合的，二者都包括了孔颖达所言“诗书礼乐之谓”以及用诗书礼乐化成天下的精神活动即价值体系。当狭义的“文学”从广义的“文学”之中逐渐独立出来的时候，文学与文化的血肉联系已先在地铸成。整个先秦时期，“文学”寄生于“文化”之中，吮吸着文化的营养；与此同时，“批评”也寄生于“文化”或“文学”之中并吮吸着它们的营养。寄生性，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最具原生形态的特征之一。

    以文化面目呈现的批评可称为泛文化批评，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但它却确定了中国古代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批评样式：即“批评”以句子的形式存在于文化著作（经、史、子、集）之中，在成为文化著作一部分的同时，又可以独立出来作为文学批评的语录或要言。但是，这些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性质的语录或要言，又不得不以寄存于整部文化典籍中的方式得以保存及流传。否则，一旦脱离了稳固的文本框架和特定的文化语境，那些只言片语则很难存活，更何谈流播？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先秦诸子及诗三百中的文学批评话语，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尽善尽美”、“文质彬彬”、“思无邪”，孟子的“知言养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十五国风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等等，则是藉《论语》、《孟子》和《诗经》的文本框架和文化语境，才得以千古流传并惠及后人的。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在对中西方文体理论作出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文体”一词的理论界定：“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他还指出：文体是一个系统，依次呈现为“体裁”、“语体”和“风格”三大层面。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的三大门类（文、史、哲）都应有自己的文体；就“文”而言，文学有自己的文体，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有自己的文体。但是，处于滥觞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实际情况是：所谓“文学批评文体”

    在体裁、语体、风格诸层面，不仅与“文学”而且与“史书”、“子书”等各类文化典籍混为一“体”而难解难分。批评文体的这种寄生性，直到文学的自觉时代仍然留有痕迹：比如，刘勰和萧统都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文心雕龙》这部文论巨著却采用了“骈文”这一纯粹的文学文体，而《文选》则将陆机的文论专篇《文赋》归于“赋类”之下的“论文赋”。至于后来的论诗诗、诗话、词话、曲话等批评文体，或者本身就是文学体裁，或者具备文学文本的语体和风格。现代“文体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的原生形态，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借鉴国文学批评史的滥觞期，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存在形态非常特殊，它们基本上是以句子的形式寄生于先秦的各类文化典籍之中。先秦的文学批评话语，就象是一群没有家园的孤儿或流浪者，尚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故须寄生于经典文本之中以求有立足安身之地。中国文学批评的这种早期形态是一种“没有文体的文体形态”，如果硬要从批评文体的角度给它命名，则可称之为“寄生体”。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文化之中，文学批评大多经历过“寄生体”这样一种文体形态，比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实际上也是将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寄生在“对话体”这一文学文体之中。按照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规律，随着批评活动的频繁和批评意识的自觉，批评的文体形态亦渐逐独立。古代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就是如此发展的，比如在柏拉图之后，亚理斯多德的《诗学》无论体裁、语体、风格，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体，而且，亚氏的理论文体成为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经典样式和传统形态，历经几千年而无所改变。然而，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在文体形态上却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文体模糊的前提下，由消极被动的“寄生”或“共存”走向积极主动的“弥漫”或“生长”。   

二

    先秦文论，以一种无文体的形态，以一种“语录”或“要言”的形式，寄生于文化典籍的诸种文体之中。随着批评活动的增多和批评意识的增强，文学批评欲从寄生状态中走出，向外作弥漫性生长，试图获取自己独立的生命和地位。当然，所谓“独立”并不是说文学批评已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文体。直到两汉时期，文学批评仍要借助于“他者”（既有的文体）出场。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两汉”部分选录六家（共九篇），其中史书体两家（共三篇），子书体两家（共四篇），还剩下的两篇属于传注体（即为经书作传注）。仅从文体的外观（外部形态即体裁）上看，两汉文论似乎仍然处于先秦时期那种寄生状态；但包裹于外观之中的言说内容、方式及风格，较之先秦文论却有了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在他者的文体框架内生长壮大，二是变他者的文体为自己的文体。两汉文论的存在形式大体上还是寄居于他者之中，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言说，已不再是《论语》或《诗经》式的只语片语，也不仅仅是《孟子》、《庄子》式的零星段落，而是能够用相当长的文字篇幅，比较集中地讨论一个或几个文学理论及批评的问题。比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和《屈原传》，前者是在回顾文化发展历史以及叙述自身坎坷经历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后者则是对诗人屈原从人品到文品的一个全面总结和评价，这两篇文章所表达出的文学思想及批评实践，因其深刻和完整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又如王充《论衡》的《艺增》和《超奇》两篇，虽然不是专门谈文学问题，但前者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诗经》中的夸张和修饰，后者则着重讨论文人（作家）才性的心理构成及品评标准，是可以分别当作“创作论”和“作家论”来读的。司马迁和王充，一位是史学家一位是哲学家，但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成熟的文学理论思考，因此才能分别在史传体和子书体中弥漫并生长自己的文论思想。两汉文论中的《毛诗序》和《楚辞章句序》属于序传体，与前述史传体和子书体一样，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文体。序传体的使命是为经书作传注，《易传》是这一文体的典范。中国古代最早以“传”为名称的经注当是《易传》，汉以来都认为是孔子所作。经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可以确定它并非一人一时所作，其七种十篇大都作于战国时代。不过十翼虽非孔子所作，孔子确曾读过《易经》（见《论语》的《述而篇》和《子路篇》；又《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汉武帝时儒学被抬到“至尊”的地位，孔子也被当成圣人，如此一来，为先秦典籍作注、作传就因了孔子的光环而具有神圣的意义，释经之“传”也就得到了继承与发扬，由此“传”才得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据显要的位置。由于秦火焚书之灾，先秦典籍惨遭毁损。幸而中国古代学术有口耳相授、师脉相承之传统，典籍才得以流传。两汉是读经注经的时代，众多知识分子都投身于经籍的搜集、整理及注释之中。注经的基本工作及目标，是对经籍文献及其文字的考证、疏通及正义，从而尽可能地恢复经籍的原初形态。非如此，先秦文化无法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还原与保存，正所谓“秦火一炬，群经荡然，而今犹得读三代之书者，两汉经师之力也。爰列群经，次两汉之传经者也。”[v]汉儒传经，或重名物训诂、文字笺疏，或重微言引伸、义理阐发，他们为《诗经》所作的传，孕育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体“序传体”。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具代表性的序传体是“毛诗序”。汉代传诗者有韩、鲁、齐、毛四家，从受重视的程度来看，汉平帝之前，鲁、齐、韩三家被立为官学，而平帝时，毛诗始立。之后的情形是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亦无传者，只有毛诗郑笺立为官学。为什么四家诗传，前三家都只兴一时，而毛诗却能经久不衰，在唐时仍被立为官学？一方面固然因为毛诗所反映出来的文学主张符合儒家思想，如《诗大序》吸取了传诗经生的意见，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毛诗的体例，它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先秦文学批评仅以只言片语存在于各类典籍之中的体式。“毛诗在每篇之前均有题解，而《关雎》一篇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人称各篇题解为小序，总论为大序。”这样，大序、小序以及对作品之字词句的注释与《诗经》原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毛传之批评《诗经》，虽然采用的是汉代经学已有的“序传体”，但毛诗序的批评文本中实际上已经包孕了后世几种主要的文学批评文体：序、诗话、评点。“序”自不必说；将作为批评总纲的大序与具体批评实践的小序集结在一起，就是一篇颇为有形的“诗话”；而这种集前有总评、篇前有小评的样式，已经具备了后来“（小说）评点”的雏型。由此可见，毛诗序的批评思想和文体结构，不仅是自成一体，而且有很强弥漫性和生长力，表明中国文论的批评文体已经由先秦的“寄生”走向了汉代的“弥漫”，并以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成长于已有的“文体”土壤之上。

    汉代经学家通过为先秦典籍作传、注、笺来立言，来表明自己的批评观念和文学主张。因为参与注经的人很多，又是个体性劳作，故一部典籍就会有多种注本。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则需要有人出来做一项工作：将关于某一部典籍中的某个词、句的所有注释都录摘下来并汇集一处，附在该词、句的后面以供后世读者参阅，是为集注。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论，“集注”可以说是对诸多批评话语的总汇性编纂，它并不直接呈现编纂者的批评观念，而是需要读者在各种注释的互文性之中去建构批评。这种批评形式就是给读者提供互文理解的话语空间。在集注中，先前各家的注释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一家之言，而是成为后人对文学文本进行再理解的一种综合性或整体性背景。批评隐藏在文学文本及诸家注释的背后，实现于读者的阅读与建构之中。这样，集注从序传体中发展出来，并成为一种不同于序传体的批评样式。由此可见，集注在形态上也体现了批评文体生长、弥漫的特征。批评文体积极成长与弥漫的力量还促成了“选本批评”的出现。清代经学家江藩说：“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由孔子删诗可知，“选本批评”的观念在先秦已经产生。孔子说：“诗，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就是按这一标准来删诗的，择其善者而录之，遂成三百零五篇的版本，也因此开选本批评之先河。选本在汉魏六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集大成者是南朝萧统的《文选》，它保存了从周到汉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是一部诗文总集。我国古代所谓总集，论其性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辑录网罗，偏重保存文献；一是鉴裁品藻，意在去芜存精。顾名思义，《文选》当然属于后者。在此意义上，《文选》成为选本批评。在《文选》序中，从萧统对文学性质的阐释及对文章体制的辨析，可以看出他在魏晋“文的自觉”、“批评的自觉”的大背景中对作品所进行的取舍。最初以“选”这种行为来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选者的标准和宗旨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还只能依靠读者的心领神会来实现。但在以后的时间里，这种单只有选的批评行为使得选者常常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立言的深层意识使得他们时常觉得有话要说，所以选者会自觉地借助一些其它的批评方式，以期更充分更完全地实现其选诗思想与批评观念，同时也使得其选本更有价值。一些其它批评文体中的因素如批点和评注及引、缘起、叙、集论、发凡、凡例等都积极向选本弥漫，为其所用。“序和凡例直接阐述选编的缘由、宗旨、标准，甚至选者本人的文学观、批评观。……选本的批点和评注部分则是作为批评家的选者与为选本提供作品的作者和阅读选本的读者直接对话、交流的层面。……读者通过选者在这一部分的具体指导，也可以更快捷更深刻地把握、了解选取者的文学思想、批评观念，使选本的批评价值获得最充分的实现。”这一点也可以在《文选》中得到体现。由于多种批评文体的因素积极向它弥漫，汇聚于其中，使得选本的形式更加灵活，最终发展成中国文论较为常见的批评样式之一。   

三

    先秦文论批评文体的寄生性特征，与先秦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先秦文化，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合一，在这种浑然一体的大文化形态中，“文学”与“文化”尚且难分难解，而所谓“文学批评”只能以寄生的方式存在于广义的“文学”也就是“文化”之中。先秦大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政治文化。从周至秦，中国社会处于变化和动荡之中，文明更替，文化多元。或道或儒，或法或墨，不同的文化流派虽然道统殊异，路迳迥别，但对于社会政治的忧虑都是相同的。诸子百家对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文学艺术，或者说诸子百家的文学理论思想被笼罩在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之中。文学艺术是政治教化的工具或手段，文学批评是整个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文学思想是子学思潮的一个部分，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言说只是诸子百家阐述自家政治和学术观点的话言方式之一。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文学批评文体寄生于文化典籍的各种文体之中就成了中国早期文学理论的必然选择或文化宿命。在更为深潜的层次考察，先秦文论批评文体的寄生性特征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睁开双眼凝视自身及自身所处之世界时，所看到的是天、地、人的浑然一体，所感觉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浑然一体。从远古的神人以和到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已形成天人合一、心物一体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先秦时代，儒、道、名、阴阳诸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天地人构成一个整体。《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所提出和描述的宇宙模式或图景，强调的是世界的和谐性和整体性，而支撑这一描述的是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中国哲学范畴所体现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天人交融型的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它与西方哲学范畴所体现的主客相分型的分析性的思维模式是大不相同的。在东西方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见出分野之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认知观念早已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着中国人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形成，也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文论批评文体原生形态的铸成。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寄生性特点，一个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批评与文学文本（即批评自身与批评对象）的合一，二者整体性地构成文学批评文本。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不能是批评，正如批评不能是文学。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批评文本之中，“批评”可能是“文学的”或具有“文学性”；“文学”可能是“批评的”或具有“理论性”。前者如钟嵘的《诗品》，自觉的批评意识和独到而深刻的批评见解，凭藉着极具文学性的文字出场，其想象之丰富、取譬之奇妙、性情之率真、语句之优美，完全可以读作文学性散文。后者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分明是二十四首四言诗，既有《诗经》四言的方正典雅，又有汉魏五言的自然清丽，还有晚唐七言的哀宛幽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司空图的“诗画”或“画诗”其实是在深刻而系统地言说着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文学的风格和意境。当然，在文学和批评都已经“自觉”的六朝和隋唐，人们并不会将钟嵘的《诗品》或司空图的《诗品》视为文学作品；但是，这两个批评文本对“文学”和“批评”的兼容或整合却是不容否认的文体事实。而追根溯源，是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影响了文学批评的存在形态。我们从后起的小说评点中亦可见出这一点。小说评点最初是评点者在小说作品之中做眉批、夹批或旁批，小说批评已与小说文本结合。继而出现回前总评（序）、回末总评（跋），这样回前评、回后评、正文评点等与小说原文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充分地体现出整体性思维的特征。比如金圣叹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对小说评点的形态作了三点改造，“一是增加了《读法》，二是将总评移至回前，三是大量增加了正文中之夹批……它融文本赏读、理论评判和授人以作法于一体”，这种整体性的批评方式，是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方式在文学批评文体中的具体体现。  

    考察中国文论批评文体“从寄生到弥漫”的原生形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研究及文学批评写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大多集中在高等院校，由于对高校教师在职称评聘、业绩考核和学术奖惩等方面越来越严格的“数字化”管理，使得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学术研究成为一种越来越“规范化”或“模式化”的文字制作。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文学批评的写作，无论是文体样式、话语方式抑或语言风格均趋向单一、枯涩甚至冷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那种特有的灵性、兴趣和生命感受被丢弃，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所特有的开放、多元和诗性言说的传统亦被中断。勿庸讳言，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并不太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然而，就文学批评这一特定领域而言，我们是否作过这样的比较：一篇书信体的《报任安书》或《与元九书》胜过多少篇核心或权威期刊的论文？一部骈体文的《文心雕龙》或随感式的《沧浪诗话》又胜过多少部国家级或省部级出版社的巨著？在文学批评的研究及写作领域，我们需要吸纳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否则，我们的文学批评则难逃如彼归宿：或者是西方学术新潮或旧论的“中国注释”，或者是各种学术报表中的“统计数字”，或者是毫无思想震撼力和学术生命力的“印刷符号”或“文字过客”。  

扬之水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尚寄生于当时的“文化批评”之中。

扬之水

整个先秦时期，“文学”寄生于“文化”之中，吮吸着文化的营养；与此同时，“批评”也寄生于“文化”或“文学”之中并吮吸着它们的营养。寄生性，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最具原生形态的特征之一。

扬之水

处于滥觞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实际情况是：所谓“文学批评文体”

扬之水

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在文体形态上却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文体模糊的前提下，由消极被动的“寄生”或“共存”走向积极主动的“弥漫”或“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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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他者的文体框架内生长壮大，二是变他者的文体为自己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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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可以说是对诸多批评话语的总汇性编纂，它并不直接呈现编纂者的批评观念，而是需要读者在各种注释的互文性之中去建构批评。这种批评形式就是给读者提供互文理解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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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在形态上也体现了批评文体生长、弥漫的特征。批评文体积极成长与弥漫的力量还促成了“选本批评”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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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所谓总集，论其性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辑录网罗，偏重保存文献；一是鉴裁品藻，意在去芜存精。

扬之水

先秦文论批评文体的寄生性特征，与先秦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先秦文化，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合一，在这种浑然一体的大文化形态中，“文学”与“文化”尚且难分难解，而所谓“文学批评”只能以寄生的方式存在于广义的“文学”也就是“文化”之中。先秦大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政治文化。

扬之水

中国哲学范畴所体现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天人交融型的整体性的思维模式，它与西方哲学范畴所体现的主客相分型的分析性的思维模式是大不相同的。在东西方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见出分野之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认知观念早已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着中国人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形成，也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文论批评文体原生形态的铸成。

张庆东字恕鸣

诗海畅游，周末吉祥！问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