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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地理研究论述
——以屈原放逐汉北、陵阳争论为中心
提要：《楚辞》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若深入下去，可以说各种问题都争论不休，《楚辞》地理研究亦然。从汉至今，《楚辞》地理研究总体上是由粗趋精，而又集中体现在屈原放逐时地，特别是放逐汉北和陵阳两地的争论上。屈原放逐时地在争论中不断明晰，《楚辞》地理研究许多非地理因素也得以呈现。《楚辞》作为文学文本，长期以来，其地理研究多为政治伦理、学术思潮而左右，其文学地理特性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关键词：《楚辞》地理 汉北 陵阳 江南 作为先秦时中国南方文学的代表，屈原的生平、政治命运与他的作品，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后人的关注。由于屈原生平史料的缺少，文本的开放性阅读，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可以说异说纷呈，莫衷一是。就屈原创作诗歌的地域、屈原放逐的路线而言，由于和屈原或疏或放或迁的政治命运多有关联，诸家观点争论分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言人人殊，几乎达到不胜清理的地步。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综述，先哲时贤多有论述，如周建忠先生《屈原放逐问题证辩》及《屈原“流放江南”考》二文，从观点总结的角度，对屈原放逐时地、放逐次数、放逐路线的研究状况、各家观点，作了详细的梳理。本文拟从地理角度，对两千多年来《楚辞》地理研究的历史进程作一简单的梳理，并以屈原放居迁逐汉北、陵阳争论为中心，通过《楚辞》地理研究争论焦点的透视，揭示政治伦理、学术思潮等非地理因素对《楚辞》地理研究的深刻影响。 01 《楚辞》地理研究的历史进程 对《楚辞》地理的研究，始于地名解释。从地名学角度而言，存在着古今地名的变更与差异，形成一地多名的现象，也有着地名随人迁徙而迁徙，形成一名多地的特征。这些因素都给后人研究地名带来一定的困难。因而对地名的实证研究在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对《楚辞》尤其是屈原作品中地名的解释与实证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分歧。 东汉王逸，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以战国地理观之，属楚地楚人。其为《楚辞》作章句，着力于树立屈原忠贞伏节的人臣形象，对《楚辞》地名的解释，不是很明确。很多地方，只是简单地说是地名、水名、山名，如《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句，王注：“沅、湘，水名也。”并未指出地名的具体所在的地理位置。从地名解释上来看，洪兴祖《楚辞补注》最为详赅，如对沅湘、昆仑等水名、地名的解释，引用地理书籍如《山海经》、《水经》以及方志如《荆湘记》等，使《楚辞》中的地名释义更加清晰。如上引《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句，洪氏补注曰：“《山海经》云：湘水出帝舜葬东，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合洞庭中。《后汉志》：武陵郡有临沅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溪。又零陵郡阳朔山，湘水出。《水经》云：沅水下注洞庭，方会于江。《湘水记》云：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则日月若出入于其中。”洪氏引《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湘水记》地理文献，具体注明了沅、湘水流的源头流向。可以说，对《楚辞》地名的补注，是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山海经》等地理文献是洪兴祖对王逸《楚辞章句》地名补释的重要的参考文献。北宋黄伯思言《楚辞》一书“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言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此若，故以楚名之”，特别强调《楚辞》作品的楚地特征。但是《楚辞》中除了“纪楚地”外，还有傅岩、昆仑等一系列非楚地的地名。对此，洪兴祖也有较为充分的补注。如《离骚》两次飞行，其目的地都是昆仑。王逸注偶引《淮南子》加以解释，洪氏详引《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淮南子》、《十洲记》、《禹本纪》、《河图·括地记》、《尔雅》、《神异经》、《博雅》、《博物志》等，对《离骚》的昆仑地域所涉及的地名、水名及昆仑的构成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补注。虽然朱熹注释《楚辞》，对王逸、洪兴祖二人的注释有所不满，但他说二书“其于名物训诂之间则已详矣”。明代汪瑗《楚辞集解》对“沅、湘”解释时，完全引用洪氏的补注，并云“此《补注》所载，虽无关于文义，然亦不可不知”。 朱熹之后至今，在“无关于文义”的《楚辞》地名的解释上，大都遵循洪氏之说。但对涉及“文义”的地名，在考证基础上，也有新的观点出现，大都集中在屈原的放逐地、放逐路线的考察上，而这一考察又与屈原生平、政治经历密切相关，且与《楚辞》地名的实证研究相表里。对屈原放逐时地的研究，异说纷呈。周建忠先生《关于屈原“放逐”问题证辩》一文，对从汉至今在屈原“放逐”问题上的异说作了详尽的梳理与归纳后，认为屈原的一生可分三个阶段，即在郢都任职、遭谗、被疏；在汉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被流放江南。经历了一疏一放一迁的人生历程。此种归纳，较为通达。屈原的一生，郢都、汉北、江南三处地点，一疏仍在郢都，一放在汉北，一迁在江南，三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从地域角度视之，宋代以前，对《楚辞》中涉及屈原放逐地域的认识，集中在江南沅湘一带。两汉较早涉及屈原放逐地的是西汉初年的贾谊。贾谊是洛阳人，他与屈原的联系，主要是他遭谗徙任长沙王太傅（前177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贾谊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吊屈原赋》开篇即云“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而司马迁是西汉继贾谊之后，又一位去过屈原自沉处寻访的人。司马迁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合传，突出了屈贾二人怀才不遇的政治经历的相似性，也寄托着司马迁个人的政治感怀，让屈原沉江处的湘江、汨罗，因贾谊的吊屈和自己的悲叹垂泣，成为后世怀才不遇者的情怀寄托之地，一个隔代知音的空间符号。王逸的《楚辞章句》，承继西汉对屈原政治经历的表述，认为屈原在怀王时被疏而作《离骚》，顷襄王时迁逐江南沅湘之间，《九章》、《九歌》等作品均作于屈原被迁江南时。除贾谊、司马迁、王逸外，西汉东方朔、桓宽、扬雄、刘向以及东汉班固、应劭等，在他们的拟骚作品或著述中，也认为屈原放逐地在南楚或江南沅湘一带。这种看法直到宋代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唯朱熹《楚辞集注》言《九章》非一时一地所作，启后世对《九章》结集、排序、作时、作地、辨伪等方面的研究。随着后世对屈原生平探讨的进一步展开，《楚辞》地理的研究也走向深入。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汉北”地域的重视；二是对屈原放逐江南的路线、所经地的综合考察之上，而其重点又是以“陵阳”的争论为中心。 02 汉北——关于屈原北放的争论 《九章·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王逸注曰：“屈原自喻生楚国也。虽易水土，志不革也。”王逸释“南”为“自喻生楚国”，汉北没有直接解释。洪兴祖只是对“汉北”之“汉”，即“汉水”，引用《禹贡》、《周礼》、《水经》及《山海经》等对汉水的源流分合作了补注。朱熹本诸王逸，认为“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朱说首先遭到汪瑗的质疑，汪瑗云：“此章是述集南而迁于汉北之地，下文所谓异域者，即指汉北也。鄢郢乃楚王之都邑，宗庙之所在，而己又来仕于其国，岂可谓之异域哉？其非是也审矣。”林云铭也认为朱说不当：“若旧注谓原生于夔峡，不过因杜诗《最能行篇》，谓山有屈原宅句，不知少陵当日虽在夔州，而屈原宅却在荆州府之归州，以归州当春秋时，亦夔子国故地，因举全夔而总言之，非谓夔州府有屈原宅也。郢都亦荆州，生于郢而仕于郢，何谓之南来乎？”朱熹此说甚为牵强，故后世承其说者少。也可见，汉宋间尚未充分注意到“汉北”与屈原放逐之地之间的联系。 将“汉北”与屈原放居地联系起来，一般均认为始于王夫之。其实将“汉北”作为屈原被迁的地点，应该始于明代汪瑗。汪瑗注曰：“南，指郢都也。汉北，指当时所迁之地也。屈原所迁之地，其在鄢郢之南，江汉之北乎？”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补注》中《抽思》列于《哀郢》之后，汪瑗泥于此顺序排列，又因他认为《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故其认为《抽思》亦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之后。“汉北”为屈原所迁之地，与汉宋时人认为顷襄王时屈原迁逐江南说不同。但汪瑗之说开启了后世对“汉北”与屈原放逐之地之间关系的重视。 清林云铭与朱熹一样，认为《九章》非一时一地所作，明确指出：“王逸谓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似《九章》皆江南之野所作也。兹以其文考之，如《惜诵》，乃怀王见疏之后，又进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则《思美人》、《抽思》，乃进言得罪后，怀王置之于外，其称造都为南行，称朝臣为南人，置在汉北无疑。”并对“汉北”的具体地理位置，作了如下解释：“汉北与上庸接壤，汉水出嶓冢山，在汉中府宁羌县，上庸即石泉县，怀王十七年，为秦所取，而汉北犹属楚。嗣秦会楚黄棘，复与楚上庸。至顷襄九年，楚为秦败，割上庸汉北与秦，故《思美人》篇亦云指嶓冢之西隈，以身在汉北，举现前汉水所自出，喻置身之高耳，若别举高山，便无来历以此推之，则原之迁此何疑。”林云铭据楚地西境在怀王、顷襄两世的存失状况，认为屈原放居汉北是在怀王时，而“汉北”是指与上庸（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接壤的一带地区。 王夫之《楚辞集释》认为《抽思》“有鸟自南兮，南集汉北”句，是“追述怀王不用时事，时楚尚都郢，在汉南。原不用而去国，退居汉北”。王夫之囿于屈原一生只在襄王时放逐江南及《九章》全为屈原放逐江南时作之说，故虽云屈原在怀王时退居汉北，但仍认为《抽思》作于顷襄王时，《抽思》中涉及的怀王时退居汉北事，乃屈原迁逐江南时的“追述”。王夫之用“追述”弥合了怀王时屈原退居汉北与《九章》全作于顷襄王迁逐江南时之间的矛盾。 以上三说中，无疑林云铭《抽思》作于怀王时屈原放居汉北时之说较为合理，故此后蒋骥、戴震、游国恩、姜亮夫、马茂元、胡念贻、金开诚、赵逵夫等均采此说。而对“汉北”具体的地理位置，各家有同也有异。除汪瑗、林云铭的观点外，蒋骥认为汉北“乃郧、襄之地。原自郢都而迁于此，犹鸟自南而集北也”。所言郧、襄之地，在今湖北省西北部郧县至襄阳一带。赵逵夫先生言“屈原在楚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其地即春秋战国时汉北云梦，在汉水下游之北面，当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云梦、汉川几县之地。旧以为在郧襄一带或襄樊以北者误，更不是在秦国之地”，对汉北的具体位置提出了新的看法。 但与屈原放居汉北的观点不同的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鸟自南兮”之“鸟”，指代楚怀王，“来集汉北”是指楚怀王入秦至汉北，而非屈原放居汉北。此说始于姚鼐，其《抽思》篇注云：“怀王入秦，渡汉而北，故托有鸟而悲伤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也。”按，姚鼐认为屈原在楚怀王时即被放逐江南，其《哀郢》篇注曰：“鼐疑怀王时放屈子于江南，在今江西饶信，地处郢之东，盖作《哀郢》时也。顷襄再迁之，乃在辰湘之间，处郢之南，作《涉江》时也。”故其认为《抽思》中的“汉北”是怀王入秦时经过的汉北，而非屈原流放之地。此说得到马其昶、饶宗颐、于省吾等人的承继，各家在姚说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补正。如于省吾先生对“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句，从四个方面加以补充论证，“前三条系就本文（指《抽思》）‘倡曰’及‘乱曰’以下的词句（按：指“异域”、“其”、“卓”、“申”等词）作了具体分析，以阐明本义及实况；第四条系就曾否见于《楚辞》中的山川地理、名物加以概述，以汉北与大江附近或江南两相对比”，并联系出土文献鄂君启节的舟、车两条路线，判定“‘倡曰’以下‘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一段文字，系屈原设想怀王留秦之词，而非屈原自述被迁的经过，于事于情于理，昭然若揭”。于先生四个方面的补证，进一步完善了姚氏之说。赵逵夫先生《屈原未放逐汉北说质疑与放逐汉北的新证》一文，力驳姚鼐、于省吾之屈原未放“汉北”说，并对屈原放逐“汉北”说提出了新证。 屈原被放或退居汉北说，还引发了20世纪《楚辞》地理研究的争论，以钱穆、游国恩及饶宗颐等为代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及《〈楚辞〉地名考》，以屈原放居汉北为立论中心，大胆推断，言：“《史记·屈原传》顷襄王怒迁屈原一节，文词断续，本颇可疑。则屈原之卒，其固在顷襄王之世否，诚未可专据史文以为断。今既谓屈原放居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名皆在汉北，则顷襄王迁之江南一节，事绝无根。屈原之卒，或早在怀王入秦之前，固有可能之理。”钱先生否定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的可靠性，其立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屈原作品中涉及的南方地名，作了一次北迁，即“《楚辞》所歌洞庭沅澧诸名皆在汉北”；二是，屈原卒于怀王入秦以前，绝无可能在顷襄王时迁逐江南。钱穆的文章发表于1934年7月《清华学报》，一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游国恩先生于1936年5月撰写《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一文，力驳钱穆之说，文中第二部分“《楚辞》中沅湘洞庭诸说断在江南证”中云：“近钱穆先生著《楚辞地名考》一文，力辨沅湘洞庭诸水皆在江北今湖北之境，意谓屈子之放，未尝至江南也，说甚奇创。鄙意窃不谓然。愿附伐木嘤鸣之义，与高明共商榷之。”饶宗颐先生于1940年撰写了《楚辞地理考》一书，详引史料，也力驳钱穆之说。但他对《抽思》中的“汉北”，采用了姚鼐之说。其《楚辞地理考·自序》言：“自来言《楚辞》者，多误以屈原放居汉北，此说倡自王船山，后人信之甚多。考其说所资为证者有四事。其一，以《抽思》篇言‘有鸟自南，来集汉北’，即指屈原居汉北。不知‘鸟集汉北’，乃托怀王会秦武关，渡汉而北，非屈原自谓也。”饶氏还批评了游国恩所持的屈原于怀王时被放汉北说。他还根据《抽思》中“低徊夷犹，宿北姑兮”一句，考证“北姑，即齐地之薄姑也”，言“《抽思》作期，当在怀王入秦之后，以‘宿北姑’语证之，原时正在齐也，观《抽思》文曰‘实沛伹兮’，曰‘路远幽处，又无行媒’，曰‘道思作颂’，则其时原或被召，自齐将返郢也”，“且藉见《九章》非尽南迁之作品也”。饶先生对《抽思》中的“汉北”作了为怀王会秦武关渡汉而北的解读，并结合《抽思》中“北姑”的考定，认为《抽思》作于屈原出使齐国时。以上钱穆的观点所引发的争论在以后的《楚辞》地理研究中一直延续。古史地理学家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自序》中说“在前人（主要是钱穆）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细致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钱穆研究的基础上，对荆楚地名由北向南的迁徙作了历时的研究。赵逵夫先生《屈原未放逐汉北说质疑与放逐汉北的新证》一文，不仅力驳了姚鼐、于省吾之屈原未放“汉北”说，而且对饶氏《抽思》作于出使齐国之新说也作了反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明清至今，关于《抽思》中出现的“汉北”及其创作时地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含糊、矛盾直至较为清晰的认识过程。虽各家诸说对屈原于怀王或顷襄朝何时、何因至汉北仍有分歧，但根据屈原作品的情感与历史事实的考辨，屈原曾于怀王时放居汉北，几为学界接受。屈原怀王时放居汉北说，是对汉宋屈原放逐江南说的重要补充，丰富了我们对屈原政治经历的认识，为屈原放逐路线的考察，提供了一处重要的方向性的地标，在《楚辞》地理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03 陵阳——关于屈原东迁与南迁的争论 上文言汉宋间对屈原放逐地的认识限于江南沅湘一带。宋代以后，随着《楚辞》地理研究的深入，除了对“汉北”研究之外，研究者结合屈原作品尤其是《哀郢》与《涉江》中涉及的地名，对屈原迁逐江南的重要地点、放逐路线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陵阳”。 《哀郢》中有两句涉及“凌阳”或“陵阳”，一句是：“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王逸注曰：“凌，乘也。阳侯，大波之神。薄，止也。言己遂复乘大波而游，忽然无所止薄也。”另一句是：“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王逸注曰：“意欲腾驰，道安极也。”对陵阳没有明确解释，从“意欲腾驰”来看，仍然承接“凌阳侯之泛滥”对“阳侯”的解释，把“陵阳”看作是“阳侯”，即“大波之神”。洪兴祖采用汉人应劭、高诱之说，补注了阳侯大波之神的来历。而对“当陵阳之焉至”中的“陵阳”，则是作为地名来解，洪兴祖此句注曰：“前汉丹阳郡，有陵阳仙人。陵阳，子明所居也。《大人赋》云：‘反大壹而从陵阳。’”洪兴祖没有指出王逸注为误，只是指出陵阳为窦子明所居之地，在西汉设置的丹阳郡内。洪氏在“至今九年而不复”句下注曰：“屈平在怀王之世，被绌复用。至顷襄即位，遂放于江南耳……九年而不复，盖作此时放已九年也。”可以看出，洪氏虽把陵阳当作地名解，但一未把陵阳看作是迁所，二未把屈原的放逐看作是东迁。对于王逸、洪兴祖在“陵阳”解释上的分歧，朱熹不置可否，注曰：“陵阳，未详。”而在“九年而不复”的解释，采用了洪兴祖的说法，认为《哀郢》为襄王时屈原迁于江南时作。可见，汉宋间对“陵阳”的解释或有不同，但认为《哀郢》是屈原于顷襄王时南迁的作品，则无异议。 而宋代以后产生的东迁说，其初并未与“陵阳”产生关联。明代汪瑗对“陵阳”的解释承王逸的大波之神说，否定洪兴祖地名说，认为“洪氏解前阳侯，引《淮南》注曰：‘阳侯，陵阳国侯也。’则此陵阳即阳侯也明矣。阳侯兼称其爵，陵阳专称其国耳。洪氏解此，又引仙人陵阳子为说，是亦过求之弊也”。但汪瑗一反《哀郢》为屈原南迁时作的看法，提出是篇为屈原东迁时之作，其《哀郢》解题曰：“（秦昭王）二十九年，当顷襄王之二十一年，又攻楚而拔之，遂取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烧墓夷陵，襄王兵散败走，遂不复战。东北退保于陈城，而江陵之郢，不复为楚所有矣。秦又赦楚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遭谗妒之永废，此《哀郢》之所由作也。其曰方仲春而东迁，曰今逍遥而来东，其迁于东方无疑。但过夏浦，上洞庭，渡大江，不知其实为东方之何郡邑也。旧注谓屈原被楚王迁于江南所作，非也。”汪瑗认为屈原于顷襄王十三年（前286年）被放，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拔郢时，久遭罪废，秦赦楚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其中。汪瑗将《哀郢》与白起拔郢联系起来，提出屈原为楚罪人而被秦迁之东方的新说。 汪瑗之后，王夫之认为陵阳是“宣城”，即今安徽宣州，也持《哀郢》为东迁说，但他的东迁是白起拔郢后楚王东迁陈城，陵阳是顷襄王东迁经过之地，与屈原放逐地无关。王夫之曰：“顷襄迁原于江南，其迁都于陈，原不与同迁。寻绎此篇前后之旨，盖原虽不用，然犹可与闻国政。东迁之役，原所不欲。谗人必以沮国大计为原罪而谗之，故重见窜逐。”王夫之认为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拔郢，顷襄王东迁都城于陈，屈原并未同迁。屈原因不同意迁都于陈而遭小人诋毁，重见窜逐于江南。《哀郢》从开篇到“至今九年而不复”一段所述东迁经过，即“曰东迁，曰楫齐扬，曰下浮，曰来东，曰江介，曰陵阳，曰夏为丘，曰两东门可芜，曰九年不复，其非迁原于沅溆，而为楚之迁陈也明甚。王逸不恤纪事之实，谓迁为原之被放，于哀郢之义奚取焉？”但是《哀郢》既为顷襄王东迁于陈，而屈原又未同迁，又因不赞成迁都于陈而被放逐江南，那么，屈原又如何描写出《哀郢》的东迁路线呢？王说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蒋骥是汪瑗、王夫之之后又一位持东迁说的代表，他继承了二人的东迁说，但又作了很大的改变，集中体现在对“陵阳”作为屈原迁所的解释上。蒋骥承洪兴祖之说，并认为陵阳是屈原东至的迁所：“陵阳，在今宁国池州界。《汉书》丹阳郡陵阳县是也。以陵阳山而名。至陵阳则东至迁所矣。”他对下句“淼南渡之焉如”解释时又云“南渡者，陵阳在大江之南矣”，这透露出蒋骥对屈原放逐路线持东迁而处南的糅合“东”与“南”方位的解释意向。这一意向实是将屈原迁于“江南沅湘”地域向东南作了拓展，以合于“陵阳”在郢都之东的方位解释。汉人对屈原放逐地“江南”是指南楚沅湘之间，蒋骥对“江南”作了新的解释，云：“旧说顷襄迁原于江南而不著其地，今按发郢之后，便至陵阳。考前后《汉志》及《水经注》，其在今宁池之间明甚。以地处楚东极边，而奉命安置于此。故以九年不复为伤矣。然其末年，遂历庐江鄂渚，涉沅湘，过梦泽，而至辰阳。已复出龙阳，适长沙，沉汨罗，彷徨踯躅，几遍大江以南。乃知屈原虽羁迹陵阳，实亦听其自便，所谓江与夏之不可涉者，特逐之江外，不得越江而北耳。或曰原之遍历江南，由谗人播弄其身，窜逐非一所也。故虽九年不复，而拳拳思返，犹未有慨然引决之意。迨至屡黜屡迁，情穷理极，而始毕命汨罗。故两存其说以志疑焉。”蒋骥对屈原迁之江南的“江南”的理解是宽泛的，即“大江以南”，从而使他的东至迁所陵阳的观点在“大江以南”的背景下得以自圆其说，同时又使屈原迁所为陵阳而屈原作品中的地名绝大部分在南楚沅湘一带以及屈原自沉汨罗之间的矛盾得以弥合。 与“陵阳”作为地名解释相关的，还有《招魂》中“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句，对“庐江”的解释。王逸注曰：“庐江、长薄，地名也。”王逸并未注出所在的地理位置。洪兴祖作了补注：“《前汉·地理志》：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王夫之云：“庐江，旧以为出陵阳者，非是。襄汉之间，有中庐水，疑即此水。”与洪兴祖说不同。蒋骥赞同洪说，云：“庐江，水名。《汉志》：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曰贯者，自陵阳入庐江而达大江也。”又云：“王姜斋以襄汉间中庐水当之。按《水经注》，中庐城南有水，出西山，其水甚微，不足以名江也。且详《招魂》词意，当作于原之暮年，其迁江南已久，安得从襄汉而行耶？考《海内东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前汉·地理志》云：陵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水经》云：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三天子都，今休宁率山，地与今宁池相接，所为陵阳东南也。彭泽今属九江府，与武昌相近。然则庐江东际陵阳，西连鄂渚。自陵阳达鄂渚至江湘梦泽，必首尾穿而过之，故曰‘贯’。此可知贯庐江，即《涉江》乘鄂渚之行。而余谓《哀郢》陵阳，在今宁池之间益非谬说矣。”蒋氏通过庐江把陵阳和鄂渚联系起来，又通过鄂渚将屈原至江湘梦泽相联。由于《招魂》的作者与被招者为谁存在异议，蒋骥持《招魂》是屈原暮年自招的看法，因而，他一反众说，把《招魂》最后一句“魂兮归来哀江南”之“哀江南”释为“哀江”之南，将“哀江”释为地名，与汨罗相近，蒋云：“哀江南，旧说以为哀此江南之地，尝考其说，多不可通。今览《图经》，湘阴有大小哀洲，二妃哭舜而名。又《长沙湘阴志》云：哀江在县南三十五里，正与汨罗相近，固知其所指乃言哀江之南，以见入修门之为虚，而沉江之为实。此一篇之穴也。”可见，蒋骥通过《招魂》中的“庐江”，在他看来很好地解决了郢都之东的陵阳与郢都之南沅湘之间的联系，也解决了屈原迁于陵阳而自沉于汨罗的矛盾。蒋骥对“陵阳”地域所在的考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此后，陈本礼、闻一多、姜亮夫、汤炳正、沈祖绵、胡念贻、杨胤宗等皆从其说，把陵阳当作地名解释，虽然各家在采用其说的同时，对屈原放逐时地、路线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但蒋骥此说也遭到后世的质疑。如陆侃如先生云：“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里曾引下文‘当陵阳之焉至兮’一句，证明屈原曾到现在的安徽南部，这恐怕是错的。这句里的‘陵阳’二字并非地名。一来呢，战国时并无名‘陵阳’的地方，至西汉时始有，为丹阳郡十七县之一，在今安徽南部。这是铁证。二来呢，若‘陵阳’确系地名，则下文不当有‘南渡’字样；因为在陵阳附近的长江的方向是自西南向东北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戴震认为这里的‘陵’是动词，‘阳’为‘阳侯’之省文，是以水神而借指大波浪的。故这与屈原的路程并无关系。”潘啸龙先生《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指出蒋骥之说的三个方面的矛盾，进一步论证屈原迁逐地在汉人所说的江南沅湘一带。而廖化津先生《屈原东行考——兼评潘啸龙先生〈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针对潘先生对蒋骥的驳难，在蒋骥的基础上对屈原“东行”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对此，潘啸龙先生再著《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一文，再次强调本着尊重汉人对放逐地皆在沅湘一带的认识、对“南楚”地域范围以及对夏浦、鄂渚等地名的考察，认为“倘若我们尊重汉人东方朔、刘向、王逸、袁康等，在记述屈原再放江南的地域上完全一致的事实（即在“南楚”的“沅湘之间”）；同时对屈原诗作中涉及的地名作慎重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夏浦’、‘鄂渚’等地名在屈原诗中的出现，与汉人关于他放逐‘沅湘之间’的记述并无矛盾；而蒋骥所提出的‘屈原迁于陵阳说’，既与汉人的记述相左，又与屈原诗意不符，终竟是似是而非的臆造而已。”潘先生以汉人对屈原迁逐江南、南楚的认识，指出蒋骥所说的池州陵阳属东楚范围，不属于南楚。这一点蒋骥自己也意识到了，因为，他理解的“江南”是大江之南，而对“哀江南”作出“哀江”之南的地名解释，均是在弥补东迁陵阳与南迁江南的矛盾。此外，赵逵夫先生将“陵阳”当作地名解，但又不同意蒋骥的池州陵阳说，认为“根据先秦之时楚人所称庐水之方位及《汉书·地理志》，可以肯定《楚辞》中说的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发源处的西北面，即安福以西，庐水以北，武功山以南。古人以山之南为阳，先秦时楚人又以高出之陆地为陵，故陵阳当指今武功山以南某地”，并认为“今将此陵阳确定在今江西西部靠近湖南的庐水上游，一系列的问题都得以解决。从地域来说，不仅庐水上游的陵阳在楚人所言的‘江南之野’的范围之内，陆行至湘水流域甚近。而且由仰天湖出土楚简可证洞庭湖以西的汨罗江流域也在楚陵阳县辖区之内，则屈原被放于陵阳，却死在汨罗江的矛盾也得以解决”。但潘啸龙先生认为赵逵夫先生“将发源于‘陵阳东南’的‘庐江’，与发源于江西西部一带的‘庐水’混为一谈了”，“赵先生所称《地理志·庐江郡》记述的另一个‘陵阳’，其实就是‘丹阳郡’之陵阳。赵先生由于未分辨《长沙国》所记安成‘庐水’与《庐江郡》所记‘庐江’之区别，误以为‘庐江’亦发源于江西西部，从而推断西部还有另外一个‘陵阳’，显然是搞错了”。因而，潘先生认为：“屈原《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涉及的‘陵阳’，既然不可能是属于‘东楚’的丹阳郡‘陵阳’，赵先生发现的‘另一个陵阳’又纯属乌有，我看还是不把它当作‘地名’为好。据洪兴祖《楚辞补注》‘陵’，一作‘凌’，王逸《章句》注此句为‘意欲腾驰，道安极也’，可知，‘陵阳’又可作大波‘凌阳’解。屈原由‘江水会’上溯湘水向洞庭而去，正有迎波而进、飘摇‘腾驰’景象，其发出‘当（即“对着”之意）陵阳之焉至兮’的感叹，也正在情理之中。我们又何须拘执其为地名而误入歧途呢？” 综上，学界对“陵阳”主要有三种不同解释：一是陵阳不是地名，是大波之神，以王逸、潘啸龙先生为代表；二是地名，即今安徽池州陵阳镇，以洪兴祖、蒋骥为代表；三是地名，但不是安徽陵阳，而别有所属，以王夫之、赵逵夫先生为代表，但王夫之认为东迁之地与屈原迁逐无关。2011年11月24日至28日，中国屈原学会与安徽省池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了“屈原与九华山（陵阳）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屈学专家十九位，韩国汉学家两位。与会屈学专家对屈原是否迁逐陵阳，意见也未达成一致，基本延续了宋代以来对陵阳的解释。 04 《楚辞》地理研究异说纷呈的非地理因素 《楚辞》地理研究之所以异说纷呈，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研究对象的资料缺乏，以及我们据以研究的文学文本具有开放性，导致对同一文本做出符合研究者主要观点的不同解说；二是文学地理研究视角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楚辞》地理研究而言，不仅涉及屈原自身的放逐路线的考察，而且还面临着楚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其疆域在东西南北四方的拓展与削减的历史变迁；三是《楚辞》地理研究者的政治伦理、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潮以及研究者的地域文化意识等众多非地理因素对《楚辞》地理研究的影响。而前两点又是第三点《楚辞》地理研究的非地理因素得以凸显与异说纷呈的重要原因。 从《楚辞》地理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较早将非地理因素注入《楚辞》地理研究中的，无疑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对《哀郢》主题的解说。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将《哀郢》与白起拔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是明代汪瑗。虽然汪瑗认为《哀郢》乃屈原于郢破后作为楚之罪人而被秦迁于东方，后世几无承说，但他将《哀郢》作因与白起破郢联系起来，却启后世屈原哀悼郢都沦陷说及自杀殉国说。王夫之认为《哀郢》作于白起拔郢之后九年，即顷襄王三十年（前269年），乃为白起破郢、悲叹襄王东迁都陈之事，非一己放逐之哀。王夫之对《哀郢》的解说，更多地包含着王夫之作为明代遗民切身的亡国之痛的政治感受。从《哀郢》创作时地来看，王夫之郢破东迁说是存在着局限的，清蒋骥就作了非常有力的质疑：“今考《哀郢》在陵阳已九年，其后又《涉江》入辰溆，又同辰溆东出龙阳，遇渔父，遂往长沙，作《怀沙》。其秋又有《悲回风》任石何益之言。后以五月五日，毕命湘水，则在长沙亦非一载也。故约略其死，当在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若王姜斋论《哀郢》，谓指襄王徙陈，则为时太远，未必及见矣。且其时长沙曾为秦取，原尚得晏然安身其地乎？”蒋骥批评王夫之说，一是屈原未必能活那么久；二是长沙之地，在白起破郢之后已属秦地，屈原不可能再前往其地安身。更何况王夫之言《哀郢》作于白起拔郢之后的九年，就更加不可能了。由此可见，王夫之对《哀郢》作时与主题的界说，因缺乏时地的考证，使《哀郢》作于白起拔郢之后九年的作年划定与屈原南迁涉及的沅湘流域已非楚有而产生矛盾。这也是后世承王夫之之说的学者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20世纪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推崇，《哀郢》与白起拔郢的创作背景始终受到学界关注，屈原自杀殉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得以凸显，且成为较为普遍的、为大众所接受的一种观点。这方面以郭沫若、游国恩、汤炳正等为代表。郭沫若对屈原情有独钟，他在20世纪30、40、50年代都始终推崇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郭沫若据王夫之说又有改变：“《哀郢》的一篇，应该从王船山说，是襄王二十一年楚为秦兵所败，郢都被白起所据，‘东北保于陈城时所做的’……我们猜想，屈原是被放逐在汉北的。当秦兵深入时，他一定是先受压迫，逃亡到了郢都，当郢都被据，又被赶到了江南。到了江南也不能安住，所以接连着做了《涉江》、《怀沙》、《惜往日》诸篇，便终于自沉了。”郭沫若只取王夫之《哀郢》与白起破郢之间的关系，他和王夫之的不同是，他认为屈原在郢都被据，被放逐在汉北的屈原被赶到江南后的当年，即投江自杀了，而不是王夫之所说的在郢都被据后的九年。游国恩也认为屈原自杀与白起拔郢有关：“黔中即屈子此行所居之地，栖息甫定，而秦兵大至，乃以是年孟夏下沅入湘，至于长沙。又逾月，赴汨罗而正命焉。”郭、游之说都将屈原的投江定于白起拔郢的当年，一方面更加直接地将屈原自杀与殉国联系起来，强化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似乎避免了此时屈原所到的江南沅湘之地已落入秦国而屈原仍能在江南活动的矛盾与可能，这是对蒋骥所批评的王夫之之说存在时地矛盾的一个补救办法。汤炳正先生认为屈原《九章》皆作于顷襄王被迁时，认为屈原于顷襄王二年仲春由郢都出发，东至陵阳，在陵阳呆了九年，再由陵阳至汉北，再由汉北南下到溆浦，再由溆浦北上沅湘，于襄王二十二年，即郢都被破后的第二年毕命汨罗。汤先生对屈原流放路线的考察与传统的看法有异，“传统的看法总认为屈原被放后，只是愤懑彷徨，无目的地四处流浪，而现在看来，他的行踪，表现了他既关心宗国的命运，更关心敌国的动态”。汤先生在《九章时地管见》一文结语中亦云：“从《九章》看屈原的流亡路线，这不仅仅是时地的考证问题，而且对进一步理解屈原作为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也是很重要的。”在汤先生看来，如果说首次从郢都迁逐陵阳是出于不得已，那么屈原从陵阳至汉北、再由汉北至西南溆浦，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关心宗国命运，更关心敌国动态，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另外，蒋天枢先生认为顷襄王二十一年，“‘王亡走陈’时，从行。后来所作《哀郢》，追叙郢都沦陷后的事情”，把屈原卒年定在考烈王元年，即公元前262年，时屈原七十八岁。一改王夫之等人屈原并未随顷襄王东迁的说法，认为屈原随襄王迁陈。而屈原去汉北与江南，不是顷襄放逐，而是自请流放，目的是观察战争状态，这一点与汤炳正先生所说略同。蒋先生之所以提出自请放流之说，是因屈原作品中出现的汉北与江南，已属秦地，襄王自然不可能将屈原放逐汉北或江南，其自请流放说，解决了这一矛盾，且又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行动上的表现，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可以说，以上王夫之、郭沫若等人对屈原爱国的精神和行动与白起拔郢之意关系的看法，以及屈原在白起拔郢后屈原于江南的行踪、路线的考说，均为司马迁《史记》所未载，且与作品所抒感情不合。其最主要的原因即是政治伦理与研究者的个人情感左右了对屈原放逐江南时地的客观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疑古思潮盛行时期，在《楚辞》研究中，产生了以廖季平、胡适为代表的“屈原否定论”；而在《楚辞》地理研究上，钱穆提出的屈原未放江南说，将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江南地名作了一次彻底的北迁，这也有着疑古思潮的背景。钱穆说他这一观点是受到王夫之屈原放于汉北说的影响。如上所述，王夫之确实是屈原退居汉北说的重要人物之一，但王夫之认为《九章》中《抽思》篇中的“汉北”，乃顷襄王时屈原被迁江南后的追述。钱穆断章取义，只看一点，不及其余，且完全否定了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记载，正是疑古思潮在《楚辞》地理研究上的反映。蒋天枢先生曾言：“钱穆《诸子系年·通表四》于本年（按：指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下云：‘屈原卒本年或稍后。’乃系将古史安排于自定规格中。”批评钱穆“将古史安排于自定规格中”，其实王夫之、郭沫若等人包括蒋天枢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以说，王夫之等人对《哀郢》时地的看法，也是抛开司马迁的记载，与钱穆一样，也是“将古史安排于自定规格中”并进而加以推断的结果。 除疑古思潮和随意安排古史外，钱穆的这种观点，还受到自先秦以来地域文化偏见的影响。“楚辞”称名虽然在汉代就存在，标示了其地域属性，也代表着一种文化特征。但从汉至清，学界对楚文化的认识，大多带有一种潜在的或显在的文化偏见。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之《辨骚》与《物色》篇均涉及《楚辞》的文化地理的评论。从文化的角度看，其《辨骚》篇认为前人对屈原其人其作褒贬不一，指出屈原作品合于经典及异于经典之处，虽然没有孟子直言的“南蛮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的地域文化偏见，但刘勰宗经征圣的文化取向，决定了他对屈原创作得失的评价，必以北方经典文化为依据。对屈原骚体创作具有的物色人情，刘勰以“江山之助”释之，只是看到楚地自然地理对屈原创作的影响。朱熹《楚辞集注》云：“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其对屈子其人其文的评价，主要继承了孟子的言论，批评屈原“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反映了朱子以北方文化为中心的地域意识与文化偏见。这种地域文化偏见，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也有反映。如清代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曾提出“春秋时楚境不过江南说”，但是考古的不断开展、地下文物的不断出现，证明顾氏之说的武断。高至喜先生《商周青铜器与楚文化研究》、《楚文化的南渐》两书，以大量的出土实物，证明了春秋时楚文化的兴盛。高先生在《楚文化的南渐》一书“前言”中说：“本书专门论述‘南楚’和‘江南’地区的楚文化。所谓‘南楚’和‘江南’，都是狭义的，在本书中系指湖南全省、湖北东南部和江西的赣江流域以西地区。”应该说，近代以来出土文物的考古学研究，对《楚辞》地理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打破了此前北方文化中心论的文化偏见。钱穆时楚地出土文物尚少，他的观点也受到此种地域文化偏见的影响。他在《屈原沉湘在江北不在江南辨》中说：“自王逸以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说之，近人乃有主《九歌》为湘江流域之民歌者。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哉？”因而他所说的屈原行踪未及江南，显然对楚国从春秋至战国时代的地域拓展缺少应有的认识，对楚文化的成就也缺少客观的判断。可以说，疑古思潮与文化偏见的结合，是钱穆提出屈原行踪未及江南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在《楚辞》地理研究中，还存在着对屈原作品随意割裂的现象，最为明显的表现即是在解释作品时，为了自身解说的合理性或系统性，采用“追述”的解释手法，对作品作出符合作者旨意的时空剪接。如王夫之囿于《九章》全部作于顷襄王时放逐江南说，对《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句作出屈原于怀王时退居汉北的解释，但又认为此乃顷襄之世的“追述”。再如蒋骥东至陵阳迁所说与九年后从陵阳至《涉江》中发鄂渚至溆浦的时空链接，是靠《招魂》“路贯庐江左长薄”一句贯通的。因此，他对《招魂》乱词“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至“与王趋梦兮课先后，君王亲发兮惮青兕”几句，认为“追溯自陵阳至溆浦之时”，又言“此节追序岁首南行，适遇楚王田于江南，而所见如此。庄辛所谓驰骋云梦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于此亦可见也”。对接下来的“朱明承夜兮时不可淹”至“魂兮归来哀江南”几句，是“复从梦泽经过，故感怀而发此叹也。……前此犹以放逐之身，遥见君之颜色。今则目断千里，瞻望无期。回首春时，伤心欲绝。盖盛德终无所考，而离殃愁苦如此。魂虽归来，岂能入修门以娱乐哉，亦惟往哀江之南以誓死而已”。把整个乱词裁成两段，实让人难以理解，并对“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样明白易晓的诗句作出“哀江”为地名，即“哀江”在汨罗附近的奇怪新解，均是为了维持其总体的构想，使本来争论不休的《招魂》，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知所云。 05 《楚辞》地理研究的几点感受 首先，以上对《楚辞》地理研究的梳理，尤其是对“汉北”、“陵阳”争论焦点的考察，是从静态的地域与地名解释的角度总结的，而实际上各家的观点，都关涉屈原放逐年代、次数、起止点、放逐路线以及屈原放逐路线背后的政治原因，各家之说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歧义纷呈。尽管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两千多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楚辞》地理研究在争论中渐趋清晰，屈原于怀王时或被放或退居汉北，顷襄王时迁逐江南，除去各家在放逐年代上的差异不论，单就地域论之，大致不差，并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 其次，学界对《楚辞》地理研究尚偏重于实地考证，这一点虽很重要，但我们尚应重视《楚辞》地理的空间想象以及文学意义的研究。就屈原作品来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本身涉及的地名，除了楚地外，还有作品中的想象空间如昆仑地域，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二是作为地标性的地名如郢都或地域如汉北与江南，除实地考证外，尚须作文学意义上的探索，这应该是文学地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昆仑地域无疑是屈原的空间想象，人们一般只把它当作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不作进一步探究。当然，一些学者如姜亮夫、蒋天枢等先生也曾着意于屈原笔下昆仑地域的情感寄托等方面的探索，尽管如此，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可能与必要。另外，郢都、汉北与江南，是屈原一生中三个重要的活动空间，正如上文分析的，学界多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或将屈原的行踪过多地涂抺上了政治伦理色彩，缺少对三个地理空间作文学表达意义上的研究与考察。可以说，如何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品探讨《楚辞》地理的文学意义，是一项值得重视的研究内容。 其三，鉴于《楚辞》地理研究的非地理因素的干扰，在尊重汉人尤其是司马迁的《屈原列传》等文献的前提下，细研文学文本，从作品感情的变化体会屈原政治命运的变迁并进而确定其作品创作的时地，这可能是目前研究《楚辞》地理最为切近的途径。而在阅读中应该尽量避免运用“追述”的手术刀对作品做出随意的时空剪接；摒弃不顾作品情感，将屈原汉北、江南的经历安排在学者自己认定的历史框架中进行随意阐释的做法。 谭其骧先生曾言：“舆地之学，虽究心有年，然仅局于秦汉以后。至于先秦，则略窥大抵而已，迄未尝有所论列。良以文献阙佚，立说难得确证，不敢以悬揣之谈，盗名欺世也。屈宋辞人之言，事实半为采藻所掩，尤有扑朔迷离之感，向以畏途视之。”谭先生指出了因文献阙佚以及《楚辞》的文学性给《楚辞》地理研究带来的困难，也反映了谭先生作为地理学家学术上的严谨。不难看出，对《楚辞》地理的研究，远非是一轻松的课题。对屈原放逐时地、路线的考察，想要得出一个为众人接受的观点，也很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楚辞》地理的研究，既要与历史地理结合，力求做到客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同时也应注意从文学文本出发，探讨文学地理凝聚的情感内容，避免对《楚辞》地理作出不符合作品情感内容的臆断与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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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6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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