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独醒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扬之水

屈原的独醒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从屈原作品及其行为实践中，有一种完整而又独立的“独醒精神”，这也是屈原精神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当代知识分子重建自己的精神信仰和核心价值观很有裨益。
　　一、屈原的独醒精神
　　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确立中，屈原的爱国精神率先镌刻其上。然而，屈原身上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特别难以做到、特别崇高的精神，那就是他的“独醒精神”。
　　屈原面对楚国的现实，始终秉持“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信念与意志，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不愿妥协、不愿隐匿、也不忍心离开自己的故国，为实现他的“美政”奔走与呐喊，最后以“自沉”汨罗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抗议、对操守的坚持，在死亡中践行和升华了他伟大而崇高的独醒精神。这是十分罕见的生命意志，是一种以较高文化素养为基础的，远远地超出现实和世俗的，纯而又纯、容不得半点儿瑕疵的人生追求。
　　屈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可以说，屈原融楚国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一体，集热烈情感与理性哲思于一身，他的才能、识见，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的楚国人。这种超凡的个人素质，使他能够明察天下大势，预见楚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假如屈原置身于与其相适应的外部环境，也许他的才能可以通过安邦定国的常规方式得到发挥，从而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美政理想”。但楚国内部的政治环境非常黑暗，楚王昏庸，奸臣当权，外面又面临着强秦步步紧逼所带来的压力。内忧外患挤压着他，苦闷焦灼纠缠着他，使他承载着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忧虑和心理重荷。但是，屈原终其一生，以一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洞察力，以一种把握时代脉搏和预测未来的超前意识，选择与世俗环境的根本对立，自觉决裂于世。表现了屈原为保持人性的尊严，而决不与世俗妥协同流的高峻和超拔的独醒精神。
　　我们不妨来窥视屈原的独醒历程。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自己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美好人格和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他在《橘颂》中写道：“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屈原巧妙地抓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生态习性，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在《楚辞灯》里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的奇特境界，也正是屈原对于“独立不迁”之坚守的自我写照。而“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秉持，又必须要求诗人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都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坚守中，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一个人只有胸怀坦荡，不图私利，“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才能真正做到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反之，也就如洪兴祖所说：“凡与世迁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举世莫得而倾之者，无求于彼故也”(《楚辞补注》) 而屈原却如此坚守他的独醒，这当然会让他陷入孤独，但他不怕孤独，决不为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像他在别的诗里一再表示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涉江》)，“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等等，这些诗句都表明，屈原绝不以歪斜之身来同流合污，即使自己忍受各种孤独与苦难，也要确保自己行得正、立得直。在《渔父》中，渔父劝屈原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不妨从《离骚》说起，他在《离骚》里特别标出自己的嘉名“正则”，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兮”的誓言，并以“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来告知与这个浑浊世界的决裂。与“渔父”持有同样看法的“女媭”，苦口婆心地劝说屈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在这里，女媭连用四个反问句，以一种非常严厉的语气，质问屈原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地坚持个人的操守，而不混同世俗，随波逐流。
　　无论“渔父”还是“女媭”，他们都是善意地希望屈原通达权变，调整自己的处世态度，与世俗社会和谐相处，以求自身的平安。但屈原的回答是，他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保持纯洁的节操，他“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宁愿投身汨罗，失去生命，也决不向世俗屈服。这就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样的混浊世界里，无论有什么样外部环境改变，都能依然恪守自己恒定的“独清独醒”意志的大写男人!
　　春秋战国时代，既有以身许国的志士仁人，也有以追逐名利的利己主义者，还有否定一切、高蹈遁世的隐者。人们各行其是，并以各种学说为各自的行为辩护，力图证明其合理性。屈原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积极用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徒之路。他的特立独行，与世俗环境是根本对立、无法兼容相安的。事实上，无论在哪个时代，独醒者永远是痛苦的、忧伤的，他们注定要与世俗社会产生剧烈的冲突和矛盾。无知者无畏，糊涂者无忧。所以中国有“难得糊涂”的古训，意思就是不要自寻烦恼。屈原是非常清醒的，同时又是非常认真的，他做不到刻意的“糊涂”，所以他的忧患非常深广，具备了更为强烈的悲剧性。屈原始终清楚，好嫉妒的同僚攻击他，培养的学生背弃他，就连关心他的亲人也不理解他、指责他。屈原没有退缩，他将批判的枪矛对准了整个世俗社会。在他看来，除了重华、彭咸等几位古人可引为同道，比干、伍子胥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外，一切皆丑恶。这种对整个社会普遍的、绝对的否定与排斥，使屈原的作品充满了浓重的孤独感和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世浑浊而莫我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这种独清独醒的坚守，为社会树立起一个超脱于世俗之上、鹤立鸡群的形象。
　　为保持现状的稳定，世俗社会对少数超前性个体，往往有一种排斥的内在机制，从而使这些少数的“天才”，很难避免被扼杀的悲剧。为了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很善于总结生活经验的中国古代哲人，给了人们很多的告诫。无论是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是老庄“柔弱胜刚强”、“介于材与不材之间”，是说无论显达，还是困窘，都要求人们或者适应环境、顺其自然，或者以退求进、保全自己。等等这些策略性原则，都是要求人们主动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环境。比如我们都明白说假话不好，但我们还在不断地说，因为全说真话会招致麻烦甚至带来祸患，所以我们很难“免俗”。《楚辞·渔父》中写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水清就“濯我缨”，水浊就“濯我足”，随机应变，游刃有余，这就是世俗所赞美的“达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这样去实践的。而屈原却冲破了儒、道两家处世哲学的藩篱，他明知个人无法与环境相抗衡，但他仍然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决不以对恶劣环境的让步来换取任何实际的利益，或生活的转折。他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对环境的被动适应与中和，而是对环境的改造与抗争，是“我”之美善与“众”之丑恶的对立和斗争。这种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反映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一种格外能打动人的悲剧崇高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也是极为可贵的。后来班固批评屈原“扬才露己”、“狂狷”，扬雄说屈原应该“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正是从反面对屈原独醒精神的肯定。
　　屈原的独醒精神，虽然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都不可能全面仿效，但作为一面精神旗帜，一种人格理想，特别是经由“自沉”这种极端方式的渲染与高扬，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重建具有极其宝贵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
　　屈原的独醒精神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易经》的《贲卦》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首次提出了“人文化成”的治国育人重要观念。在《尚书·禹贡》中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所谓声教，即诗歌礼乐之教化也，更突出了声诗教化之作用。在当今许多人只注重眼前利益、心态浮躁的背景下，我们重回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诗歌经典，发掘和倡导屈原的爱国精神、求索精神，尤其是他的独醒精神和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就是要重提“人文化成”和“声诗教化”，这对净化当代人们的心灵、升华人们的道德、重塑人们的信仰，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重建极具时代意义。
　　1. 有利于当代知识分子坚守“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的使命回归。“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是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就“研究学术”而应有的态度与使命提出来的。他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大多是把“救世”与“弘道”作为天职和价值来担当的，在一些朝代里知识分子却多又是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唯唯诺诺、甘做奴才、听人驱使、愿做工具、人云亦云的人，极少像屈原一样保持着独立而又清醒的状态，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则执着追求，这是高于现代社会“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思想境界的。因为，屈原是能够叛逆当权者所需要的“听话出活的奴才”和“忠诚驯服的工具”式样的人物，实在太难能可贵，具有了区别于许多历史人物的特有启迪作用。同时，屈原所强调的独醒，也已经不仅仅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是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和自由，还包括在当代社会文化的语言使用中，把独立自由作为人格操守的特征予以弘扬。
　　倡导高扬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首先就是希望当代知识分子“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的使命回归，始终保持起码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清醒、良知、理性和人文操守，始终保持强烈的社会历史洞察力和现实判断力，从浮躁功利之风中走出，以淡泊、宁静、从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一切诱惑、压力和问题。做到无论世事怎样变迁，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真正走进社会践行公共责任，追求真诚善良与公平正义，为这个时代书写出更加美好的内心史。
　　2. 有利于当代知识分子坚守“文格”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格重塑。人格决定文格，而文格又反作用于人格。如果一个人具有高尚的人格，那他的文章肯定具有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所在。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水平很低，那他的文章所具有的价值会相对较低。但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社会中，都往往出现文格与人格的分离：有只能劝人而不能劝己者、有放言清高而攀附权贵者、有知君臣大义而变节叛国者、有热中功名而文章淡泊者、有人格卑劣而心口相违者、有自我幻化而难见真情者等等，都是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知而不行的思想人格与社会人格相分离的人。如，历史深处比屈原早约两百年的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认为“士”应以维护社会基本价值为己任，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比其早约两百年的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且要远到“死而后已”的程度;比屈原大约三十岁的孟子，则更是率直提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主张。但真正实践了这些理念、要求和主张的，屈原或称第一人。他明确提出了“苏世独立”、“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等宣言，而且摒弃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遁世之想，为己道之不得行而不惜抱石沉水。这种悲壮决绝的理想主义，独清独醒的坚定意志，虽历两千余年仍令人感喟不已。
　　可见，屈原一生的坚守，特别是经过自沉汨罗江这一伟大壮举，使得屈原独醒精神力量来源于其人格力量的极大升华，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如其人的典范。故，我们倡导高扬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就是希望当代知识分子坚守“文格”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格重塑，始终保持立志、勤学、清醒、改过、责善的人生态度，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光明磊落、胸无城府和机心的情怀，敢于直言、勇于讲真话，做到厚德载物、诚实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致，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格健全、人格未分裂的人。
　　3. 有利于当代知识分子坚守正气与骨气的形象再造。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苍穹中，屈原、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名字灿若群星，无不是我们民族的正气之魂。其中，屈原就是这璀璨群星里最为夺目的一位，也是真实实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天下人为己任”的典型代表。正因为我们民族有了一批这种正气之士，才一次次经受住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得到延续和发展。环顾时下的社会，知识分子中不仅与世同浊、偕众而醉者比比皆是，甚至不少人还是“先天下之浊而浊”，愿意尽力担当争取的只是一己之名利，也没有把社稷苍生的责任当成自己的应有本分，奉行的却是“水清则濯缨，水浊则濯足”的随遇而安人生哲学观，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正气与骨气。
　　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病，一般来说，普通人可以保持沉默，但知识分子不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喉舌，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说话的角色。屈原的独清独醒中极为重要的是他的刚正不阿和对于正气与骨气的坚守。故，我们倡导高扬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就是希望当代知识分子坚守正气与骨气的形象再造，始终保持来理直气壮讲正气，旗帜鲜明扶正气，以身作则树正气，在所有的场合都能够以正压邪，以正驱邪，以正胜邪，做到对现实能够一直保持强烈的痛感，不随波逐流，在黑暗中说话，在光明中也说话，对错误潮流大声疾呼，痛加针砭。特别是从精神意志上树立和恪守“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决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
　　总之，屈原的独醒精神是他生命存在的超越。屈原的独醒精神，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类知识分子头顶上的那片“灿烂星空”和心灵深处的那座“永恒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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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十分罕见的生命意志，是一种以较高文化素养为基础的，远远地超出现实和世俗的，纯而又纯、容不得半点儿瑕疵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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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融楚国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一体，集热烈情感与理性哲思于一身，他的才能、识见，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的楚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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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终其一生，以一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洞察力，以一种把握时代脉搏和预测未来的超前意识，选择与世俗环境的根本对立，自觉决裂于世。表现了屈原为保持人性的尊严，而决不与世俗妥协同流的高峻和超拔的独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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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现状的稳定，世俗社会对少数超前性个体，往往有一种排斥的内在机制，从而使这些少数的“天才”，很难避免被扼杀的悲剧。为了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很善于总结生活经验的中国古代哲人，给了人们很多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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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渔父”还是“女媭”，他们都是善意地希望屈原通达权变，调整自己的处世态度，与世俗社会和谐相处，以求自身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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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却冲破了儒、道两家处世哲学的藩篱，他明知个人无法与环境相抗衡，但他仍然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决不以对恶劣环境的让步来换取任何实际的利益，或生活的转折。他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对环境的被动适应与中和，而是对环境的改造与抗争，是“我”之美善与“众”之丑恶的对立和斗争。这种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反映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一种格外能打动人的悲剧崇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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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利于当代知识分子坚守“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的使命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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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高扬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首先就是希望当代知识分子“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的使命回归，始终保持起码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清醒、良知、理性和人文操守，始终保持强烈的社会历史洞察力和现实判断力，从浮躁功利之风中走出，以淡泊、宁静、从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一切诱惑、压力和问题。做到无论世事怎样变迁，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真正走进社会践行公共责任，追求真诚善良与公平正义，为这个时代书写出更加美好的内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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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利于当代知识分子坚守“文格”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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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利于当代知识分子坚守正气与骨气的形象再造。

张庆东字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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